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权力：福柯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概述

本科论文写的是空间（Space）与权力（Power）的关系，竟然一直没有细读过福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十分汗颜。《空间，知识与权力（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这篇文章是Paul Rabinow对福柯采访的文字稿件，英文版由Christian Hubert翻译，载于The Foucault Reader, pp. 239-56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 空间在任何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形式中都至关重要，在权力的运行中起到关键作用。福柯认为从18世纪末起，建筑成为政治的（political）。政治学思潮开始思考建筑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功能，讨论城市应当怎样建设来维护社会秩序，避免流行病、暴动，保障市民过上体面、道德的生活。 都市主义（urbanism）成为一项重要议题，究其根源，是从17世纪起兴起的一种观念：国家应当以城市为范本来治理其领土。国家就像一座城市，首都是中心广场，道路是街巷。这样一来，城市不是广袤土地上星星点点的特权区域，城市中严密、高效的治安系统（a system of policing）应当作为政府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的典范推广到全国。Police这一词汇在16至18世纪的法国不仅指代穿着制服的警察，更意味着一项政府规范、治理和控制市民的系统工程。 拿破仑时代是一个转折点：从治安国家（police state）到现代国家（modern state）。“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问题被提出。“怎样形式的政府能实现最好的治安？”这一问题被抛弃，人们开始问：“政府何以可能？”也就是说，政府作为一项契约，如何限制政府的行为实现最好的社会运行。福柯认为，18世纪末政治思潮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社会”（society）：政府治理的不仅是一个国土和属民，更是一套复杂且相对独立的系统，这一叫做“社会”的系统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和机制。 也就是说，在18世纪，政府的治理问题是“空间的”，其对象是地理上的国土（territory）和属民；然而在拿破仑之后，对象变成了“社会”。社会并不必然是空间化（spatialized）的，但技术的发展使很多新的空间-社会问题诞生。除了流行病、暴动这些城市空间带来的问题之外，铁路、电力的发展使政治权力与领土空间、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通过通讯和速度的发展，带来新的空间技术的问题。建筑师之外，工程师、筑路筑桥技术人员也是空间的重要操纵者。 政府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空间进行统治，那么建筑和空间的设计会不会带来自下而上的解放和反抗的可能？福柯的观点是：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功能上就是“解放的”——自由是一项实践（Liberty is a practice）。当建筑师通过建筑带来解放的意图和人们争取自由的实践相结合时，建筑会产生积极作用、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同样的建筑也可能造成完全相反地结果。实际上，没有制度或法律可以保障人的自由；自由的保障是自由（The guarantee of freedom is freedom）。除了集中营这样的建筑，大部分空间设计之中都仍然保有反抗、不服从、对立的可能性。（福柯关于自由的论述总是十分精彩！）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福柯将空间的设计、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争取自由的实践等因素视为相互作用的，而非认定某一个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往往致力于构想一种乌托邦或“解放机器”（例如某种空间的布置），机器一旦启动，就能实现人类的自由。然而这样的机器并不存在。 建筑作为一种科学、一门知识（savoir），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建筑是否和自然科学一般是精确的科学，还是具有模糊性？福柯则指出这样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应当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筑的历史：将建筑视为一种广义的技术（techne），也就是在有意识的目的的指导下实践的理性活动（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建筑和政府作为社会组织的形式都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福柯非常喜欢拿建筑形式来比喻社会组织，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规训与惩罚》中用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隐喻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 文章还谈论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的态度、对理性（rationality / reason）的态度，妓院、浴场空间与性（sexuality）、社会关系，以及知识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knowledge），和“空间与权力”的主题关联较小，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