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压顶的女人们

2009年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最近成为热点话题，电影美化拐卖人口、从脓血里硬是要扒拉出点“感动”来，惹出铺天盖地的骂声。曾经采访此事的记者也写下调查手记，叙述当年亲见的黑色荒诞。舆论力量下，打拐办主任表态，称“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应当救助，不能纵容拐卖、同情买主。已部署当地警方调查。”这件事情本身，发展至此，看似是正义即将压倒邪恶——虽然这“正义”来得迟了些。
直到，《嫁给大山的女人》原型郜艳敏站了出来，发出签名信，要求“平静”，在回应记者采访时表态，认为应该追究人贩子，而不是自己的家人。说外界的关注“不是帮助，而是伤害”，说老公现在对她也挺好，“刚开始磨合期难免有点摩擦”。
关注这件事情至此，看到郜艳敏本人的话，心情陡然复杂起来。
媒体大量曝光背后，固然可以讨论对当事人受害者是否存在“二次伤害”的伦理问题，然而，另一重并不新鲜的尴尬感，却是倡议性别平权以来，一直需要面对的——甚至说开去，是任何社会介入从始至终都需要面对的：
你如何面对被从黑暗中拉出的人，认为光亮太刺眼；而与此同时，又如何避免自己对光明与黑暗的区分与坚持，变成“我是为你好，你必须听话”的家长父权心态。
“郜艳敏签名信要求平静”的报道，也能用来表达这样的意思：“郜艳敏本人都发话了，看你们这些女权分子还能叨逼叨啥？”
当然，类似的话，并不是第一次听到：
“你们说反家暴，人家挨打的都说没什么呢。”
“你们谴责教授潜规则女学生，有学生乐意用这换好处呢。”
“你们说重男轻女不对，可人家家女儿就愿意打工供哥哥上学。”
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当我们谈论性别问题时，我们谈论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特定女性群体的问题。就好像对《嫁给大山的女人》的批判、相伴产生的对妇女权益与买卖人口的探讨，这固然是因为郜艳敏一人起，然而，它关乎的却不仅仅只是郜艳敏一人。
还有女人，被凌辱被施暴，并不认为暴力是磨合期的摩擦；还有女人，被拐骗贩卖，并不对购买者感激多于仇恨。还有女人，认为无论如何，将女人当成商品交易的行为，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她们每个人声音与诉求的重量，和郜艳敏，是一样的。
从来都不是嫁给大山的“女人”，而是嫁给大山被大山压顶永世不得翻身的“女人们”。
的确，被拉到光明处的，有些会不爱光亮刺眼——甚至，光亮本身就是刺眼的，甚至，有时候对光明与黑暗的界定与那个“拉”的动作，从头开始就错了。然而有可能发现与纠正错误的，恰恰是不停止、也不被垄断的讨论。有可能避免家长父权式“我是为你好”的办法，恰恰就是能够把讨论变成所有人的。
眼下，女权主义者对抗的，是“被噤声”，争取的，是被挤占的话语空间。然而在得到的话语空间里，这种“容纳”本身，正是根植于女权主义理论核心的非压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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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两句：这篇文章无意于指责郜艳敏的任何诉求，甚至，现在一个该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避免她继续受到更多的伤害？
但是关于她的诉求：郜艳敏要平静，媒体报道跟进的时候，自然应在法律与新闻伦理范围内谨慎避免“二次伤害”，然而至于她说不要追责家人——人口拐卖案件中是否追责买主，有法律依据，这不由受害者是否原谅决定的。当然，郜艳敏背后有她的家有一个村，这事儿出了这么多年，各种大大小小的责任人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这时候，她说的要平静要不追责，这究竟是不是本人真实意愿，其实真是个问题。
最后，对于某些认为打拐追责就是“你们为啥不放过她”逻辑：舆论焦点从不是受害者，是买卖人口背后的不作为，是把脓疮变感动的宣传治理，是长久的女性权益缺失。这事从来都有两层——第一、如何帮助个人；第二、 社会层面如何打击人口买卖。且不说，对于个人长期短期最好的办法，真的是把她留在原地么，就说第二，这不仅是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它首先是法律问题。诚然，郜老师苦，外人没立场逼她成斗士，但打击人口拐卖，关乎的不仅她一人，因为受害者“选择”原谅，我们就真的顺势继续粉饰太平、继续把巨大的脓疮掩上——愚善不仅懒惰，也是更大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