当我们读史的时候我们在读什么
对历史一直怀有深厚的兴趣，这还要感谢《明朝那些事儿》对我的启蒙。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剑桥中国隋唐史》，叙述风格要严肃得多，第一章导言部分直接跳过了= =。其间查阅不少的资料，颇费了一番心思。此书虽不能用“完美”形容，但厚重而并不晦涩的叙述、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对历史原貌得以一窥等等，无不使人备感欢欣，也不辜负这一月的埋头苦读了。
一开始我并不十分信服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隋以前宋齐梁陈和唐后期这种相对混乱、史料记载稀少的时期，更怀疑一个歪果仁的能力。当然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完全忘了本书写自外国学者之手。相反，海外学者们独有的研究视野、治学态度给我不少启发。
最典型的是对史料的甄别和充分挖掘，例如作者对正史所载李世民开国功绩的质疑、对“大赦令”的剖析；将史料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史料不足征时、宁肯悬置问题的风格，展示了作者们严谨严肃的学术态度。在隋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仍然尽量挖掘有限史料的价值，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较少或无人问津的课题，给读者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以永贞革新为例，历史上对其的性质一直争论不休，本书从史料不足的原因入手，对双方分歧的原因也有所涉及：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以做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很明显，许多材料都被故意弃毁，而几乎每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只能靠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是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
从上述分析出发，加上对杜佑及其周围人际的关注，对革新失败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后，作者总结：“不好肯定地说二王集团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情况也只能是这样。”
像这样因史料不足而没有得出最后肯定性结论的地方很多，但这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相反，在坦白学者能力有限性的同时，表现出其对真理的追求，这种态度是如今浮躁的我们应当学习的。
尤其喜欢本书对历史人物体贴周到的理解，不做高高在上的道德批判，把历代帝王放在平凡人的视角，孰是孰非，都能客观公允地看待。
对隋文帝性格来源的分析是一例：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个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有的。”
当然，隋文帝之子杨广，隋炀帝更是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一个皇帝，其被丑化的程度之深，让我忍不住为他深感不平。末代昏君、残暴铺张、独断专横，这些都不是全面的他。实际上，炀帝是一个颇有才能的人，一个尊重佛学、儒家的文化人，甚至一个政治美学家，即便在爱情上，也是历史上很多皇帝无可比拟的，他对萧后一生的爱与尊重，令人十分感动。
“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谐的一切礼仪。”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然而应该看到，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历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来源于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
对安史之乱后长安乃至全帝国的心态的分析也是一例，独到而深刻：
“长安陷落后不久便出现了8世纪后期经常能见到的悲观失望的不信任情绪和严厉批评的情绪。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得的。”
我们上课时讲到，唐朝边塞诗通常是激情昂扬、充满希望与爱国热情的，然而从这一例帝国心态的分析，也可推测唐朝国势渐衰、将士与人民的热情大大降低的事实。
再回顾一下我一直以来最好奇、也是本书阐述分析相当精彩的一部分——对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的探讨。其实也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公允的评价与叙述。传统观点认为李专权导致了安史之乱，事关唐代盛衰转变之机。其实，在唐玄宗晚年消极理政的背景下，李专权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本书评价的：“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
唐元和宰相崔群曾说：“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但是，李林甫作为一个没什么文学才能的唐皇室远亲，能在崇尚文学的盛唐平步青云，不可能没有一点才干。
首先，他能洞悉当时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的变化，并适应新形势，推动和主持唐玄宗朝后期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均田制在玄宗朝趋于崩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走向破坏。开元二十五年朝廷修订、重颁均田令，试图维护均田制，同时又进行财政改革，提高户税、地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些都只是经过大规模修订后重颁的律令格式之一，而李林甫正是这次大规模修订的主持者。此外，李林甫还是编修《唐六典》的主持者之一，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注文署名“李林甫奉敕撰”。《唐六典》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一项创举，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另外，李林甫还具有超群的制度设计能力。最典型的，进奏《长行旨》。《长行旨》是对每年一次的支度国用计划的简化与固定，从此，度支每年只要将所需征收赋税数量报皇帝裁可，由金部向各州颁布一二纸文，具体份额及征纳措施等，各州即可根据长行旨条自行处置。对此本书的评价是：“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一致的总原则。”
最后，作为朝廷中人，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更是必备功能，从张九龄到李林甫，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宰相集权是把双刃剑，既利于提高中央的行政效率，也往往对皇权构成威胁。唐玄宗需要宰相集权，更要求宰相绝对服从他的意志。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拟任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玄宗怒道“事总由卿”；他又认为“九龄有党”，遂罢其相。张九龄罢相的根本原因在于独断专横，背公结党，被认为对皇权造成了威胁。李林甫对此看得很清楚，深知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他曾如此劝诫那些“不知趣”的谏官：“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唐玄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权于主相。唐玄宗晚年消极理财，贪图享乐，也需要宰相专权，当然，是那种忠于皇权，代表皇权，使皇帝放心而感到“不专”的专权。而李林甫的专权，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的结果，暴力清洗政敌的作用尚在其次。
由此可见，李的上台与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出色的行政能力不无关系，不能简单归诸“口蜜腹剑”的奸臣伎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在今天还原历史的原貌，至少要做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把武后与佛教关系的相关结论过简单化，将武后对佛教的推崇完全归结于薛怀义的影响，明显有失偏颇；甚至后半部分错别字较多等等。但作者善于概括、提升，能犀利地指出现象背后的本质甚至潜在的心态，从中散发出学问背后的睿智与情怀，更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缺乏的。著名唐史专家张国刚说过：“这里的大学教授们或者整日伏案，或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奔走于图收馆、办公室之间，这里没有人们想象的豪华和气派，有的是学者的淡泊和安然。徜徉在剑桥的校园里，你将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魅力。”
由于时间原因，深感对这部作品的挖掘还非常不足，这次读书笔记也不过是窥豹一斑。已经决定暑假回家进行第二次研读，期待第二次阅读的温故知新，期待更精准细致的领悟～
一开始我并不十分信服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隋以前宋齐梁陈和唐后期这种相对混乱、史料记载稀少的时期，更怀疑一个歪果仁的能力。当然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完全忘了本书写自外国学者之手。相反，海外学者们独有的研究视野、治学态度给我不少启发。
最典型的是对史料的甄别和充分挖掘，例如作者对正史所载李世民开国功绩的质疑、对“大赦令”的剖析；将史料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史料不足征时、宁肯悬置问题的风格，展示了作者们严谨严肃的学术态度。在隋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仍然尽量挖掘有限史料的价值，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较少或无人问津的课题，给读者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以永贞革新为例，历史上对其的性质一直争论不休，本书从史料不足的原因入手，对双方分歧的原因也有所涉及：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以做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很明显，许多材料都被故意弃毁，而几乎每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只能靠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是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
从上述分析出发，加上对杜佑及其周围人际的关注，对革新失败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后，作者总结：“不好肯定地说二王集团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情况也只能是这样。”
像这样因史料不足而没有得出最后肯定性结论的地方很多，但这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相反，在坦白学者能力有限性的同时，表现出其对真理的追求，这种态度是如今浮躁的我们应当学习的。
尤其喜欢本书对历史人物体贴周到的理解，不做高高在上的道德批判，把历代帝王放在平凡人的视角，孰是孰非，都能客观公允地看待。
对隋文帝性格来源的分析是一例：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个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有的。”
当然，隋文帝之子杨广，隋炀帝更是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一个皇帝，其被丑化的程度之深，让我忍不住为他深感不平。末代昏君、残暴铺张、独断专横，这些都不是全面的他。实际上，炀帝是一个颇有才能的人，一个尊重佛学、儒家的文化人，甚至一个政治美学家，即便在爱情上，也是历史上很多皇帝无可比拟的，他对萧后一生的爱与尊重，令人十分感动。
“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谐的一切礼仪。”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然而应该看到，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历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来源于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
对安史之乱后长安乃至全帝国的心态的分析也是一例，独到而深刻：
“长安陷落后不久便出现了8世纪后期经常能见到的悲观失望的不信任情绪和严厉批评的情绪。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得的。”
我们上课时讲到，唐朝边塞诗通常是激情昂扬、充满希望与爱国热情的，然而从这一例帝国心态的分析，也可推测唐朝国势渐衰、将士与人民的热情大大降低的事实。
再回顾一下我一直以来最好奇、也是本书阐述分析相当精彩的一部分——对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的探讨。其实也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公允的评价与叙述。传统观点认为李专权导致了安史之乱，事关唐代盛衰转变之机。其实，在唐玄宗晚年消极理政的背景下，李专权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本书评价的：“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
唐元和宰相崔群曾说：“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但是，李林甫作为一个没什么文学才能的唐皇室远亲，能在崇尚文学的盛唐平步青云，不可能没有一点才干。
首先，他能洞悉当时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的变化，并适应新形势，推动和主持唐玄宗朝后期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均田制在玄宗朝趋于崩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走向破坏。开元二十五年朝廷修订、重颁均田令，试图维护均田制，同时又进行财政改革，提高户税、地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些都只是经过大规模修订后重颁的律令格式之一，而李林甫正是这次大规模修订的主持者。此外，李林甫还是编修《唐六典》的主持者之一，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注文署名“李林甫奉敕撰”。《唐六典》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一项创举，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另外，李林甫还具有超群的制度设计能力。最典型的，进奏《长行旨》。《长行旨》是对每年一次的支度国用计划的简化与固定，从此，度支每年只要将所需征收赋税数量报皇帝裁可，由金部向各州颁布一二纸文，具体份额及征纳措施等，各州即可根据长行旨条自行处置。对此本书的评价是：“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一致的总原则。”
最后，作为朝廷中人，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更是必备功能，从张九龄到李林甫，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宰相集权是把双刃剑，既利于提高中央的行政效率，也往往对皇权构成威胁。唐玄宗需要宰相集权，更要求宰相绝对服从他的意志。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拟任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玄宗怒道“事总由卿”；他又认为“九龄有党”，遂罢其相。张九龄罢相的根本原因在于独断专横，背公结党，被认为对皇权造成了威胁。李林甫对此看得很清楚，深知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他曾如此劝诫那些“不知趣”的谏官：“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唐玄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权于主相。唐玄宗晚年消极理财，贪图享乐，也需要宰相专权，当然，是那种忠于皇权，代表皇权，使皇帝放心而感到“不专”的专权。而李林甫的专权，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的结果，暴力清洗政敌的作用尚在其次。
由此可见，李的上台与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出色的行政能力不无关系，不能简单归诸“口蜜腹剑”的奸臣伎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在今天还原历史的原貌，至少要做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把武后与佛教关系的相关结论过简单化，将武后对佛教的推崇完全归结于薛怀义的影响，明显有失偏颇；甚至后半部分错别字较多等等。但作者善于概括、提升，能犀利地指出现象背后的本质甚至潜在的心态，从中散发出学问背后的睿智与情怀，更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缺乏的。著名唐史专家张国刚说过：“这里的大学教授们或者整日伏案，或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奔走于图收馆、办公室之间，这里没有人们想象的豪华和气派，有的是学者的淡泊和安然。徜徉在剑桥的校园里，你将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魅力。”
由于时间原因，深感对这部作品的挖掘还非常不足，这次读书笔记也不过是窥豹一斑。已经决定暑假回家进行第二次研读，期待第二次阅读的温故知新，期待更精准细致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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