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海旧闻》读书报告

                
                
14日下午，偶然翻到大学时期的一篇作业：
    若不是作业的缘故，我不会知道这本书。在众多给定的读书单中，我对这本书的名字最有好感，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报告。
    因为这本书在图书馆未能借到，又适逢当当网打折，所以，我就买了一本。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我和它的故事。
    作　　者： 徐铸成 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版 次：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　　数： 349千字
    开　　本： 大32开（880毫米*1230毫米）
    I S B N ：9787108032669
    印 数：0,001—7000册
    此书作者徐铸成（1907-1991）先生乃江苏宜兴人，曾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十八年，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十一年，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被化为“右派”二十三年，历经苦痛；晚年笔耕不缀，著书十一年。徐铸成先生漫长的新闻生涯可说是见证了一部中国现代史。他曾目击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失败，国民党统治的兴起直到最后土崩瓦解，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随风而逝，以及新中国的诞生。
    本书是经作者生前修订过的《报海旧闻》和《新闻丛谈》第一部分的合刊本。在66篇专题回忆文字中，徐铸成先生追述了他自1927年步入新闻界到l949年从香港回大陆这二十多年间的新闻实践活动，对《大公报》和《文汇报》着墨尤多。徐先生在《新闻丛谈》的前言里写道：“我在《文汇报》工作了二十年，别人的评价如何且不论，就我自己的回忆和体会李爱说，解放战争时期那一段以及1956年10月起复刊那一段，自以为全神贯注，花精力最多，创造性也最多，可以说是‘黄金时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紧接《报海旧闻》，追叙我在香港、桂林、重庆、上海的经历、见闻，以及由《大公报》重回《文汇报》的 经过，直至1957年搁笔为止。”此版本即是将修订过的《报海旧闻》和《新闻丛谈》的第一部分合并刊行。
    作者自述其经历的“真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又因职业的关系，交往一些不寻常的人物，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件”，所以想“尽可能从记忆中把这些追记下来”，“可以作为一种‘野史’”。通过这样一位老报人的日常工作、社会交往也可看出民国新闻圈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与心态：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激情与无奈。当然，其中有许多的观点是我所不同意的。
    读过这本书之后，诚如徐铸成先生所讲，我确是知道了不少“野史”。比如，邵飘萍自备汽车，连香烟也印有“邵振青吸用”字样，这也就不免向各方谋求“津贴”。再者，作者母亲在描述自己在博野的半年生活时讲，数九寒天，北方一片冰封，也没有一家生活取暖的。可见两级分化问题古已有之，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解决最底层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使富人更多或者整体水平更高。
    此书中有不少描写是十分轻巧却也十分到位的。第十四章写皖系政客王郅隆一段最为传神，聊聊几语便使其跃然纸上。王本一混混，早年曾在妓院当“大茶壶”，后自己开了一家。“一天，安徽督军倪嗣冲到妓院寻欢作乐，吵着要打牌而三缺一，王自告奋勇，愿凑趣奉陪。倪一连完了几天，结算赌账，输了几万，开了一张支票给王。王说：‘督军赏脸，已万分感激了。’说毕，当场把支票在烟灯上烧掉了。倪称他很‘四海’，够朋友，约他担任安徽督署的驻津代表，负责在津采办军需，从此便发了财。”言语之简，大有古文之风。
    一直以来，在我心中历史是很冰冷的，但徐先生一段对光绪皇帝的描写使我的看法有所转变，历史也是温存。1949年9月开过前夕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集中了各时代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年纪最长的是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位维新派人士，当参观中南海勤政殿时，他指点着戊戌那年光绪帝在那里召见他，他怎样叩见，光绪帝怎样和颜悦色地慰勉他。四十多年的旧事，他回忆起来还情景宛然。怎么也不像一个变法失败被革职的大臣。
    报纸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功不可没，然而报纸在它发展的初期总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这样评价当时的报纸：“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绝不会过分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忍气吞声，又是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人的丑闻。”此一语可谓掷地有声，时过境迁，反观中国今日之报刊也未能幸免于此，阮玲玉可说是“空前”，但远未“绝后”，张国荣便是一例。
    即便如此，报纸带来的巨大信息之于人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旧中国的落后，盖因人长久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又是具有很强历史惯性的，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很难打破，因此要想建立新社会，必先建立新习惯，而在旧中国新习惯形成的必要条件是信息观念之养成，人们只有抛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开始对信息有渴求，才能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探讨之中。而报纸正是为此提供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北京街头的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也赶在这个潮流里学习了个八百个汉字，而这已经能满足看报的最低要求了。当时在北京有一报纸名为《强群报》，其销路主要就是这些人。从一种习惯过渡另一种习惯这其中肯定有一种不习惯，而这种不习惯却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
    书中有些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比如书中第十部分有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汹涌地流进来了，梁任公也向胡适一样，由于害怕而企图阻挡。”我以为此言实有不妥，社会激荡正当时，个人保持自己的理想已实属不易，至于能否站对队伍，就要看你的姻缘际会了。说的明白一点儿，成王败寇。
    据说中国的官员尤爱读史书，大多都希望在历史中看到升官发财之道。看了本书后我有了一点体会，尤以读描写阎锡山部分感受最深。阎锡山确实是他们这类人的榜样，纵横多年屹立不倒。至于各中原因，我确实是百思不得其解。愚钝之至。政治在其产生时就伴随着权力，所以，关于政治的总也绕不过权力，所谓政治民主也不过时建立权力之上的，要想把这种事情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就如康德所讲的二律背反。政治正确并非终极价值，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讲终极价值，不讲“止于至善”，就很容易变成靠权力、欲望、利益驱动的机会主义。所以，我不会听任何人和我讲政治立场正确这种事，因为归根结底他不是马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机会主义。
    此书中有几处我是颇不解的，如作者在第四十三章“从‘西安事变’到‘八一三’”中写道：“蒋被捉是在那月的8日（那一天，后来也重叠了，1941年的‘一二·八’，日本军阀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显然，依我的常识来断定，这一定是错的，西安事变是“双十二”嘛，大家都晓得的。但作者显然又不是笔误，因为括号里的注解很明显嘛。再者，作者在此章的开头也说的：“有经验的新闻记者，总把一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牢记在脑子里，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以免谈及论古时临时费功夫去翻阅书籍。”由此观之，所谓各史家修的史书，这般情况也终不免有一些。史学家凯瑟琳·莫兰在《诺桑觉寺》第十四章有言：“我总认为，要说历史是鼓噪无味的，那就奇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我深以为然，“客观性”意味着，不是迄今为止可以接受的词语意义上的“客观的”，即中立的、不带感情的、公正的，而是恰恰相反的那些词语，要忠诚地站在将要获得胜利的一边：忠诚地站在强者的一边。书中的另一处让我有疑问的是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前者说张季鸾当时地位很高，也很“清高”，因为他已有名，所以生活很宽裕，有保障。而后的十五章，作者又言“张则一直从事记者生涯，虽才华横溢，而生活十分潦倒。”二者的不协调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这本书不及想像中的精彩，但也算是一种有利于启蒙思想的书。它的对错与否实在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它能激发读者的思考。这一点对一个著书者来说，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