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谁是马勒 1860.7.7----1911.5.18
谁是马勒 1860.7.7----1911.5.18
Achaean Achaean 2015-05-18 23:32:31
诺曼·莱布雷希特,蔡宸亦
2010年是肖邦年，还是舒曼年，巴拉基列夫年，雨果·伍尔夫年，佩尔戈莱西年，塞缪尔·韦斯利年，凯鲁比尼年，托马斯·阿恩年，以及任何生卒年末尾是10 或60 的名人的周年。
但从管弦乐音乐会的汹涌数量上看，2010 年是马勒年。还有2011 年。马勒的生卒年分别是1860 年和1911 年，绝对可以保证这两年中有足够的时间巡演他的全套交响乐作品（马勒生于1860 年7 月， 今年是诞辰150 周年；卒于1911年5月，明年是他逝世100 周年）。
为什么是马勒？为什么这一位作曲家有这么高的曝光率？为什么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能激起敬意或恼怒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纯修辞的。马勒比西贝柳斯、理查·施特劳斯或任何一位20 世纪作曲家都要好卖，其音乐的优异票房效果给了指挥家们不少工作内容。指挥家喜欢票房红人，所以马勒被演了又演。
不过，这些都是幕后小道。它们并不能解释马勒为何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又为何会激起极端反应。我有生之年见证的马勒的崛起，在音乐史上绝无仅有。从未有作曲家能够死而复生挑战贝多芬的向心力。如果马勒是代表今天的作曲家，那必然关乎我们的身份，以及他的音乐本身。
哲学家乔治· 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经说过，马勒时代的维也纳是对我们文化的“坩埚考验”。我想更进一步，讨论马勒是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乔伊斯和毕加索一样帮助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马勒是第一位将音乐转化为社会批评工具的作曲家，他用反讽来揭示生命的价值、社会的排斥、危险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大标题。他的妻子会说，马勒在谱写未来灾难的预示。
这是马勒当代意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内在吸引力。在一个3000人的音乐厅中，你会看到成年男女泪流满面，好似孤身一人。我见过许多被马勒改变的生命，一位世界强国的领导人通过马勒理解了那股试图摧毁他的力量；一位学校老师将马勒当成反对斯大林的避难所；一位华尔街精英从马勒那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一位指挥则在马勒那里找到了医治精神失常的药方。
他的音乐有种难以置信的弹性。马勒对指挥们说，让它活起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改写乐谱亦无妨。我们每个人在每一次聆听马勒时都会感受到不同。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是马勒？我会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使用现在进行时对我们说话的作曲家，他似乎知道此时此地我们脑中的想法。马勒的音乐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声音轨迹。
捷克与马勒
7月的第一周，有无数装载卫星转播器材的卡车开进捷克的森林，见证马勒150 周年冥诞这异常矛盾暧昧的庆典。指挥过维也纳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马勒，出生于克里希特（Kalischt）的一个高地村庄，在伊格劳（Iglau）的一个军事小镇成长。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交界处的地区说德语，而马勒是个犹太人，当时，捷克人、德国人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相当友好，所以孩提时代的马勒在教堂合唱队里唱歌，学会了不少民谣。
15 岁那年，他去维也纳学习，终其一生再未返乡，然而这并不是家乡不承认他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历史，充满了和平共处和无情残酷的时代交替。1918 年，捷克首度成立共和国，伊格劳被改名为伊赫拉瓦（Jihlava）。1939 年5 月15 日，希特勒铁蹄践踏之处，强行驱赶了1200名犹太人，火烧犹太教堂。
6 年后，德国居民亦被捷克人报复性驱赶。今天的伊赫拉瓦，知道历史的人已不多，更无人重提当年事。于是大家对于马勒——该地区唯一一位文化名人的纪念，变得兴味盎然。
随着马勒周年纪念的临近以及旅游业萧条，伊赫拉瓦市向欧盟提交了一项经费申请，资助重建马勒的童年故居。故居位于中世纪镇中广场的底部，已被侵占了几十年，外墙上仅有一枚铜牌“马勒之家”，内部依然是马勒离去后“72 家房客”挤占的破败情形。
外来资金的资助和本地政府的热情如今已经造就了一座欧盟级标准的多功能博物馆，内有儿童游乐房、安全设施和许多三流现代艺术家的沉闷展览。保留了马勒时代原貌的仅有阴冷的地窖（他的父亲曾经在此酿制白兰地），以及楼上的公共酒吧——现在成了一间叫人昏昏欲睡的咖啡馆。当地历史学家阿莱娜·雅库比奇科娃（Alena Jakubickova）不禁哀叹：德国和犹太传统被粉饰了。
广场北部的犹太教堂在71 年前被毁坏殆尽，如今废墟瓦砾被清理，当地政府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马勒公园，7月7 日揭幕仪式上有马勒第二（“复活”）交响曲的电视转播，曼弗雷德·霍内克（Manfred Honeck）指挥扩大版马勒室内乐团，安妮- 索菲·冯·奥特尔（Anne-Sofie von Otter）和布丽吉特·克里斯滕森（Birgitte Christensen）担任独唱。
伊赫拉瓦的大街小巷到处悬挂着马勒彩条，昭告重要日子的来临。不过我在公交车上随便问了几位乘客，都对马勒一无所知。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的民族作曲家，只有德沃夏克、斯美塔纳和雅纳切克。城镇档案员雷塔纳·皮什科娃（Renata Piskova）保存了马勒的学校作业，她告诉我，在冷战时代，她被禁止在这个“外国人”身上浪费公共资源。
穿过密林和绵延的草地，20 英里之外便是马勒出生的小村卡利斯特（Kaliste，也就是以前的克里希特），这里周一晚上一过6 点，马路上便一个人影也没有。
作曲家的出生地曾两次被烧毁。过去16 年中，捷克马勒协会的主席、布拉格唱片公司老板伊日·施蒂莱茨（JiriStilec）在美国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Thomas Hampson）及其他音乐家的帮助下，重修了马勒出生地。施蒂莱茨告诉我：“对我来说，马勒是种使命，一种建立更好社会的方式。我理解的马勒所代表的是一种消逝的和谐——过去曾经住在这里的民族，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和谐。现在，这儿只剩下捷克人。”
施蒂莱茨将路边的废墟建成了一座精致的小旅馆，由村民拥有并管理。旅馆里有一间小独奏厅，7月7 日汉普森就在此演唱。客人们可以住在马勒出生的故居，在他的“第一交响曲”里充盈的鸟鸣声中起床。
马勒将卡利斯特描述成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这个词在捷克语中意思是“泥泞的池塘”，但周围环境宛如天堂，无处不在的宁静触手可及，我离开时看见新生的羔羊摇摇晃晃走进农庄。没有其他伟大作曲家会让你睡在他的家里，而马勒，这个永远的外乡人，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家。
维也纳与马勒
今年春天，是奄奄一息的马勒回到维也纳后的第99 个春天。1911 年，他意识到维也纳再也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了。马勒从1897 年到1907 年执掌维也纳歌剧院，他将维也纳的音乐传统简单斥为懒惰，令人震怒。作为指挥家，他曾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并更新了贝多芬的乐谱。作为作曲家，他写了大量模棱两可、令人琢磨不透的颠覆性交响曲。
尽管自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而下的所有人都承认马勒推动艺术进步的巨大成就，但他仍被视为外人，受到了反犹主义的种种刁难。1907 年，马勒离开维也纳前往纽约担任大都会歌剧院（后来是纽约爱乐）的首席指挥之时，他贴在公告栏上的告别信被撕得粉碎，他曾经制作的每一出歌剧都被恶意的继任者毫不留情地取消。
“对我而言不幸的是，我是个无可救药的维也纳人。”马勒如是叹息。可惜这个城市从此背对他，直到今天。纳粹封杀了他的音乐，而当布鲁诺·瓦尔特和莱昂纳德·伯恩斯坦以及其他指挥家将马勒的交响曲带回舞台时，维也纳从未给过马勒像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尼科莱和一群姓施特劳斯的作曲家那样的地位。维也纳唯一以他命名的街道，是一条肮脏的小巷。
然而这个以音乐传统为旅游卖点的城市，必须承认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马勒，因为他在美国、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远东都有相当大的市场。从未承认错待了马勒的维也纳，在今明两年的双周年纪念之际，也不得不努力调整态度。剧院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古斯塔夫·马勒和维也纳”的主题展览，对于拨乱反正颇有益处，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位易怒的天才以及他所复兴的艺术。
1875 年，15 岁的学生马勒来到维也纳，6 年后离开，半工半读奋力攀登指挥阶梯，36 岁时再度踏上维也纳的土地，他已是皇家歌剧院的总监，而这座歌剧院老朽的程度和它建筑上的宏伟程度成正比。马勒在维也纳歌剧院是一位全能艺术家，其职责综合了创意音乐家和行政总管的工作——他同时担任歌剧院总监、首席指挥和舞台制作总监。
马勒与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分离派运动”干将阿尔弗莱德·罗勒（Alfred Roller）共事，为歌剧制作中的音乐部分和剧本部分带来了旗鼓相当的色彩和光亮。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音乐的发展，舞台背景不易察觉地从黄色变成紫色。马勒指挥的《指环》系列一扫瓦格纳那拖沓的零乱，莫扎特的歌剧则充盈着意大利的明媚阳光。
光看马勒的舞台布景和戏服，就相当于见证了一场艺术革命。策展人莱茵霍尔德·库比克（Reinhold Kubik） 和托马斯·特拉比希（Thomas Trabitsch）都认为，马勒建立了歌剧的现代标准及运作方式。
在展出了一堆当年维也纳媒体对马勒的恶评之后，是不少顶尖指挥的视频宣言，他们讲述了马勒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次展览略去了马勒在美国的影响，以及他不贞的妻子阿尔玛的活动，但在细节呈现上还是可圈可点。马勒在临终时穿的衬衫由纽约的JamesMcCreery & Co 制作，而葬礼照片上阿尔玛的缺席也说明了问题。
维也纳的乐团（爱乐乐团、交响乐团和Tonkünstler 乐团）已经计划了未来两年内的马勒音乐会，歌剧院、金色大厅、阿诺德·勋伯格中心也会有更为深入的展览。维也纳正在经历一种悄然的转变，对马勒的反应不再是随意的轻蔑或鄙夷。然而这位声称自己“三次无家可归”的人（马勒说过：“我三次无家可归，在奥地利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是奥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犹太人。”），在被他拖进摩登时代的城市中依然没有一处纪念碑。
全世界的马勒
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中，伦敦最优秀的音乐家之一向我讲述了他与睾丸癌的抗争。加雷斯·戴维斯（GarethDavies）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长笛，2004 年夏天被诊断出这种恶疾。在手术和化疗后，他小心翼翼地重返工作岗位，正逢在圣保罗大教堂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但他毫无感觉。
“我一直是个凭直觉的乐手，”他说，“每次我们一演大型交响曲，我的脊椎就会激动得一阵颤抖。但现在我内心起了变化，觉得好像自己并不想坐在那里。”每一次演出都成了黑洞。他毫无感觉，甚至想放弃这份工作。你不能坐在一个顶尖交响乐团里当声部首席，却无法共鸣。癌症带走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分。
圣诞节前，戴维斯在青年指挥丹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的指挥下演奏了马勒“第十交响曲”。指挥和他是同龄人。戴维斯知道马勒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写的是爱与死，但他更关注尾声开始时长笛独奏的流动效果。“大鼓有一声低沉的重击，”他回忆道，“丹尼尔朝我看过来，于是我闭上眼睛吹奏那曲调。正在这时，一切如潮涌般回到我身上。我找到了关联。马勒的音乐打开了我脑子里某处的开关。那一刻，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再后来，戴维斯战胜了癌症。
乐手们通常是最不愿谈论对音乐的感受的，而戴维斯的一席话，在我听到的许多叙述中最能体现出马勒音乐中缥缈的元素，也再度证明了马勒DG 公司最近发行的新版伯恩斯坦指挥马勒全集不可抗拒的崛起。半个世纪前几乎湮灭无闻的马勒，如今代替贝多芬占据了音乐舞台的中心。今夏逍遥音乐节演出的马勒交响曲场次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伦敦南岸中心明年的日程也已排上了27 场演出。中国将首次上演马勒全套交响曲，韩国则是梅开二度。
任何马勒音乐的演出，你都会看到3000 名听众似乎被什么东西吸进了乐池，时而有泪水不经意地流下脸颊。这在马勒的同时代人埃尔加、西贝柳斯、拉赫玛尼诺夫、普契尼或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会上可不常见。有些原因，让马勒改变了人们的生命。
为何是马勒？从个人层面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论。但是马勒的意义要比个人层面要多，像弗洛伊德一样，马勒探索了自己生命中的事件，将其作为人类处境的样本。他写下的每个音符，都在尝试理解和治愈人类存在的痛苦。
他儿时便看到兄弟姐妹的棺材从父亲开的小酒馆后门抬出去，而前厅依然唱歌喝酒热闹非凡。他的“第一交响曲”便是对漠视孩子死亡的抗议。“第二交响曲”则宣布没有任何教堂或任何信仰可以主宰人死后的世界。“第三交响曲”是为环境而悲哭，一曲工业进程毁掉美丽风景的挽歌。“第四交响曲”中乐队首席须放下宝贵的小提琴，演奏吉普赛提琴，以此暗示社会中对少数族群的排斥。“第六交响曲”是对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可怕警告。
于马勒而言，个人的永远是政治的。他从来不是街头鼓吹者，而是将深刻的焦虑掩藏于一种保护性的反讽层面中，这也是他最伟大的音乐发明。塞缪尔·约翰逊对反讽的定义是：说一件事，但意思是另一件事。马勒笔下的每一个乐句都能转化出颠覆性的涵义（马勒式的反讽使得之后的肖斯塔科维奇能够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幸存）。许多指挥忽视了马勒的微妙性，用一种逐字逐句的驽钝去解读马勒，结果就仅是音符的有序排列。太多的马勒音乐会没能领会到精髓。
马勒在音乐中首次提起的话题，在今天看来更有说服力。我还是年轻作家时，住在租来的地下室里听马勒的音乐，常常能够联系到现代英国的种族歧视、工厂混乱、阶级斗争、恋爱迷惑、异化和身份认同缺失。吾道不孤，这40 年来我看着他从公众意识的边缘渐渐走向中心，现在就连哈利·波特骑着扫帚升空时也要配上一段马勒的“复活”。
我在有限篇幅内也无法为“为何是马勒”提供更多的答案，然而一旦我们抓住了多义性的可能，就会发现马勒的音乐结合了智性的挑战与情感的宣泄，听马勒，便是大悲大喜。有段时间我完全无法听其他人的音乐，还有段时间我连听一个他的音符也受不了。但我知道，无论何时我需要他来解释我的世界，他总会在那里等着我。
在中国，马勒的时代还早着呢！
马勒诞辰150 周年之际，国内只能零星地听到几场音乐会，更多还只能寄希望于唱片。环球旗下著名古典音乐厂牌DG 除发行新版的伯恩斯坦指挥马勒全集外，还取百家之所长，推出了一套18CD 的精选版马勒全集，其中收录：库贝利克的第一和小泽征尔的《花之章》（blumine）、梅塔的第二、海丁克的第三、布列兹的第四、伯恩斯坦的第五、阿巴多的第六、辛诺波里的第七、索尔蒂的第八、卡拉扬的第九、朱利尼的《大地之歌》。歌曲则分别是阿巴多的《少年的魔角》，伯恩斯坦的《旅人之歌》、《亡儿之歌》、《吕克特歌曲集》，夏伊的《悲伤之歌》和马勒的钢琴四重奏等，是一套很适合入门者的精选集。
不演马勒是因为没能力
上海歌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张国勇认为，纪念马勒的活动意义非凡，但是演奏和欣赏他的作品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一个多元的信息社会，艺术和娱乐常被混为一谈，整个社会处于浮躁状态。舞台艺术和交响音乐的魅力往往被娱乐节目的五光十色、喧闹刺激所淹没，比如鸟巢版图兰朵、超女、快男……”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音乐学院的学生接触马勒的机会都很少，指挥教学所需的资料都不齐。张国勇透露：“ 中国大多数交响乐团在过去30 年的曲目积累中马勒的作品也不多。
作为晚期浪漫派的代表，马勒的音乐创作技巧高超、结构宏大、织体复杂、精神内涵深厚，无论是演奏、指挥还是欣赏都不容易。如庞大的乐队编制，经常还涉及合唱和独唱，每逢演出第五交响曲，要找一个音色优美、技术有把握的独奏小号就成了问题。”张国勇表示：对于许多交响乐团而言，对于演马勒的作品既向往又害怕，经济上的压力是罪魁祸首，也生怕辛辛苦苦排个半死，市场不接受。马勒第六到第九的音乐，不仅技术上、音乐上越来越复杂，对听众的接受能力也是越来越大的挑战。
张国勇认为，在西方，马勒的时代的确来临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音乐在追求稀奇古怪的创意中达到顶峰，现在人们已经厌倦了以奇制胜的现代音乐，反而回归古典，“马勒的音乐表现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但音乐结构和语汇都因不脱离传统而被人接收，既有技巧又有可听性，最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在中国，从整个古典音乐行业而言，目前的生存环境是非常差的，人们很难静心去欣赏所谓没有引人眼球的亮点的音乐会，而大多数听众的理解和欣赏水平都只流于表面。张国勇的言下之意是，“在中国，马勒时代的真正到来尚需时间。”
中国人理解马勒不够格
今年同样是肖邦诞辰200 周年，相比纪念肖邦，在著名乐评人刘雪枫看来，中国人纪念马勒“有点搞笑”，“连马勒为何物都不知道，还要纪念？！”在一篇《我们要什么样的马勒》中，刘雪枫质疑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染病一般的“马勒崇拜”：“马勒的名声，就是被一批中国画家和作家搞坏了。20 年前，有一批画家总爱把马勒的家事同他的音效色彩连起来说事，他们边听马勒的音乐边画画；到了上世纪90 年代末，一批作家开始也掺和着发表一些‘聆听马勒的笔记’。”刘雪枫认为，“在中国，马勒的地位比瓦格纳更诡异和尴尬，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帮了倒忙。
正如马勒在上世纪40-60 年代在西方的复兴那样，马勒的音乐关系到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音乐圈，而是牵扯到整个文学界、哲学界、诗歌界。据刘雪枫介绍，瓦格纳之后，整个西方音乐圈几乎被他笼罩，瓦格纳的野心是在歌剧中将所有的艺术种类结合到一起。马勒生前作为指挥，曾在布拉格、匈牙利、维也纳竭尽全力帮助瓦格纳音乐的传播，但他自己根本不染指歌剧。他的目标是将复杂的戏剧性融合到交响乐中，包括若干部交响曲作品中的各自关联。马勒生前的知名度都来自于指挥或音乐总监的身份，另外，他女儿和妻子的“传奇故事”也丰富了外界对马勒私生活的八卦需求，然而，他的作品却并未给他带来应有的反响。
刘雪枫认为，马勒生活在19 世纪末，其思想的构成丰富而混杂，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够格与马勒“共鸣”。这20 年来，我们对马勒的所有的认识全都停留在表面上。而早在上世纪60 年代，伯恩斯坦在马勒诞辰100周年之际，结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就已经将马勒音乐的各种综合性关系分析到了极致。
刘雪枫早年在音乐笔记《贴近浪漫时代》中，写过两篇有关马勒的文章。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说，在亲赴奥地利以及意大利施泰因巴赫、迈尔尼格、托布拉赫三处马勒“作曲小屋”瞻仰之后，虽然不再像从前那么崇拜马勒，但他自认对马勒的理解更深刻了——“马勒在‘第五’之后，作品的精神性才丰富起来”。
马勒的音乐是个“大美人”
与刘雪枫不同，在资深乐迷李严欢看来，马勒的音乐并非精英人士的专属，也不一定要有多高水平才能发表观点。李严欢说，为自己打开马勒音乐大门的，是瓦尔特指挥的“第一交响曲”。此后，因为听闻马勒的音乐不好接受，太庞大，又艰涩，所以并未系统地听马勒，“4个乐章，一个半小时，这个量谁都不能视为小菜一碟”。
1998 年，尚为高中生的李严欢在一本交响乐读物上看到将马勒“第九交响曲”列在推荐入门交响曲的名单上，感到颇为蹊跷。随后，他又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读到了台湾作家吕正慧一篇名为《马勒拯救我于炎炎夏日》的文章，正巧手头上有一套伯恩斯坦16CD的马勒全集，便开始埋头听起来。李严欢说：“吕正慧的观点是，马勒的音乐其实并不是很遥远，也并非很长很大，全是内心化的东西，甚至可以避暑用。文章虽然写得比较俗气，用‘大美人’来形容马勒的音乐，但却很朴实，意思是说，真正的大美人，无需扭捏作态，从每个角度都有一种不经意的美。”
李向荣因为从小爱听音乐，就索性找了份唱片公司的工作。他说，他爱上马勒便是从“第二”末乐章、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诗作《复活》开始的：“歌词太动人了，面对死亡，超然接受，只是为了再度复活……”李向荣认为，马勒的乐迷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发烧友，他们出于马勒的音乐气势磅礴，能够测试机器才爱上他，但也不乏从音乐本身出发的真爱。
“马勒音乐既崇高又夹杂着非常民间的调子，对比强烈，因此听起来很爽。然而，他矛盾和苦闷的感情，的确容易引发中国人的共鸣，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经历了苦难之后的中国人迎来了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时代。”与刘雪枫相反，李向荣觉得中国人在理解马勒上不见得天生输给西方人，他听过的最好的马勒现场演出，就来自华人指挥家水蓝带领的乐手大部分是华人的新加坡交响乐团（SSO）在上海大剧院演奏的马勒“第九交响曲”。
虽然大多数中国的交响乐听众确实离真正理解马勒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张国勇所说：“无论你是以什么动机走进马勒，无论你是发烧友，还是爱乐者，都是好的。”
Achaean Achaean 2015-05-18 23:32:31
诺曼·莱布雷希特,蔡宸亦
2010年是肖邦年，还是舒曼年，巴拉基列夫年，雨果·伍尔夫年，佩尔戈莱西年，塞缪尔·韦斯利年，凯鲁比尼年，托马斯·阿恩年，以及任何生卒年末尾是10 或60 的名人的周年。
但从管弦乐音乐会的汹涌数量上看，2010 年是马勒年。还有2011 年。马勒的生卒年分别是1860 年和1911 年，绝对可以保证这两年中有足够的时间巡演他的全套交响乐作品（马勒生于1860 年7 月， 今年是诞辰150 周年；卒于1911年5月，明年是他逝世100 周年）。
为什么是马勒？为什么这一位作曲家有这么高的曝光率？为什么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能激起敬意或恼怒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纯修辞的。马勒比西贝柳斯、理查·施特劳斯或任何一位20 世纪作曲家都要好卖，其音乐的优异票房效果给了指挥家们不少工作内容。指挥家喜欢票房红人，所以马勒被演了又演。
不过，这些都是幕后小道。它们并不能解释马勒为何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又为何会激起极端反应。我有生之年见证的马勒的崛起，在音乐史上绝无仅有。从未有作曲家能够死而复生挑战贝多芬的向心力。如果马勒是代表今天的作曲家，那必然关乎我们的身份，以及他的音乐本身。
哲学家乔治· 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经说过，马勒时代的维也纳是对我们文化的“坩埚考验”。我想更进一步，讨论马勒是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乔伊斯和毕加索一样帮助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马勒是第一位将音乐转化为社会批评工具的作曲家，他用反讽来揭示生命的价值、社会的排斥、危险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大标题。他的妻子会说，马勒在谱写未来灾难的预示。
这是马勒当代意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内在吸引力。在一个3000人的音乐厅中，你会看到成年男女泪流满面，好似孤身一人。我见过许多被马勒改变的生命，一位世界强国的领导人通过马勒理解了那股试图摧毁他的力量；一位学校老师将马勒当成反对斯大林的避难所；一位华尔街精英从马勒那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一位指挥则在马勒那里找到了医治精神失常的药方。
他的音乐有种难以置信的弹性。马勒对指挥们说，让它活起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改写乐谱亦无妨。我们每个人在每一次聆听马勒时都会感受到不同。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是马勒？我会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使用现在进行时对我们说话的作曲家，他似乎知道此时此地我们脑中的想法。马勒的音乐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声音轨迹。
捷克与马勒
7月的第一周，有无数装载卫星转播器材的卡车开进捷克的森林，见证马勒150 周年冥诞这异常矛盾暧昧的庆典。指挥过维也纳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马勒，出生于克里希特（Kalischt）的一个高地村庄，在伊格劳（Iglau）的一个军事小镇成长。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交界处的地区说德语，而马勒是个犹太人，当时，捷克人、德国人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相当友好，所以孩提时代的马勒在教堂合唱队里唱歌，学会了不少民谣。
15 岁那年，他去维也纳学习，终其一生再未返乡，然而这并不是家乡不承认他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历史，充满了和平共处和无情残酷的时代交替。1918 年，捷克首度成立共和国，伊格劳被改名为伊赫拉瓦（Jihlava）。1939 年5 月15 日，希特勒铁蹄践踏之处，强行驱赶了1200名犹太人，火烧犹太教堂。
6 年后，德国居民亦被捷克人报复性驱赶。今天的伊赫拉瓦，知道历史的人已不多，更无人重提当年事。于是大家对于马勒——该地区唯一一位文化名人的纪念，变得兴味盎然。
随着马勒周年纪念的临近以及旅游业萧条，伊赫拉瓦市向欧盟提交了一项经费申请，资助重建马勒的童年故居。故居位于中世纪镇中广场的底部，已被侵占了几十年，外墙上仅有一枚铜牌“马勒之家”，内部依然是马勒离去后“72 家房客”挤占的破败情形。
外来资金的资助和本地政府的热情如今已经造就了一座欧盟级标准的多功能博物馆，内有儿童游乐房、安全设施和许多三流现代艺术家的沉闷展览。保留了马勒时代原貌的仅有阴冷的地窖（他的父亲曾经在此酿制白兰地），以及楼上的公共酒吧——现在成了一间叫人昏昏欲睡的咖啡馆。当地历史学家阿莱娜·雅库比奇科娃（Alena Jakubickova）不禁哀叹：德国和犹太传统被粉饰了。
广场北部的犹太教堂在71 年前被毁坏殆尽，如今废墟瓦砾被清理，当地政府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马勒公园，7月7 日揭幕仪式上有马勒第二（“复活”）交响曲的电视转播，曼弗雷德·霍内克（Manfred Honeck）指挥扩大版马勒室内乐团，安妮- 索菲·冯·奥特尔（Anne-Sofie von Otter）和布丽吉特·克里斯滕森（Birgitte Christensen）担任独唱。
伊赫拉瓦的大街小巷到处悬挂着马勒彩条，昭告重要日子的来临。不过我在公交车上随便问了几位乘客，都对马勒一无所知。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的民族作曲家，只有德沃夏克、斯美塔纳和雅纳切克。城镇档案员雷塔纳·皮什科娃（Renata Piskova）保存了马勒的学校作业，她告诉我，在冷战时代，她被禁止在这个“外国人”身上浪费公共资源。
穿过密林和绵延的草地，20 英里之外便是马勒出生的小村卡利斯特（Kaliste，也就是以前的克里希特），这里周一晚上一过6 点，马路上便一个人影也没有。
作曲家的出生地曾两次被烧毁。过去16 年中，捷克马勒协会的主席、布拉格唱片公司老板伊日·施蒂莱茨（JiriStilec）在美国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Thomas Hampson）及其他音乐家的帮助下，重修了马勒出生地。施蒂莱茨告诉我：“对我来说，马勒是种使命，一种建立更好社会的方式。我理解的马勒所代表的是一种消逝的和谐——过去曾经住在这里的民族，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和谐。现在，这儿只剩下捷克人。”
施蒂莱茨将路边的废墟建成了一座精致的小旅馆，由村民拥有并管理。旅馆里有一间小独奏厅，7月7 日汉普森就在此演唱。客人们可以住在马勒出生的故居，在他的“第一交响曲”里充盈的鸟鸣声中起床。
马勒将卡利斯特描述成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这个词在捷克语中意思是“泥泞的池塘”，但周围环境宛如天堂，无处不在的宁静触手可及，我离开时看见新生的羔羊摇摇晃晃走进农庄。没有其他伟大作曲家会让你睡在他的家里，而马勒，这个永远的外乡人，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家。
维也纳与马勒
今年春天，是奄奄一息的马勒回到维也纳后的第99 个春天。1911 年，他意识到维也纳再也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了。马勒从1897 年到1907 年执掌维也纳歌剧院，他将维也纳的音乐传统简单斥为懒惰，令人震怒。作为指挥家，他曾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并更新了贝多芬的乐谱。作为作曲家，他写了大量模棱两可、令人琢磨不透的颠覆性交响曲。
尽管自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而下的所有人都承认马勒推动艺术进步的巨大成就，但他仍被视为外人，受到了反犹主义的种种刁难。1907 年，马勒离开维也纳前往纽约担任大都会歌剧院（后来是纽约爱乐）的首席指挥之时，他贴在公告栏上的告别信被撕得粉碎，他曾经制作的每一出歌剧都被恶意的继任者毫不留情地取消。
“对我而言不幸的是，我是个无可救药的维也纳人。”马勒如是叹息。可惜这个城市从此背对他，直到今天。纳粹封杀了他的音乐，而当布鲁诺·瓦尔特和莱昂纳德·伯恩斯坦以及其他指挥家将马勒的交响曲带回舞台时，维也纳从未给过马勒像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尼科莱和一群姓施特劳斯的作曲家那样的地位。维也纳唯一以他命名的街道，是一条肮脏的小巷。
然而这个以音乐传统为旅游卖点的城市，必须承认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马勒，因为他在美国、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远东都有相当大的市场。从未承认错待了马勒的维也纳，在今明两年的双周年纪念之际，也不得不努力调整态度。剧院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古斯塔夫·马勒和维也纳”的主题展览，对于拨乱反正颇有益处，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位易怒的天才以及他所复兴的艺术。
1875 年，15 岁的学生马勒来到维也纳，6 年后离开，半工半读奋力攀登指挥阶梯，36 岁时再度踏上维也纳的土地，他已是皇家歌剧院的总监，而这座歌剧院老朽的程度和它建筑上的宏伟程度成正比。马勒在维也纳歌剧院是一位全能艺术家，其职责综合了创意音乐家和行政总管的工作——他同时担任歌剧院总监、首席指挥和舞台制作总监。
马勒与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分离派运动”干将阿尔弗莱德·罗勒（Alfred Roller）共事，为歌剧制作中的音乐部分和剧本部分带来了旗鼓相当的色彩和光亮。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音乐的发展，舞台背景不易察觉地从黄色变成紫色。马勒指挥的《指环》系列一扫瓦格纳那拖沓的零乱，莫扎特的歌剧则充盈着意大利的明媚阳光。
光看马勒的舞台布景和戏服，就相当于见证了一场艺术革命。策展人莱茵霍尔德·库比克（Reinhold Kubik） 和托马斯·特拉比希（Thomas Trabitsch）都认为，马勒建立了歌剧的现代标准及运作方式。
在展出了一堆当年维也纳媒体对马勒的恶评之后，是不少顶尖指挥的视频宣言，他们讲述了马勒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次展览略去了马勒在美国的影响，以及他不贞的妻子阿尔玛的活动，但在细节呈现上还是可圈可点。马勒在临终时穿的衬衫由纽约的JamesMcCreery & Co 制作，而葬礼照片上阿尔玛的缺席也说明了问题。
维也纳的乐团（爱乐乐团、交响乐团和Tonkünstler 乐团）已经计划了未来两年内的马勒音乐会，歌剧院、金色大厅、阿诺德·勋伯格中心也会有更为深入的展览。维也纳正在经历一种悄然的转变，对马勒的反应不再是随意的轻蔑或鄙夷。然而这位声称自己“三次无家可归”的人（马勒说过：“我三次无家可归，在奥地利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是奥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犹太人。”），在被他拖进摩登时代的城市中依然没有一处纪念碑。
全世界的马勒
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中，伦敦最优秀的音乐家之一向我讲述了他与睾丸癌的抗争。加雷斯·戴维斯（GarethDavies）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长笛，2004 年夏天被诊断出这种恶疾。在手术和化疗后，他小心翼翼地重返工作岗位，正逢在圣保罗大教堂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但他毫无感觉。
“我一直是个凭直觉的乐手，”他说，“每次我们一演大型交响曲，我的脊椎就会激动得一阵颤抖。但现在我内心起了变化，觉得好像自己并不想坐在那里。”每一次演出都成了黑洞。他毫无感觉，甚至想放弃这份工作。你不能坐在一个顶尖交响乐团里当声部首席，却无法共鸣。癌症带走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分。
圣诞节前，戴维斯在青年指挥丹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的指挥下演奏了马勒“第十交响曲”。指挥和他是同龄人。戴维斯知道马勒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写的是爱与死，但他更关注尾声开始时长笛独奏的流动效果。“大鼓有一声低沉的重击，”他回忆道，“丹尼尔朝我看过来，于是我闭上眼睛吹奏那曲调。正在这时，一切如潮涌般回到我身上。我找到了关联。马勒的音乐打开了我脑子里某处的开关。那一刻，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再后来，戴维斯战胜了癌症。
乐手们通常是最不愿谈论对音乐的感受的，而戴维斯的一席话，在我听到的许多叙述中最能体现出马勒音乐中缥缈的元素，也再度证明了马勒DG 公司最近发行的新版伯恩斯坦指挥马勒全集不可抗拒的崛起。半个世纪前几乎湮灭无闻的马勒，如今代替贝多芬占据了音乐舞台的中心。今夏逍遥音乐节演出的马勒交响曲场次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伦敦南岸中心明年的日程也已排上了27 场演出。中国将首次上演马勒全套交响曲，韩国则是梅开二度。
任何马勒音乐的演出，你都会看到3000 名听众似乎被什么东西吸进了乐池，时而有泪水不经意地流下脸颊。这在马勒的同时代人埃尔加、西贝柳斯、拉赫玛尼诺夫、普契尼或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会上可不常见。有些原因，让马勒改变了人们的生命。
为何是马勒？从个人层面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论。但是马勒的意义要比个人层面要多，像弗洛伊德一样，马勒探索了自己生命中的事件，将其作为人类处境的样本。他写下的每个音符，都在尝试理解和治愈人类存在的痛苦。
他儿时便看到兄弟姐妹的棺材从父亲开的小酒馆后门抬出去，而前厅依然唱歌喝酒热闹非凡。他的“第一交响曲”便是对漠视孩子死亡的抗议。“第二交响曲”则宣布没有任何教堂或任何信仰可以主宰人死后的世界。“第三交响曲”是为环境而悲哭，一曲工业进程毁掉美丽风景的挽歌。“第四交响曲”中乐队首席须放下宝贵的小提琴，演奏吉普赛提琴，以此暗示社会中对少数族群的排斥。“第六交响曲”是对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可怕警告。
于马勒而言，个人的永远是政治的。他从来不是街头鼓吹者，而是将深刻的焦虑掩藏于一种保护性的反讽层面中，这也是他最伟大的音乐发明。塞缪尔·约翰逊对反讽的定义是：说一件事，但意思是另一件事。马勒笔下的每一个乐句都能转化出颠覆性的涵义（马勒式的反讽使得之后的肖斯塔科维奇能够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幸存）。许多指挥忽视了马勒的微妙性，用一种逐字逐句的驽钝去解读马勒，结果就仅是音符的有序排列。太多的马勒音乐会没能领会到精髓。
马勒在音乐中首次提起的话题，在今天看来更有说服力。我还是年轻作家时，住在租来的地下室里听马勒的音乐，常常能够联系到现代英国的种族歧视、工厂混乱、阶级斗争、恋爱迷惑、异化和身份认同缺失。吾道不孤，这40 年来我看着他从公众意识的边缘渐渐走向中心，现在就连哈利·波特骑着扫帚升空时也要配上一段马勒的“复活”。
我在有限篇幅内也无法为“为何是马勒”提供更多的答案，然而一旦我们抓住了多义性的可能，就会发现马勒的音乐结合了智性的挑战与情感的宣泄，听马勒，便是大悲大喜。有段时间我完全无法听其他人的音乐，还有段时间我连听一个他的音符也受不了。但我知道，无论何时我需要他来解释我的世界，他总会在那里等着我。
在中国，马勒的时代还早着呢！
马勒诞辰150 周年之际，国内只能零星地听到几场音乐会，更多还只能寄希望于唱片。环球旗下著名古典音乐厂牌DG 除发行新版的伯恩斯坦指挥马勒全集外，还取百家之所长，推出了一套18CD 的精选版马勒全集，其中收录：库贝利克的第一和小泽征尔的《花之章》（blumine）、梅塔的第二、海丁克的第三、布列兹的第四、伯恩斯坦的第五、阿巴多的第六、辛诺波里的第七、索尔蒂的第八、卡拉扬的第九、朱利尼的《大地之歌》。歌曲则分别是阿巴多的《少年的魔角》，伯恩斯坦的《旅人之歌》、《亡儿之歌》、《吕克特歌曲集》，夏伊的《悲伤之歌》和马勒的钢琴四重奏等，是一套很适合入门者的精选集。
不演马勒是因为没能力
上海歌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张国勇认为，纪念马勒的活动意义非凡，但是演奏和欣赏他的作品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一个多元的信息社会，艺术和娱乐常被混为一谈，整个社会处于浮躁状态。舞台艺术和交响音乐的魅力往往被娱乐节目的五光十色、喧闹刺激所淹没，比如鸟巢版图兰朵、超女、快男……”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音乐学院的学生接触马勒的机会都很少，指挥教学所需的资料都不齐。张国勇透露：“ 中国大多数交响乐团在过去30 年的曲目积累中马勒的作品也不多。
作为晚期浪漫派的代表，马勒的音乐创作技巧高超、结构宏大、织体复杂、精神内涵深厚，无论是演奏、指挥还是欣赏都不容易。如庞大的乐队编制，经常还涉及合唱和独唱，每逢演出第五交响曲，要找一个音色优美、技术有把握的独奏小号就成了问题。”张国勇表示：对于许多交响乐团而言，对于演马勒的作品既向往又害怕，经济上的压力是罪魁祸首，也生怕辛辛苦苦排个半死，市场不接受。马勒第六到第九的音乐，不仅技术上、音乐上越来越复杂，对听众的接受能力也是越来越大的挑战。
张国勇认为，在西方，马勒的时代的确来临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音乐在追求稀奇古怪的创意中达到顶峰，现在人们已经厌倦了以奇制胜的现代音乐，反而回归古典，“马勒的音乐表现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但音乐结构和语汇都因不脱离传统而被人接收，既有技巧又有可听性，最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在中国，从整个古典音乐行业而言，目前的生存环境是非常差的，人们很难静心去欣赏所谓没有引人眼球的亮点的音乐会，而大多数听众的理解和欣赏水平都只流于表面。张国勇的言下之意是，“在中国，马勒时代的真正到来尚需时间。”
中国人理解马勒不够格
今年同样是肖邦诞辰200 周年，相比纪念肖邦，在著名乐评人刘雪枫看来，中国人纪念马勒“有点搞笑”，“连马勒为何物都不知道，还要纪念？！”在一篇《我们要什么样的马勒》中，刘雪枫质疑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染病一般的“马勒崇拜”：“马勒的名声，就是被一批中国画家和作家搞坏了。20 年前，有一批画家总爱把马勒的家事同他的音效色彩连起来说事，他们边听马勒的音乐边画画；到了上世纪90 年代末，一批作家开始也掺和着发表一些‘聆听马勒的笔记’。”刘雪枫认为，“在中国，马勒的地位比瓦格纳更诡异和尴尬，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帮了倒忙。
正如马勒在上世纪40-60 年代在西方的复兴那样，马勒的音乐关系到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音乐圈，而是牵扯到整个文学界、哲学界、诗歌界。据刘雪枫介绍，瓦格纳之后，整个西方音乐圈几乎被他笼罩，瓦格纳的野心是在歌剧中将所有的艺术种类结合到一起。马勒生前作为指挥，曾在布拉格、匈牙利、维也纳竭尽全力帮助瓦格纳音乐的传播，但他自己根本不染指歌剧。他的目标是将复杂的戏剧性融合到交响乐中，包括若干部交响曲作品中的各自关联。马勒生前的知名度都来自于指挥或音乐总监的身份，另外，他女儿和妻子的“传奇故事”也丰富了外界对马勒私生活的八卦需求，然而，他的作品却并未给他带来应有的反响。
刘雪枫认为，马勒生活在19 世纪末，其思想的构成丰富而混杂，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够格与马勒“共鸣”。这20 年来，我们对马勒的所有的认识全都停留在表面上。而早在上世纪60 年代，伯恩斯坦在马勒诞辰100周年之际，结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就已经将马勒音乐的各种综合性关系分析到了极致。
刘雪枫早年在音乐笔记《贴近浪漫时代》中，写过两篇有关马勒的文章。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说，在亲赴奥地利以及意大利施泰因巴赫、迈尔尼格、托布拉赫三处马勒“作曲小屋”瞻仰之后，虽然不再像从前那么崇拜马勒，但他自认对马勒的理解更深刻了——“马勒在‘第五’之后，作品的精神性才丰富起来”。
马勒的音乐是个“大美人”
与刘雪枫不同，在资深乐迷李严欢看来，马勒的音乐并非精英人士的专属，也不一定要有多高水平才能发表观点。李严欢说，为自己打开马勒音乐大门的，是瓦尔特指挥的“第一交响曲”。此后，因为听闻马勒的音乐不好接受，太庞大，又艰涩，所以并未系统地听马勒，“4个乐章，一个半小时，这个量谁都不能视为小菜一碟”。
1998 年，尚为高中生的李严欢在一本交响乐读物上看到将马勒“第九交响曲”列在推荐入门交响曲的名单上，感到颇为蹊跷。随后，他又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读到了台湾作家吕正慧一篇名为《马勒拯救我于炎炎夏日》的文章，正巧手头上有一套伯恩斯坦16CD的马勒全集，便开始埋头听起来。李严欢说：“吕正慧的观点是，马勒的音乐其实并不是很遥远，也并非很长很大，全是内心化的东西，甚至可以避暑用。文章虽然写得比较俗气，用‘大美人’来形容马勒的音乐，但却很朴实，意思是说，真正的大美人，无需扭捏作态，从每个角度都有一种不经意的美。”
李向荣因为从小爱听音乐，就索性找了份唱片公司的工作。他说，他爱上马勒便是从“第二”末乐章、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诗作《复活》开始的：“歌词太动人了，面对死亡，超然接受，只是为了再度复活……”李向荣认为，马勒的乐迷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发烧友，他们出于马勒的音乐气势磅礴，能够测试机器才爱上他，但也不乏从音乐本身出发的真爱。
“马勒音乐既崇高又夹杂着非常民间的调子，对比强烈，因此听起来很爽。然而，他矛盾和苦闷的感情，的确容易引发中国人的共鸣，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经历了苦难之后的中国人迎来了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时代。”与刘雪枫相反，李向荣觉得中国人在理解马勒上不见得天生输给西方人，他听过的最好的马勒现场演出，就来自华人指挥家水蓝带领的乐手大部分是华人的新加坡交响乐团（SSO）在上海大剧院演奏的马勒“第九交响曲”。
虽然大多数中国的交响乐听众确实离真正理解马勒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张国勇所说：“无论你是以什么动机走进马勒，无论你是发烧友，还是爱乐者，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