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流派和晚唐的绮艳诗派

《唐诗流派通论》（吴怀东，新华出版社，2004）
隋唐之前即有学者总结出影响文学风貌的诸因素为：地域文化，政治状况，时代特征，个人性情，文体成规，人际交往，群体交往。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独特风貌。当然此处本人认为，社会思潮是否也可以单独提出来成为一个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影响文学的同时，也构成了文学的作品内容。此书谈及流派问题，指出“如果不同文学作品在这些内容上有想通、相同之处”，这些作家便可以归为一类或被视为一个流派。
而在文学史上，其实关于流派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文学社团的高级形态，强调作家之间的密切交往、相互切磋并因此形成的理论兴趣和创作风格的一致。这相当于是一种作家们自觉地在写作风格和关注对象方面的靠拢。比如宋元以来的诗社，而这样的现象其实更多地出现在现代文学和欧洲文学史。
另一种是作家们在创作方面即写作体裁、写作题材、审美意味和创作主张的一致性，或者相似性。而这一样一种流派更加适合唐代诗歌的情况。
其实严格说来，每一个作家或者说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的作品中自然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不过若将诗人放到时代、地域等等大背景下，纵使其个人风格多种多样，都不可避免的在同样的时代、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因为有相似的个性、交往对象、境遇和思想认识而在作品中体现出一定相似性。
唐代的诗歌流派，由本书大致分为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轴来介绍。的确，唐代诗歌风格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流派也就不奇怪了。
而本人比较关注的是晚唐时候的诗派发展。晚唐时候的社会面对的是中唐时候的三大矛盾即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消耗之下的境况：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使得王权被架空，大唐政权名存实亡，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就失去了发展的良好条件。诗人们在前人及其丰富思想艺术作品的基础上，继续创作，同时使得晚唐的诗歌理论研讨比初唐中唐更加活跃。不过这也并不能被称作“国家不幸诗家幸”，此时的社会风气虽然依旧崇尚诗歌，诗歌群体也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形势，但本人认为此时诗坛的活跃并不是因为动荡不已的社会环境。相反，在唐政权穷途末路、皇帝无能、奸佞横行、战火纷乱之时，诗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退避为社会的边缘人，他们自然很难再有初唐人的理想与渴望、盛唐人的自信豪迈和中唐人的忧患意识与刚怀激烈。
面对整个盛世的逐渐萧条，诗人们的才情也还是倾注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之中，但是却有与前代诗人不同的诗作流派了。此书中主要考虑到“诗人主要创作风格及其渊源之不同，同时兼顾诗人的艺术成就大小、诗人交往，并进而根据晚唐八九十年诗人群体的先后分布”，将晚唐诗人前后划分为三个流派。前期是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为代表的绮艳诗派、苦吟隐逸诗派和浅俗诗派。而这三大流派，都避不开整个时代气度狭小、伤感萎靡的主调。
且读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还有杜牧的“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两位诗人无独有偶，都在感慨繁华的消失，难以言表的留恋惋惜和孤独寂寞在一天结束之际的黄昏和一年将尽的秋日通过诗歌抒发了出来。
而此处拿杜甫同样是写游览乐游原的“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乐游原歌》）作比，杜甫的诗风尚且沉郁顿挫，彼时却依然能展现乐游原上的热闹景象，那么此时晚唐的萧瑟也已经非常令人感伤了。
绮艳诗派正如其名，其情调伤感、色彩绮艳、具有唯美的倾向。代表诗人杜牧、温庭筠都是出身名门但却家道中落，而李商隐幼年丧父、生活艰难。同时他们又都因才情颇得时人赏识，初入社会都怀有大志，却不想在社会上屡遭打击，命途辗转沉沦，不免以男女之情寄托身心。
最初，他们也有许多政治抒情诗，关心政治，感讽抒怀，揭露权贵专权，同情民生疾苦。比如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作者虽未明确表达政治观点，但依然能使读者感受到他对国运的关心和远大的抱负。
又如温庭筠的《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此时的温庭筠也是胸怀大志、慷慨义气的。
然而落魄的生活遭遇、淫艳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的诗歌出现绮艳的色彩。
绮艳并不等同于色情，此时不仅指大量诗歌以爱情为主题，还指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带上俗艳的色彩，比如写景、咏物也带有脂粉气，即使是政治抒情诗也借助香草美人来构思，使后代学者难以判断它们是爱情诗还是政治抒情诗。
比如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虽然也涉及社稷存亡，但其提及“二乔”命运的作法也引起历史上诸多学者的讨论甚至批评。
而说到爱情诗，自然离不开李商隐的无题诗了。李商隐感受细腻，富有深情，充分利用了汉语组合的随意性，构造朦胧的诗境，形成了诗意的多层次性。这样的诗境在古典诗歌史上也可谓无与伦比。
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温李”，他也善于表情，情调深长。不过他的词多写妇女容貌，是典型的“侧艳之词”，他的诗自然也不例外。如《题柳》的“香随静婉歌尘起，影伴娇娆舞袖垂”，便是用舞女的婀娜多姿来喻柳丝。
从整体来看，绮艳诗风讲究诗歌艺术，偏重柔美，没有阳刚之气，细腻缠绵，意象柔美。众多男性诗人作出此类诗歌，除了其自身遭遇凄凉、心思细腻外，也透露出他们对晚唐时期社会动乱的无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