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欧阳修，苏轼（文/王路）

十多年前，我读南怀瑾，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颇虚诞不实。当时，互联网上搜索南氏，几乎是一边倒的赞颂，称南氏为大师。朋友中有好读南氏者，问我如何评价，我说，感觉他比较喜欢吹牛。
 
十多年后，网上再搜索南氏，不说一边倒，但绝对是嘲讽声多过了赞颂声，连我那位先前颇好南氏的朋友，饭桌上跟人聊起，也是语带讥谑。他举了个例子，说南怀瑾说，人鼻孔通气的情况，上午跟下午不一样，这跟人身体的“周天”和“活子时”有关，有些修炼得比较厉害的人，你问他几点了，他就使劲儿用鼻子嗅嗅，就能说得差不多。说完，一桌哈哈大笑，笑南怀瑾愚蠢。我不语。
 
朋友问我怎么看。我说，南怀瑾要愚蠢，你们就脑残了。朋友愤然打开知乎，指给我：你看得票最高的回答，都是骂南怀瑾不懂的，你自己以前不是也说过南怀瑾爱吹牛吗，今天水平怎么又开倒车了呢！
 
我说，笨人有个特点，就是爱跟风。网上都说南怀瑾是大师的时候，他说南怀瑾了不起；网上都说南怀瑾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说南怀瑾不行，处处讲错。实际上，南怀瑾不知道比他们聪明到哪里去了。
 
南怀瑾的确爱吹牛，也有不少讲错的地方，但往往是聪明的人才会吹牛，不聪明的人，牛你都吹不起来。一个人读书多少，跟聪不聪明没关系。读书多少是学力，聪明与否是天赋。再说，南怀瑾读书并不少啊。只是学得杂了。他有他的专攻，但他的专攻不是学问。他就算对学问略知一二，也肯定不懂量子物理，谈量子物理，自然是吹牛。
 
从一个认真的学者身上，发现一点正确的东西，太简单了。但从南怀瑾这样的人身上，明知道他讲的夸大其词，还间有谬误，还能发现他的价值，就不容易了。首先你得虚心，你虚心，才能从一个人错了的地方发现他错的价值。有可能比讲的对的东西更有价值。
 
比如，南怀瑾说两只鼻孔通气情况在不同的时辰有差别，这观点是他从别处读书读到的呢，还是自己臆想的呢？如果说是他读书读到的，为什么我们没读到，他读到了，岂不说明他的涉猎有常人不及之处？若说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那就更胜一筹了，你有这样的想象力吗？他讲这个段子，不科学归不科学，但听过一遍，我就不会忘。你查百科给我介绍鼻子的功能，可能讲一下午，我一句都记不住。为什么南怀瑾能说出那么多让人一听就不忘的段子呢？这也是本事。
 
挑一个人的错很容易，鄙视一个人也很容易。什么事情难呢？你知道一个人讲的全错了，但又发现他的错误当中包含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想象力，比如逻辑。
 
南怀瑾有极好的想象力和逻辑，他并非不知道自己讲的哪些地方不通，哪些地方是臆想。只是，他的才华主要就体现在他臆想的地方。但他又不是一个全靠臆想的小说家。他借臆想展开，其中包含着很多世俗的智慧。如果拿儒家“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标准来准绳他，他自然不及格。但他不是一个儒家，而在佛陀的教法中，有许多随顺世俗的譬喻说法。拿儒家标准来约束南怀瑾，就错了。
 
他虽然不是学者，却有上进的雄心和精神。他的师父袁焕仙被太虚大师斥为“一场败阙”，他也自觉学问不敌欧阳竟无门下的高足，告诉贾题韬说，打算闭关三年苦学唯识，后来也的确这么做了。因为这个，也有人认为南怀瑾是袁焕仙门下唯一能转身争气的人。
 
此外，南怀瑾还特别有文学细胞。他在台湾写第一本书《禅海蠡测》，用了骈四俪六的句子。那时候大概还带着点浪漫主义气质，想用文采来让书显得好看一些。但很遗憾，没人读。后来他的书广为流行，是因为通俗化了，都是讲座上各种唠嗑，其间夹杂一些和题旨相干的东西。
 
如果按传统学问“辞章、考据、义理”来划分，南怀瑾的天赋在辞章方面，考据和义理的功夫比较粗疏。但真正容易流行起来的，也恰恰是“辞章”，而不是考据和义理。其实，除了在考据鼎盛的清代，几乎所有的时代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时代，真正有学问的人，并没有文章写得花哨的人名声大。
 
文章要写得好，并不需要多少学问。但需要世俗的智慧，加上一些修辞的训练。很多流行的学者，看起来学问很深，其实并不是学问深，而是懂得修辞。懂得修辞，就能把大妈都懂的道理，说到看似很高深的层次。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淫文破典，附靡者众”。
 
章太炎这八个字是用来批评两位大文豪的：欧阳修和苏轼。他说欧阳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胡乱解释经典，不辨名理，却很笃定地认为自己“闻道”。又说苏轼的水平只在写策论考功名，对于义理，是首鼠两端而善变的。苏轼跟人辩论，“专以后起伏击”，因为谁在辩论时最后结束发言就好像占到了上风。苏轼专瞅这个便宜来拣。
 
章太炎的批评，并不是独家的见解。比如，钱穆评价欧阳修：“永叔于古书能辨真伪，盖得唐韩愈氏之传。就《庄》书文章高下而判其真赝，非深于文事者，不易骤企也。然读古书，必具此一眼。”
 
钱穆的话当然是褒扬，但这褒扬中也透露出同样的消息：欧阳修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文章。他之所以怀疑《古文尚书》、怀疑《十翼》，并不是因为他在考据和义理方面的功夫，而在于他“深于文事”。章太炎和钱穆虽然对欧阳修一贬一褒，只是论据的“用”不同，论据本身是一致的。
 
也并不是近代人才如此看。张伯行，这位康熙年间进士，礼部尚书，在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时，就不喜欧阳修和苏轼。他认为，苏轼的文章有严重的问题，表面是儒家的三观，实际上没有三观，是用纵横家的手段文饰之，耸人听闻以取胜。这和章太炎说苏轼“飞钳而善刺”完全相同。苏轼的功夫来自苏秦张仪之流，在有识者眼里，是掩饰不了的。
 
不仅张伯行，王夫之也攻击苏轼，他说，“扬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之徒，日猖狂于天下，而张子韶、陆子静、王伯安窃浮屠之邪见，以乱圣学。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耻，而自矜妙悟焉。呜呼，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此哉！”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的人，十之八九都会觉得苏轼学问大。比如一则逸事说，有个老学究，在苏轼之后做翰林学士，拿着自己的文章问别人：我的文章比苏轼如何？别人说，你的文章并非不如苏轼好，只是，你写文章时总是翻书，人家苏轼写文章从来不见翻书。
 
但苏轼不翻书就真学问多吗？不知道。至少我是判断不了的。我虽然读过苏轼不少诗词，也读过欧阳修一些诗词，却对他们的文章很少涉及，通共不到一百篇。但欧阳修、苏轼在我印象里，很久以来都是博学鸿儒的样子，似乎是他们时代的顶尖者。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误解。我们以为他们博学，仅仅是因为他们名声大，文章好，够性情，逸事多。
 
正如今天判断一个学者，不是内行，根本无法窥见他们的真正水平，只能从他的头衔、社会名声和地位上来推测。是不是教授、博导？是哪个学校的？客座不客座？再细一点，查查他发表过哪些论文，出过哪些专著，以此论定了。今天我们对欧阳修、苏轼及其同时代人的熟悉程度，就更少了，于是往往带有一种偏见，觉得这个人既然名声大，传到了现在，想必一定是当时顶尖的学问家吧。
 
章太炎说，如果讽刺一个读书人，说他是程朱之徒，他就会勃然大怒，以为被鄙视了。如果说他是欧苏之徒，倒有十之七八会欢欣鼓舞。
 
南怀瑾的学问，固然无法与欧阳修、苏轼相比。此文并举他们三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常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往往不是出于真正的熟悉和了解，而是出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是聪明的人，不敢以此自居，觉得自己博学多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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