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迷养成之路
查看话题 >那些年,和侯孝贤导演一起打过的架(四)
《悲情城市》
虽说是写着玩玩,但到了《悲情城市》这一篇,还是不免诚惶诚恐。印象中完整地看过三遍,高三暑假、在伦敦读研、还有急着想跳槽的最近,随着事易变迁,似乎每次都像是面对一部新的电影,心里翻滚着太多事,终究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在接连拍了几部颇具私人意味的电影后,侯孝贤决意转向更为开阔的时空格局,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为背景,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浮沉,而对于1987年刚刚解除戒严令的台湾而言,这样的作品,无异于石破天惊。
回溯侯导的前几部作品,有限的人物构成,封闭的坏境选取,面对青春回忆这类更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题材,侯导显然已经凿开了一条情绪释放的出口。而这次,他需要还原一段更为周正的历史,需要跳出自身亲历的时代,找出一套工具,以对历史的脉络进行梳理。这其中,既有黑帮流氓、乡豪土绅、又有知识分子、军队政府,所谓历史,必然是群像式的、包含阶级差异的,《悲情城市》的人物组成堪称庞杂,为了避免观众沉湎于迷雾一般的信息之中,侯导利用了许多看似闲笔的段落,将情绪归集至更为齐整的叙事结构之中。
虽然如此,但《悲情城市》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片,将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串连在一起,再辅以人物聚焦式的、临场式的描摹。从整部影片的氛围来看,它依然是完全私人化的,带着无可取代的侯孝贤作者意识。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它的省略与去戏剧性,影片着眼于“二二八”事件,但其生长的空间却深植于看起来与其关系不大的林家。影片用了大量时间去描摹林家的日常,强迫观众像越过围栏观看的邻居一样,习惯这些未经筛选的琐碎。直到最出乎意料的时刻——当社会力量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将整个林家裹挟其中之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开始回溯那些极具意味的省略。
侯导对观众的尊重恰在于此,他让自己的角色退后,再退后,吝啬的连一点点主观的介入都不愿给予。他给你一个方向,再给你整片森林,他相信观众的眼睛,正因为没有啰嗦的向导,才能更用心的捕捉线索,直至找到独一无二的风景。
相较于之前的打戏,《悲情城市》中的显然更为暴力和血腥,但此处的暴力绝非单指眼睛所看到的,而是基于一种综合的感官。简单来说则是你看不到究竟是谁把谁打死了,但却能确凿无疑的感受到这就是往死里打的节奏。
第一场打戏便开始得突如其来,其背后有很多前情铺垫,但因为过分跳跃,因果关系显得尤为隐晦。此前,与林家老三文良商量着一同盗印日钞的红猴在妓院被绑架了,而这段线索就此戛然而止。之后文良与小舅子阿嘉卷入黑帮的毒品生意,大哥文雄发现后大发雷霆,没收了他们偷运的毒品。
在和黑帮弟兄混迹之时,文良偶然发现了曾经妓院里的阿春,通过后续情节的补充,我们终于补齐了完整信息,红猴被杀,而盗印日钞挣到的钱也已落入他人手中。文良怀疑是阿春吞了那笔钱,可如今阿春已是道上金泉的女人,始终矢口否认。
金泉站起身来,与文良对峙,很快厮打起来,金泉持刀,毫不留情的刺来,文良只好拿起木凳抵挡。
下一幕转向走廊,狭小、昏黄,尽头悬挂着高朋满座四个字。阿春喊叫着跑走,金泉步步紧逼,刀子一次次刺下,文良拾起木凳,踉跄着朝金泉扔去。
极为突发的暴力过后,侯导反其道而行之的给了一个大大的远景,如水墨画一般迷蒙的乡间清晨。浓郁墨绿的山林,错落有致的屋舍,还有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小商贩们。大哥带着阿嘉出现,想叫上文良一起走,没想到却等来一场械斗。他们追打成一团,分不清彼此,渺小的像是巨幅模型上的一粒沙。
阿嘉气不过,一个人侧身站在田间的小路旁,狠狠地抽完最后一口烟。他背着手,紧紧握着手里的刀,疯狂地朝三轮车跑去。
你也不知道他是去砍谁,只是远远地注视着打斗的全景。镜头拉得更远,他们追打到草丛之中,伴随着山林间自然的声响,完成仪式般暴力的再现。所谓杀过无痕,如此静谧的乡间美景,既像是对无端暴力的消弭,又像是对其最大的讽刺。
如果说第一场打戏还具有明显所指,那么第二场呈现的则是纯粹的无目的群体暴力。“二二八”事件后,人心惶惶,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流血冲突一触即发。火车上涌下来一波又一波人,带着动物性的荒蛮,彼此砍杀。宽荣孤立无援的站在人群之中,看着身边杀红了眼的人,像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火车上有人在抓外省人,问到聋哑的文清,他眼神惶恐,竭力嘶哑的喊出三个字:台-湾-人。
可他们还是抡起棍子就往下挥,幸好宽荣赶来,对他们大吼“他是聋子,你跟他说什么他怎么听得见?!”
乱世如此,连哑巴都是要张口说话的,此中的荒诞令人感到无奈悲怆。侯导无意将矛头指向个人,只是如此动荡的社会,逼得人无力为人。
最后这场戏则是悲剧的终结,伴随着无力扭转的宿命感,命运就此一泄如注。阿嘉和大哥文雄去牌馆赌钱,碰到了此前诬陷文良害其发疯的上海帮,一时气不过,骂了起来。
上海帮没有言语,举着尖刀便刺向阿嘉。阿嘉奋力挣脱,连滚带爬的逃了出来。
满身是血的阿嘉倒在大哥面前,似已奄奄一息。
黑帮大佬出面调停,转身离去。
大哥终究没有忍下这口气,冲出来为阿嘉报仇。逼仄的走廊里,一声枪响,一直是家中顶梁柱的大哥,就这样轰然倒塌。
镜头再次切向雾气迷蒙的山涧,飞鸟划过天际,兜兜转转,找不到落脚的地儿。文清携带家中的女眷,缠着白布,端着遗像,静静站立在雨中。镜头良久注视,再无多余的言语。
从杀戮现场切至自然影像,《悲情城市》中这种近乎偏执的平静让那些无端的暴力显得苍白和渺小。残酷的时代风暴之下,这些暴力不过是历史的注脚,始终不变的,是那片山林,那片土地,而历史更像是无处不在的微菌,在这样亘古不变的环境中,几近悄无声息地渗入日常之网。而这,足以造就《悲情城市》成为一部史无前例的历史片。
虽说是写着玩玩,但到了《悲情城市》这一篇,还是不免诚惶诚恐。印象中完整地看过三遍,高三暑假、在伦敦读研、还有急着想跳槽的最近,随着事易变迁,似乎每次都像是面对一部新的电影,心里翻滚着太多事,终究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在接连拍了几部颇具私人意味的电影后,侯孝贤决意转向更为开阔的时空格局,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为背景,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浮沉,而对于1987年刚刚解除戒严令的台湾而言,这样的作品,无异于石破天惊。
回溯侯导的前几部作品,有限的人物构成,封闭的坏境选取,面对青春回忆这类更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题材,侯导显然已经凿开了一条情绪释放的出口。而这次,他需要还原一段更为周正的历史,需要跳出自身亲历的时代,找出一套工具,以对历史的脉络进行梳理。这其中,既有黑帮流氓、乡豪土绅、又有知识分子、军队政府,所谓历史,必然是群像式的、包含阶级差异的,《悲情城市》的人物组成堪称庞杂,为了避免观众沉湎于迷雾一般的信息之中,侯导利用了许多看似闲笔的段落,将情绪归集至更为齐整的叙事结构之中。
虽然如此,但《悲情城市》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片,将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串连在一起,再辅以人物聚焦式的、临场式的描摹。从整部影片的氛围来看,它依然是完全私人化的,带着无可取代的侯孝贤作者意识。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它的省略与去戏剧性,影片着眼于“二二八”事件,但其生长的空间却深植于看起来与其关系不大的林家。影片用了大量时间去描摹林家的日常,强迫观众像越过围栏观看的邻居一样,习惯这些未经筛选的琐碎。直到最出乎意料的时刻——当社会力量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将整个林家裹挟其中之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开始回溯那些极具意味的省略。
侯导对观众的尊重恰在于此,他让自己的角色退后,再退后,吝啬的连一点点主观的介入都不愿给予。他给你一个方向,再给你整片森林,他相信观众的眼睛,正因为没有啰嗦的向导,才能更用心的捕捉线索,直至找到独一无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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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之前的打戏,《悲情城市》中的显然更为暴力和血腥,但此处的暴力绝非单指眼睛所看到的,而是基于一种综合的感官。简单来说则是你看不到究竟是谁把谁打死了,但却能确凿无疑的感受到这就是往死里打的节奏。
第一场打戏便开始得突如其来,其背后有很多前情铺垫,但因为过分跳跃,因果关系显得尤为隐晦。此前,与林家老三文良商量着一同盗印日钞的红猴在妓院被绑架了,而这段线索就此戛然而止。之后文良与小舅子阿嘉卷入黑帮的毒品生意,大哥文雄发现后大发雷霆,没收了他们偷运的毒品。
在和黑帮弟兄混迹之时,文良偶然发现了曾经妓院里的阿春,通过后续情节的补充,我们终于补齐了完整信息,红猴被杀,而盗印日钞挣到的钱也已落入他人手中。文良怀疑是阿春吞了那笔钱,可如今阿春已是道上金泉的女人,始终矢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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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泉站起身来,与文良对峙,很快厮打起来,金泉持刀,毫不留情的刺来,文良只好拿起木凳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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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幕转向走廊,狭小、昏黄,尽头悬挂着高朋满座四个字。阿春喊叫着跑走,金泉步步紧逼,刀子一次次刺下,文良拾起木凳,踉跄着朝金泉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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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突发的暴力过后,侯导反其道而行之的给了一个大大的远景,如水墨画一般迷蒙的乡间清晨。浓郁墨绿的山林,错落有致的屋舍,还有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小商贩们。大哥带着阿嘉出现,想叫上文良一起走,没想到却等来一场械斗。他们追打成一团,分不清彼此,渺小的像是巨幅模型上的一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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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气不过,一个人侧身站在田间的小路旁,狠狠地抽完最后一口烟。他背着手,紧紧握着手里的刀,疯狂地朝三轮车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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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知道他是去砍谁,只是远远地注视着打斗的全景。镜头拉得更远,他们追打到草丛之中,伴随着山林间自然的声响,完成仪式般暴力的再现。所谓杀过无痕,如此静谧的乡间美景,既像是对无端暴力的消弭,又像是对其最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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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场打戏还具有明显所指,那么第二场呈现的则是纯粹的无目的群体暴力。“二二八”事件后,人心惶惶,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流血冲突一触即发。火车上涌下来一波又一波人,带着动物性的荒蛮,彼此砍杀。宽荣孤立无援的站在人群之中,看着身边杀红了眼的人,像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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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有人在抓外省人,问到聋哑的文清,他眼神惶恐,竭力嘶哑的喊出三个字: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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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还是抡起棍子就往下挥,幸好宽荣赶来,对他们大吼“他是聋子,你跟他说什么他怎么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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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如此,连哑巴都是要张口说话的,此中的荒诞令人感到无奈悲怆。侯导无意将矛头指向个人,只是如此动荡的社会,逼得人无力为人。
最后这场戏则是悲剧的终结,伴随着无力扭转的宿命感,命运就此一泄如注。阿嘉和大哥文雄去牌馆赌钱,碰到了此前诬陷文良害其发疯的上海帮,一时气不过,骂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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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帮没有言语,举着尖刀便刺向阿嘉。阿嘉奋力挣脱,连滚带爬的逃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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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终究没有忍下这口气,冲出来为阿嘉报仇。逼仄的走廊里,一声枪响,一直是家中顶梁柱的大哥,就这样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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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再次切向雾气迷蒙的山涧,飞鸟划过天际,兜兜转转,找不到落脚的地儿。文清携带家中的女眷,缠着白布,端着遗像,静静站立在雨中。镜头良久注视,再无多余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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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杀戮现场切至自然影像,《悲情城市》中这种近乎偏执的平静让那些无端的暴力显得苍白和渺小。残酷的时代风暴之下,这些暴力不过是历史的注脚,始终不变的,是那片山林,那片土地,而历史更像是无处不在的微菌,在这样亘古不变的环境中,几近悄无声息地渗入日常之网。而这,足以造就《悲情城市》成为一部史无前例的历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