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吴仲贤和王锡蓂
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称，吴宓在清华研究院指导的研究生吴仲贤1935年原打算考留英学英国文学，“吴宓得知钱锺书已报名，便劝他报考别的专业。吴仲贤于是改报畜牧”（94页）。1935年吴宓没有日记留存，吴学昭是从何处得知此事呢？追究这桩轶事的源头，可以发现李赋宁早在1996年便说过：“他（吴仲贤）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生物系。他不仅是生物系高材生，而且他的英语非常好，以至于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称，吴宓在清华研究院指导的研究生吴仲贤1935年原打算考留英学英国文学，“吴宓得知钱锺书已报名，便劝他报考别的专业。吴仲贤于是改报畜牧”（94页）。1935年吴宓没有日记留存，吴学昭是从何处得知此事呢？追究这桩轶事的源头，可以发现李赋宁早在1996年便说过：“他（吴仲贤）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生物系。他不仅是生物系高材生，而且他的英语非常好，以至于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英国文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吴宓教授。当时留英庚款在全国招考出国留学生，每门学科只招一名。三十年代初的一届考试，英国文学名额尽管竞争激烈，吴仲贤仍欲报考一试。他的导师吴宓教授劝他说：‘你的英文虽然好，但是你竞争的对手是钱锺书，只怕你竞争不过他。你何妨再回到你原来的专业，报考生物学？’吴仲贤听了导师的话，结果英国文学的唯一名额被钱锺书考取了，生物学的唯一名额被吴仲贤考取了。”（“An Idyll of Gold Valley by Wu Zhong-xian”，《英语世界》总101期（10/1996），8页）
李赋宁毕业于清华外文系，是吴宓得意弟子，这番话情节生动，很像知情者的回忆，然而当事人自己却别有说法：“我本不是他（吴宓）的研究生，但因他开的‘中西诗之比较’这门课适合于我的爱好，就选了它作为我的研究生课之一。……他曾经劝我不要投身诗歌爱好，为了生活不妨继续我的生物专业，因大学课程名目繁多，我既在生物本科花了一定时间，绝不要与全力以赴的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贸然竞争，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这样就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生物专业的大事。”（吴仲贤《吴序：忆吴宓师二三事》，北塔《情痴诗僧吴宓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2页）
吴仲贤所言只是关乎自身爱好与现实生计，不涉及留学考试，“于已于人都有好处”更是同“只怕你竞争不过他”大相径庭。更何况，留英考试的报名资格是要求根据大学所学专业报考相应门类，到第二届时将英国文学门的投考资格明确为“凡系文学系毕业者均得应考”（参见《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二屆留英公费生通告》，载1934年2月14日《申报》），第三届又允许以毕业时所习辅系学科报考（《中英庚款会解释三届留英应考资格》，载1935年1月22日《中央日报》）。吴仲贤1933年本科毕业，主修生物，副修物理（张劳《吴仲贤教授》，吴汝焯等《忆恩师》，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59页），1934年考入清华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部，仅就读一年，并未毕业。以他的专业背景，如参加留英考试，实际上不能报考英国文学门。1935年生物相关门类有畜牧两名，园艺一名，也并非李赋宁所说的“唯一名额”。所谓吴仲贤避钱锺书风头而改考畜牧只是一段虚构的佳话，对于类似传奇故事，即便出自名人之口，也当格外警惕。
关于王锡蓂，也值得多说几句，其人声名不显，尚未见到相关回忆。他1933年从清华外文系毕业，与钱锺书同为清华五级，1933年出版的《清华同学录》中，记载其生于1911年，籍贯浙江奉化，别号恭蕙，现于清华研究院就读，通讯地址“北平东城史家胡同廿号王子文先生转”。王子文即王正黼，曾在多地办矿业，颇有实绩，并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矿业司司长。而在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中，王锡蓂的通讯地址变成了“上海法界古拔路79号王儒堂先生转”，王儒堂即王正廷，王正黼之兄，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循着这个线索，从王家的家谱中，可查到王锡蓂的谱名为王恭蕙，是王正廷和王正黼的二哥王正康的幼子（柯龙飞、刘昱译《顾往观来 王正廷自传（中文版）》，宁波国际友好联络会编，2012年内部发行，237页。此处将“锡蓂“误写作“锡明”）。王正康1921年早逝，其时王锡蓂尚年幼，想必多蒙其叔父照顾。
王锡蓂比钱锺书小一岁，1933年大学毕业，在同届中属于正常偏小的年纪，但他却不是同钱锺书一样1929年入学。据《申报》所载，王锡蓂1923年7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二年级（当时学制应为初中四年，高中二年），1926年8月考入清华学校（其时尚未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处于转型期，刚于1925年开始招收大学普通科，即清华一级学生）。也就是说，王锡蓂中学时连跳几级，15周岁便上了大学。当时清华要求考生“年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清华学校大学部招考规程》，载1927年2月26日《益世报》），王锡蓂按虚岁计，刚刚达到允许报考的年龄。在1925年的《中华英文周报》上，还可看到他发表的文章（“The Story of Mulan, a Chinese Heroine”，载13卷330期），可见他早早便表露出才华，堪称神童了。
王锡蓂考入清华后，选了吴宓做指导老师，1927年2月，吴宓特意将其指导的五名学生找来家中茶叙，“王生等询研究英文之法”（《吴宓日记 第三册1925-1927》，315页）。王锡蓂本应于1930年毕业，却在清华读了七年本科，很不顺利，之前跳的几级又扯平了。1933年，清华研究院录取新生五名，其中外文系两人为李梦雄和杨季康（杨绛）。杨绛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李梦雄和王锡蓂一样，1933年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同班同学需要通过考试进入研究院，王锡蓂却是凭本科成绩直接升入，这说明他是个好学生，不会是因为学业而留级。
1935年的《清华校友通讯》2卷9期载有1933级校友的近况，王锡蓂被描述为“毕业后养病母校医院，现已健壮。今秋考取留美语言学门”。由此看来，他一定生过大病，想必这就是他迟迟未能毕业的原因。清华1929年的“十八年暑假中教职员及同学通讯”（载《清华周刊》31卷11-12期合刊）和1930年的“暑期同学通信处调查”（《清华周刊》33卷14期）中都没有王锡蓂的名字，可以推断他在这两年中处于休学状态。而在1931年夏出版的《清华年刊》中，王锡蓂被归入1932级，即此时刚读完大三（此书中有王的照片，身着马褂，圆脸圆眼镜，面上稚气未脱），但他未能在1932年毕业，而是又延迟了一年。
拖到1933级毕业，是王锡蓂的不幸。在他最早可参加的1935年留英考试中，他恰好遇上了钱锺书，未能如愿。王锡蓂有显贵叔叔，胞兄王恭芳也在外交部任职，若要同俞大絪之姊俞大缜一样自费到牛津留学也并非不能负担，但他还是选择继续去竞争公费留美的机会。王锡蓂在清华研究生期间发表过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法文书评（“Marcel Raymond: De Baudelaire au Surréalisme--Essai sur le mouvement poétique contemporain”，载《清华周刊》1934年1期），本身研究方向当为文学，且谙熟法语。可他最终却报考了语言学门，虽得以考取，但考分不高，关键的两门专业课语言学和中国文字学都未及格（分别为47分和30分，总平均59.86分，应考时所选第二外语为法语，见《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1889页），在语言学方面并没有很充分的学术准备。
王锡蓂最自然的去向是与张骏祥一起赴美，美国语言学领域也不乏名师。即便不愿到美国，至少还有英国和法国更符合他的语言能力，他为何选择去德国留学成了难解之谜。容易想到的是，第11届夏季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柏林举行，这是中国首次派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总领队便是1922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若王锡蓂随同其三叔前往德国，观摩这届声势浩大的赛事，或发挥外语特长充当翻译工作，倒也顺理成章。但据吴宓日记所载，1936年7月12日，“王锡蓂请宴于其叔王子文（正黼）家，辞之”（《吴宓日记 第六册1936-1938》，13页），说明王锡蓂当时还没有出国，而中国奥运代表团已于6月26日从上海出发。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他即便7月中旬马上动身，也赶不及柏林奥运会。
同在1936年7月，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开业，王锡蓂的五叔王正序出任经理。8月，王正廷接替施肇基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王锡蓂若在美国留学，生活上必定会受到多方照顾，赴德却并非佳选。1936年时，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已显露出独裁扩张的趋势，1938年吞并奥地利，1939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旋即出兵波兰，发动二战。王锡蓂选择去德国的那一刻，或许冥冥中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1937年清华同学录中，他在德国的通讯处写为“德国柏林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中国大使馆转交”，未写明具体学校，在同期到哥廷根留学的季羡林的日记中也没有找到线索。在留学或战争期间，身体状况不佳的王锡蓂也许又旧病复发。据王家家谱，他逝于1946年，得年35岁。
还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若王锡蓂一心想去德国留学，当时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机会，原不必大费周章参加留美考试。1935年3月，清华与德国远东协会通过协议，每年互派研究生五名，留学两年，由德国外国学术交换处每年支付1200马克，1935年度清华方面有西洋文学、西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五个名额。7月，经清华评议会讨论，最终派出三名毕业生：外文系的季羡林、哲学系的乔冠华，心理系的敦福堂（《清华与德远东协会交换之研究生》，载1935年7月9日《世界日报》）。从季羡林日记来看，他在清华时功课并非十分出众，以王锡蓂的资历，当可与其一争。或者王锡蓂当时还未打算到德国，又或他也报了名，校方选择了他下一级的季羡林。无论如何，真相已难以窥知，历史也无法假设，人物在关键点上的抉择，便左右了一段历史的走向。
李赋宁毕业于清华外文系，是吴宓得意弟子，这番话情节生动，很像知情者的回忆，然而当事人自己却别有说法：“我本不是他（吴宓）的研究生，但因他开的‘中西诗之比较’这门课适合于我的爱好，就选了它作为我的研究生课之一。……他曾经劝我不要投身诗歌爱好，为了生活不妨继续我的生物专业，因大学课程名目繁多，我既在生物本科花了一定时间，绝不要与全力以赴的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贸然竞争，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这样就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生物专业的大事。”（吴仲贤《吴序：忆吴宓师二三事》，北塔《情痴诗僧吴宓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2页）
吴仲贤所言只是关乎自身爱好与现实生计，不涉及留学考试，“于已于人都有好处”更是同“只怕你竞争不过他”大相径庭。更何况，留英考试的报名资格是要求根据大学所学专业报考相应门类，到第二届时将英国文学门的投考资格明确为“凡系文学系毕业者均得应考”（参见《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二屆留英公费生通告》，载1934年2月14日《申报》），第三届又允许以毕业时所习辅系学科报考（《中英庚款会解释三届留英应考资格》，载1935年1月22日《中央日报》）。吴仲贤1933年本科毕业，主修生物，副修物理（张劳《吴仲贤教授》，吴汝焯等《忆恩师》，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59页），1934年考入清华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部，仅就读一年，并未毕业。以他的专业背景，如参加留英考试，实际上不能报考英国文学门。1935年生物相关门类有畜牧两名，园艺一名，也并非李赋宁所说的“唯一名额”。所谓吴仲贤避钱锺书风头而改考畜牧只是一段虚构的佳话，对于类似传奇故事，即便出自名人之口，也当格外警惕。
关于王锡蓂，也值得多说几句，其人声名不显，尚未见到相关回忆。他1933年从清华外文系毕业，与钱锺书同为清华五级，1933年出版的《清华同学录》中，记载其生于1911年，籍贯浙江奉化，别号恭蕙，现于清华研究院就读，通讯地址“北平东城史家胡同廿号王子文先生转”。王子文即王正黼，曾在多地办矿业，颇有实绩，并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矿业司司长。而在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中，王锡蓂的通讯地址变成了“上海法界古拔路79号王儒堂先生转”，王儒堂即王正廷，王正黼之兄，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循着这个线索，从王家的家谱中，可查到王锡蓂的谱名为王恭蕙，是王正廷和王正黼的二哥王正康的幼子（柯龙飞、刘昱译《顾往观来 王正廷自传（中文版）》，宁波国际友好联络会编，2012年内部发行，237页。此处将“锡蓂“误写作“锡明”）。王正康1921年早逝，其时王锡蓂尚年幼，想必多蒙其叔父照顾。
王锡蓂比钱锺书小一岁，1933年大学毕业，在同届中属于正常偏小的年纪，但他却不是同钱锺书一样1929年入学。据《申报》所载，王锡蓂1923年7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二年级（当时学制应为初中四年，高中二年），1926年8月考入清华学校（其时尚未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处于转型期，刚于1925年开始招收大学普通科，即清华一级学生）。也就是说，王锡蓂中学时连跳几级，15周岁便上了大学。当时清华要求考生“年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清华学校大学部招考规程》，载1927年2月26日《益世报》），王锡蓂按虚岁计，刚刚达到允许报考的年龄。在1925年的《中华英文周报》上，还可看到他发表的文章（“The Story of Mulan, a Chinese Heroine”，载13卷330期），可见他早早便表露出才华，堪称神童了。
王锡蓂考入清华后，选了吴宓做指导老师，1927年2月，吴宓特意将其指导的五名学生找来家中茶叙，“王生等询研究英文之法”（《吴宓日记 第三册1925-1927》，315页）。王锡蓂本应于1930年毕业，却在清华读了七年本科，很不顺利，之前跳的几级又扯平了。1933年，清华研究院录取新生五名，其中外文系两人为李梦雄和杨季康（杨绛）。杨绛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李梦雄和王锡蓂一样，1933年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同班同学需要通过考试进入研究院，王锡蓂却是凭本科成绩直接升入，这说明他是个好学生，不会是因为学业而留级。
1935年的《清华校友通讯》2卷9期载有1933级校友的近况，王锡蓂被描述为“毕业后养病母校医院，现已健壮。今秋考取留美语言学门”。由此看来，他一定生过大病，想必这就是他迟迟未能毕业的原因。清华1929年的“十八年暑假中教职员及同学通讯”（载《清华周刊》31卷11-12期合刊）和1930年的“暑期同学通信处调查”（《清华周刊》33卷14期）中都没有王锡蓂的名字，可以推断他在这两年中处于休学状态。而在1931年夏出版的《清华年刊》中，王锡蓂被归入1932级，即此时刚读完大三（此书中有王的照片，身着马褂，圆脸圆眼镜，面上稚气未脱），但他未能在1932年毕业，而是又延迟了一年。
拖到1933级毕业，是王锡蓂的不幸。在他最早可参加的1935年留英考试中，他恰好遇上了钱锺书，未能如愿。王锡蓂有显贵叔叔，胞兄王恭芳也在外交部任职，若要同俞大絪之姊俞大缜一样自费到牛津留学也并非不能负担，但他还是选择继续去竞争公费留美的机会。王锡蓂在清华研究生期间发表过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法文书评（“Marcel Raymond: De Baudelaire au Surréalisme--Essai sur le mouvement poétique contemporain”，载《清华周刊》1934年1期），本身研究方向当为文学，且谙熟法语。可他最终却报考了语言学门，虽得以考取，但考分不高，关键的两门专业课语言学和中国文字学都未及格（分别为47分和30分，总平均59.86分，应考时所选第二外语为法语，见《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1889页），在语言学方面并没有很充分的学术准备。
王锡蓂最自然的去向是与张骏祥一起赴美，美国语言学领域也不乏名师。即便不愿到美国，至少还有英国和法国更符合他的语言能力，他为何选择去德国留学成了难解之谜。容易想到的是，第11届夏季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柏林举行，这是中国首次派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总领队便是1922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若王锡蓂随同其三叔前往德国，观摩这届声势浩大的赛事，或发挥外语特长充当翻译工作，倒也顺理成章。但据吴宓日记所载，1936年7月12日，“王锡蓂请宴于其叔王子文（正黼）家，辞之”（《吴宓日记 第六册1936-1938》，13页），说明王锡蓂当时还没有出国，而中国奥运代表团已于6月26日从上海出发。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他即便7月中旬马上动身，也赶不及柏林奥运会。
同在1936年7月，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开业，王锡蓂的五叔王正序出任经理。8月，王正廷接替施肇基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王锡蓂若在美国留学，生活上必定会受到多方照顾，赴德却并非佳选。1936年时，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已显露出独裁扩张的趋势，1938年吞并奥地利，1939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旋即出兵波兰，发动二战。王锡蓂选择去德国的那一刻，或许冥冥中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1937年清华同学录中，他在德国的通讯处写为“德国柏林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中国大使馆转交”，未写明具体学校，在同期到哥廷根留学的季羡林的日记中也没有找到线索。在留学或战争期间，身体状况不佳的王锡蓂也许又旧病复发。据王家家谱，他逝于1946年，得年35岁。
还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若王锡蓂一心想去德国留学，当时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机会，原不必大费周章参加留美考试。1935年3月，清华与德国远东协会通过协议，每年互派研究生五名，留学两年，由德国外国学术交换处每年支付1200马克，1935年度清华方面有西洋文学、西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五个名额。7月，经清华评议会讨论，最终派出三名毕业生：外文系的季羡林、哲学系的乔冠华，心理系的敦福堂（《清华与德远东协会交换之研究生》，载1935年7月9日《世界日报》）。从季羡林日记来看，他在清华时功课并非十分出众，以王锡蓂的资历，当可与其一争。或者王锡蓂当时还未打算到德国，又或他也报了名，校方选择了他下一级的季羡林。无论如何，真相已难以窥知，历史也无法假设，人物在关键点上的抉择，便左右了一段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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