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1944年，二战中的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急于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华府委托潜心研究日本，《菊与刀》就是这一研究成果:一个作为文化问题的战争军事问题报告。其研究意见不仅为美国军事外交决策所采纳，也被日本本土称之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象征。菊花呈现柔美，莫不让人想起《枕草子》所展现的日本传统生活之美，以及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温雅哀婉之美。刀则诉诸暴力，最容易让人想起的莫过于举刀剖腹的日本武士。菊与刀，一如樱花与武士。本尼迪克特选择这两个内涵迥异的意象，意在象征日本国民的矛盾人格或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正如作者所概括的:"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
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距离鲁思写作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对于日本这个能够轻易从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鲁思语）的民族来说，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此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的一些特质，似乎依旧有效。
　　在鲁思这个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一些日本人行事的准则，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却非常普通，比如说"面子"。然而，书中精确地指出中日道德伦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让人非常震撼。就这一点，就值得读一下这本书了。
　　在鲁思看来，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仁”。即：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具体来说，就是对中国人来说，统治者不"仁"，大家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义灭亲。而这些反抗的行为在日本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
　　由于信奉无条件的"忠"、"孝"，日本从未改朝换代过，正如跳槽在日本难以被人接受一样；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至今仍非常传统。
　　我想，从无条件的"忠"、"孝"这个角度来解释日本人对靖国神社的态度，也许有些启发。对于日本人来说，山本五十六作为军人，一生尽"忠"职守，理所当然值得敬奉。至于山本是否行仁义之事，是否以仁待人，那与是否值得敬奉无关。
　　"仁"，在这里便成为中日关于靖国神社的态度能否达成共识的关键。
        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他们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