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实斋《文史通义·申郑篇》及《答问上中下》
●卷五 内篇五
○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
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
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
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後，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
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
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
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
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
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
《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
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
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长
较短；亦未尝欲後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
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
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
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
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
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後之溺文辞
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
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
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後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
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後，史
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
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
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
公《资治通鉴》，前後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
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
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
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
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
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
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後学者，颇有訾。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
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
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
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後》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
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
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
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
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
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
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
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
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
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
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
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
前修而俟後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
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
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
如後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
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
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
待後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
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
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
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
而守先待後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
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於《春秋》，《世本》、《国策》之於《史记》，
其义犹是耳。
唐後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
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举之程式，胥吏
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於古人，标一法外之
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犭扁狙见冠服，
不与决毁裂，至於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
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於器，实不足而竞於文，其弊与空
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答客问中
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
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徵不信，慨於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
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
《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
而屈马，其说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
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於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
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
之於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
虽圣人之籍，不能於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
《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
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熊蛇鱼之梦，以纪春王
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徵信，吾不谓
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於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
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
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
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
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
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
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
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
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於其女弟，然後其学始
显也。迁书有徐广、裴る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
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
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纷
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
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
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
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
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簋，而粪土不可索簋，理至明
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
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
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
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
撰《世祖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
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
於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
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
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於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
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於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
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
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
○答客问下
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
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质而後运斤，先後轻重之间，其数
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
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
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
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
撰集，以待後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
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
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
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於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
则辨同考异，慎於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於大体而已。
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
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
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於《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
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於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
传；（《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
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徵於计吏；
（见《论衡》）先贤之表，著於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
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
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是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
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一矣。所徵故实，多非本
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於
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
使人无从徵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
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四矣。
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录，後人考核，徵信无从；则比次之业，
难於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钜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
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於法律之外，
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七
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後学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粮，则讲
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
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
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
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
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
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後，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
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
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
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
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
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
《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
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
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长
较短；亦未尝欲後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
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
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
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
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
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後之溺文辞
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
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
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後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
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後，史
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
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
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
公《资治通鉴》，前後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
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
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
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
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
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
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後学者，颇有訾。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
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
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
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後》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
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
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
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
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
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
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
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
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
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
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
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
前修而俟後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
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
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
如後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
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
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
待後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
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
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
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
而守先待後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
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於《春秋》，《世本》、《国策》之於《史记》，
其义犹是耳。
唐後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
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举之程式，胥吏
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於古人，标一法外之
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犭扁狙见冠服，
不与决毁裂，至於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
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於器，实不足而竞於文，其弊与空
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答客问中
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
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徵不信，慨於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
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
《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
而屈马，其说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
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於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
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
之於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
虽圣人之籍，不能於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
《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
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熊蛇鱼之梦，以纪春王
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徵信，吾不谓
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於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
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
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
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
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
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
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
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
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於其女弟，然後其学始
显也。迁书有徐广、裴る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
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
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纷
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
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
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
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
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簋，而粪土不可索簋，理至明
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
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
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
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
撰《世祖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
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
於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
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
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於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
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於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
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
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
○答客问下
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
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质而後运斤，先後轻重之间，其数
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
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
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
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
撰集，以待後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
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
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
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於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
则辨同考异，慎於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於大体而已。
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
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
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於《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
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於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
传；（《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
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徵於计吏；
（见《论衡》）先贤之表，著於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
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
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是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
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一矣。所徵故实，多非本
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於
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
使人无从徵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
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四矣。
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录，後人考核，徵信无从；则比次之业，
难於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钜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
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於法律之外，
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七
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後学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粮，则讲
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
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
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