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俗中找寻失落的男性

                
                
文章刊登于《南风窗》2015年6月29日 （第十四期）何任远/文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大小河道上总能听到“嘿——呵——嘿”的男子吆喝声音。一条细长的龙舟划过水面，爆竹声和锣鼓声划破了水泥森林的上空。汗水与泥土的生活，似乎与现代大城市的生活渐行渐远；龙船上的罗伞、神像、鼓点以及划船者粗壮的手臂，都与背后渐渐崛起的大楼盘格格不入。在珠三角地区，舞狮和龙舟这些村落传统习俗还是有坚守的人群；然而随着城市化日渐推进，作为原始乡民和城市人的身份在传统文化坚守者的身上折现出某种矛盾的张力，而这种身份叠加产生的张力，将会深远影响到这些村落的文化承传。
美国男性文化研究者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S. Kimmel）曾经说过，男性气质会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追溯美国历史，基梅尔考察了美国立国初期的三种男性：儒雅的家长、英勇的匠人和商业化市场男人。儒雅家长体现自由的地主贵族美德，而英勇的匠人则体现民主精神。但是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市场男人改造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氛围。他们把儒雅的家长打上“迂腐”的标签，替匠人划上“不务正业”的等号，从而把这两种男性推向边缘化，而市场男人则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型男性，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男性的气质与行为典范。
基梅尔的男性气质随着社会生产关系改变而发生变化的论断给笔者的观察不少启发。作为广州城中村落文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我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认识了若干位村民。他们作为大都市扩张背景下的村落文化承传人，在城市化和白领阶层“成功男性”标准变得越来越一致化的背景下，重新用自己的定义书写着自己的男性气概。在依靠体力的劳动关系日渐式微，社会审美趋向中性化，以及单一化“男性成功标准”的大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突破日益单一化的男性社会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勇气和努力。难以想象，自古以来一直在各种文化中被奉为“阳刚”和“孔武”的男性，其实也面临着自身的困惑和矛盾。
                
                
（一）22岁的伍师傅
来自广州东部城中村杨箕村的22岁青年伍志钊第一眼看上去给我的感觉犹如一条在江河中游弋的鱼，他光滑又黝黑的肌肤和流畅的躯干是众多广州青年所不具备的体态。在两年前，经过朋友和同事的介绍，我来到了杨箕村，拜伍志釗为师，学习传统舞狮。
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和朋友来到杨箕村的整改工地前，第一次跟随伍师傅从基本功站桩学起。作为与伍师傅在同一个时代一个出生在广州革新路老工业区的城市居民，我跟伍师傅从外貌和母语口音方面几乎不能看出任何地域差异，大家小时候所观看的港台粤语节目和市区街道那种学校文化氛围应该没有太大落差。然而深入交流后，我却发现伍师傅所代表的生活，正是城市环境下生长起来的男性普遍缺乏的一种自然和奔放的另一番历练。
就在14岁的时候，伍师傅受到村里老人的引导第一次加入杨箕村的舞狮队；身材不高，但是臀部相对硕大扎实的伍志釗，成为他的师父眼里理想的“狮头”饰演人员。在余下来的日子里，伍志釗几乎连上下楼梯都要模仿狮子行走的动作；如此投入的训练让舞狮、武术和龙舟等传统岭南村落的活动成为了伍志钊在少年时代的一大生活爱好。他的生活开始与这个城市的大部分青少年生活发生差异。有人质疑他的生活目标，但是事后证明在这个城市和农村空间关系较为微妙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坐标。
8年过去了，伍志钊被摔得遍体鳞伤，甚至还曾经因为膝盖受伤而入院数月。然而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了一些来自附近东部城中村，比如猎德、潭村、车陂和林和等村的年轻徒弟。在一向以年龄长幼为次序进行论资排辈的传统村落里，年龄只有二十出头的伍志钊因为其相对出众的舞狮技艺和高昂的热情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成为了杨箕村最著名的舞狮教练和龙船队领队。不仅如此，他还受到了一些学校和组织的邀请，向比他更加年轻的少年们传授舞狮和武术技艺。
伍志钊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全身心推广传统文化的道路。在前年一次训练过程中，我不小心对伍师傅的表弟说了一句“学习舞狮后你打算在社会有什么发展吗？”被站在旁边的师傅无意中听到了。一向寡言的伍师傅并没有向我辩解，而是整整一个月不与我搭话。经过一段时间，我才体会到，进入传统村落的文化语境里，过于“市场化”和现实的解读里面的人和事，往往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芥蒂和误会。有时候必须会心地体会到，即使是自古被认为是“强者”的男性，其实也面临很多困惑和敏感点。与其患得患失，不如从中享受其他同龄人难以享受的文化体验乐趣。埋头专注自己热爱的事业，总有一天能够有所回报。
                
                
（二）在龙舟上看到城市另一面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人通常要从小经历一个自上而下被安排的教育制度的倒模和培训，获得高度分化的谋生技能，从而塑造出一个被主流社会和权力结构认可的理想典型和“成功模式”。在已经融入了都市的城中村民里，他们的生活也无非要经历这样一个已经被大城市普遍接受的塑造过程。然而，总有一些个体在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的撮合下，在无需经历这些过程而造就自己的人生。
在农历五月上旬正午灼热太阳的烘烤下，广州城西和城东的水系沿岸各村都到各自的亲属村落拜访。五月初二是杨箕村龙舟探望东部水系表兄弟村的日子。在那艘容纳七十多人的细长大龙上，伍师傅站在打鼓的位置，比起大部分龙舟手要显眼得多。在一艘龙舟的人员编制里，负责划船的“爬仔”是最普通的“基层成员”；那些在船首尾掌舵的龙舟手，则是具有一定经验，并且体力优胜的高一级“技术人员”；而到了打鼓和打锣的级别，则是可以对整艘龙舟发号司令的“船长”了。没有一定的资历和地位，龙舟鼓手这个地位绝对不能担当，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民间习俗里，乃至在古代的战场上，敲击乐具有指导性的信号传导作用。鼓的节奏和力度决定了龙舟手划船的速度和力度，而龙舟手划船的节奏，必须严格服从鼓手发出的节奏和命令。只见伍师傅在船上一边敲击着鼓，一边高声向其他龙舟手发号司令，鼓舞他们的士气。在需要拐弯和仔细留意水流方向的地方，伍师傅向船首的舵手发出各种方向校正的指示。如此年轻的鼓手在船员中显得非常鲜明。
                
                
相比起广州西部狭窄的河涌水道，广州东部的水系壮阔近海，龙舟的颠簸幅度远比在西部河涌要大，宽广的江面给龙舟好手们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不要以为依靠人力的龙舟比汽车要慢，在不熟悉路面的情况下，很多依靠座驾追逐龙舟的记者们往往会跟丢，而那些龙舟则穿越那些不为人知的水道，突然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一条河涌水面。曾经跟随着摩托艇一同采风的我，有幸从这些龙舟手的主观视觉在水上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狭长的水道，要么在地下，要么被高楼包围，而转眼之间，又突然回到珠江的主干道，参天的广州塔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种绝大部分广州人从没经历过的广州城市水道感官，而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能够跟随伍师傅和其他村民的船队游历东部水系，借助这份经历去重新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城市另一面，这份记忆已经弥足珍贵。
                
                
（三）从未被赋予的男性角色
伍师傅属于拥有飞驰的龙舟和威武的狮子世界里，尽管他的故乡早已被水泥森林包围，他的住处早已迁入高楼。那条曾经清澈而且两岸是田园风光的杨箕涌，也成为了城市河涌的一部分。从伍师傅的身上，无论是身材和肤色，还是精气神层面的感触，他都让我感到南粤地区龙狮两种古老图腾的再现。他熟记各种民俗仪式的细节步骤，有着一套与别不同的生活理念，更加不会有上班族身上散发的那种无聊感和刻意追求的所谓“文艺气质”。我佩服他，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无需受到一般城市男人所面临的各种束缚：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办事被绩效表捆绑、必须迎合办公室的所谓“公司文化”、必须穿适合办公室的衣服，而不是让自己的肌肉皮肤裸露在炎热潮湿的空气中等等。“斯文”已经成为一种管束都市男性的要求；通过消费来改善自己身体和头发外形，通过购物来标榜自我形象，变成了都市男性我身份塑造的一种最普遍方式。各种男性时尚杂志在不断灌输各种成为标准讨人喜欢的男人形象准则。不仅女性是固定标签代入的受害者，其实男性也很被动。更加极端的是，在我那个阴盛阳衰的办公室里，稍微表现多一点男人气质的行为，都会被一些小清新白领们打上“直男癌”的标签；雄性味道比较重的男士在今天有时候可能处于弱势地位。而我从跟伍师傅的关系中，我还能继续吸收久违的阳刚气息；另外，我最享受的一点是我能够逃脱越来越单一化的城市男性准则，在时空的偶尔间隙中，以村落文化为窗口，把自己代入一个从来没有被赋予的男性角色里，希望这种喘息让我不至于被新的性别霸权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