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牺牲政治生涯来捍卫自己的主张，你就优秀了吗？

                
                
约翰·费兹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他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肯尼迪政治家族的一员，被视为美国自由派的代表。
你觉得，一个政客，当他能“完全忘掉自我，致力于实现崇高原则”的时候，当他“爱公众胜过爱自己”的时候，当他“冒着牺牲政治生涯的风险来直抒己见”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在这本唯一由美国总统撰写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当仁不让》中，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约翰·肯尼迪--回顾了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八位优秀参议员的政治主张和行动，表述了这些伟大的政治家是如何以行动，实际阐释了“勇气”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再现了海明威给“勇气”所下的定义：“勇气是重压下的优雅”。
                
                
以牺牲政治生涯为代价捍卫政治主张，这就是优秀政治家的勇气吗？
摘自｜《当仁不让》 译｜杨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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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忘却过去曾在公众生活中弘扬勇敢品质的国家，是不会再坚持要求今天选出的领导人具备勇敢的品质或对勇敢加以褒奖--事实上我们已经忘记那么做了。
--摘自本书第一章《勇敢和政治》
本书谈论了勇敢和政治。政治是本书的场景，勇敢是本书的主题。勇敢是一种普世美德，我们大家了然于胸，但是本书关于勇敢的阐述仍没有消除政治的神秘感。
正如精神病学家对我们说的那样，动机总是难以评估的。在阴暗的政界探究动机特别难。为了国家利益而抛弃州和党派利益的人—例如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山姆·休斯敦，这些人要在政治上步步高升的抱负是明摆着的—动辄受到非议，指责他们只千方百计去满足自己争当总统的野心。那些为了争取实现更崇高的原则而与党断绝关系的人—像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埃德蒙·罗斯—常常面临谴责，说他们站在某个党派的旗帜下接受了官职，却在危难时刻见风转舵，抛弃了原党派。
但是从前面几章叙述过的几件具体事例中，经过对档案的长期研究，我完全相信这些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私人或政党的利益，所以他们的事迹得到传颂。这么说不意味着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谋求从自己采取的艰难方针中获得好处，虽然能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作为政客--把他们都称之为政客，绝无贬义--他们要谋取一点私利显然也是正当合理的。
当然，所有这些人假如完全忘掉自我，致力于实现崇高的原则，那么本书所叙述的勇敢行为在传统的英雄崇拜热中就更加鼓舞人心，更加显得光彩夺目。但是，约翰·亚当斯总统—他无疑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明智、最无私的公仆—在其著作《捍卫美国宪法》中写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真相：“事实上，谁都不会热爱公众胜于热爱自己。”
假若果真如此，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本书前几章提到的政治家当仁不让？原因不是他们“爱公众胜过爱自己”，相反，确实是因为他们真的爱自己--因为保持自己的尊严比他在众人当中的声望更重要，因为赢得或保持刚正不阿、敢作敢为的名誉的愿望比保持官职更强烈，因为他的良知、个人的道德标准、正直或道义，无论如何都比公众反对他这种压力强大，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方针最佳，并且最终会证明是正确的这种信念压倒了他对公众会进行报复的担忧。
当政客既不爱公众利益，也不爱个人利益，或者对个人利益的爱有限，满足于一官半职时，公众利益便被忽视了。只有当政客十分自重时，他的自尊心才会要求他走上造福大众的英勇无畏和问心无愧之路。到此时他对自己行动方针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如同约翰·C·卡尔霍恩说过的：
我从不知道南卡罗来纳州想要怎么做。我从未同这个州商量过。我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并且按照我的良心行动。如果这个州同意我的行动，那最好。如果它不同意，想找人替代我，我乐于让出职位，我们就此两清。
这不是说勇敢的政治家以及他们挺身支持的原则始终是正确的。据说，约翰·昆西·亚当斯本应认识到，禁运可能毁掉新英格兰，而且几乎刺激不到英国人。批评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人这样说，他对维护奴隶制的势力的安抚徒劳无功；托马斯·哈特·本顿顽固不化、自吹自擂和自私自利；山姆·休斯敦花言巧语、变化无常和不能信赖；在有些人眼中，埃德蒙·罗斯投票支持的是个蔑视宪法和违拗国会的人。卢修斯·拉马尔未能懂得，有计划地实施通货膨胀这种有害的政策有时候比发生无法控制的萧条这种不幸更可取。还有人说，诺里斯和塔夫脱行为的动机主要出于盲目的孤立主义，而不是宪法原则。
我不认为所有冒着牺牲政治生涯的风险来直抒己见的人都是对的。
                
                
勇敢的意义，像政治动机一样，常常被人误解。有的人赞赏勇敢拼搏的激动精彩，却没有注意勇敢所产生的影响。有的人钦佩别人或别的时代见义勇为的美德，却没有理解这种勇气对现代具有的潜在作用。也许，为了使关于政治勇气的记叙更有意义，最好讲一讲本书未曾言及的方面。
本书不想为为独立而独立的行为进行辩解，不想证明执意支持一切妥协或过分自豪和倔强地坚持个人信念的正当性。本书也不想表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对的一方和错的一方，以及所有参议员，除了傻瓜和无赖外，总会发现对的一方，并且坚持站到对的一方去。
相反，我持有与梅尔本首相一样的感受，当年他被年轻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批评所激怒，说过他很想像麦考利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什么事都很确定。在国会的九年使我懂得了林肯那句话的智慧：“几乎没有一件事一无是处或者十全十美。几乎每一件事，特别是政府的政策，总是利弊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不断对利和弊哪个占主导作出最佳的判断。”
本书并不想表明，接受党的规则约束和承担党员责任必然是一件在任何时候都会影响我们决策的坏事；本书也不想表明，一个州或一个地区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合法考虑权利。
相反，每个参议员对自己的党、州、小团体、国家和良知都要分别显示忠诚。在党的一些问题上，他对党的忠诚通常是受控制的。在地区争端上，他在本地区承担的责任可能指导他的行动。而最考验他们的胆量和勇气的是国家大事，是向他们对党和地区的忠诚提出质疑的个人良知问题。
同总统、同党或同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唱反调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与参议员藐视掌握着他的前程的愤懑选民所需要的勇气不能相提并论。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没有在本书中列入我国最著名的“造反者”—约翰·伦道夫、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罗伯特·拉福莱特等人的故事，这些人勇敢正直，但他们知道自己进行的斗争会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
                
                
最后，本书并不想贬低民主政府和顺乎民意的统治。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民主是最难的一种治理方式--除了一直不断地在尝试的所有其他方式”。我们可以改进民主程序，阐明我们对民主问题的认识，而且会更加尊重始终认为有必要与公众舆论对着干的人，但是我们不可通过废除或限制民主来解决立法独立和责任的问题。
因为民主绝不仅是维护受到拥戴的政府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也远非用恭维或欺骗强大的选民集团这一套政治手段。真正的民主--生动活泼、不断发展和激发士气--总是相信人民的，相信人民不仅会选出色地和忠诚地代表他们的观点的，而且会选执行他们认真作出的判断的人作议员；相信人民不会责怪由于恪守原则而采取不得人心的路线的议员，而会赞赏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的声誉，并且最终承认他们行动的正确性。
本书中的那些故事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民主。事实上，如果美国没有维护言论自由和允许意见分歧的传统，不促进坦诚的思想交锋，不鼓励宽容不受欢迎的意见，就不会发生那些故事。许多顶住舆论压力，并且最后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士，在政治上不断取得成功，因而我们坚持相信，从长远来看，人民会对勇敢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评判。
由此看来，无论以前展现的勇敢行为，还是未来继续需要有的勇敢表现，都不局限于参议院。勇敢和良知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每个公职人员，不论其职位高低，以及各自对谁—选民、立法机构、政治机构或党的组织—负责。这些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每一位选民，关系到不参加选举的人，不关心政府的人和对政治家及其事业不屑一顾的人。这些问题还关系到抱怨管理高层腐败现象以及强调当选的代表必须服从他们的意愿的人。
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不管他对政治的兴趣如何，“都可以担任公职”，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归根结底，我们能得到哪一种政府取决于我们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我们人民才是当家作主的。我们将挑选自己需要的、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来执政，不管结果执政得好还是不好。
这些问题甚至也不只关系到政治；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面临是当仁不让还是百依百顺这个基本的选择，每当我们反对在争论激烈的问题上随大流，或害怕选民、朋友、董事会或工会对争论会恼火，就需要我们抉择。在不贬低已经去世者的勇气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还活着的人们--就像本书叙述的那些对象--的英勇行为。
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常常不如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勇气引人注目，但它同样是成败兼具、悲喜参半，值得赞扬。一个人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不管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危险和压力，这是人类高风亮节的基础。
关于历史上当仁不让者的故事阐述了产生勇气的因素，它们会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舞。但是它们不是勇气本身。因此每个人必须从他自己心灵中去探寻和开发勇气。
议长先生，当一个人成为参议院的成员时，他不会想到他实际上不可能不经受严酷的考验；他不会想到必须具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抵挡住身边日常的诱惑；他不会想到自己多么敏感地想回避那些他必须学会加以制止的不公正谴责；他不会想到争取公众认可的天生愿望同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感之间不断可能发生矛盾；他不会想到必须安于承受甚至可能来自朋友的不公平待遇；他不会想到别人对他的动机的非议；他不会想到要遭受愚昧和恶意的挖苦嘲笑；他也不会想到个别铁杆拥护者的极度恶意—出于对他的失望—对他的毫无防备的心灵造成种种伤害。
总之，议长先生，如果参议员要保持刚正不阿，他必须忍受困难，坚定不移，在时间将会对他作出公正结论的信念支持下，在恪尽职责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如果时间对他不公正，既然宪法授权给他捍卫人民的命运，把他自己放到人民福祉的天平上来掂量一下的话，他认为个人的希望、意愿、甚至在公众中的名声都无足轻重了。
缅因州参议员威廉·皮特·费森登于一八六六年在佛蒙特州参议员富特葬礼上发表的悼词。在这件事的两年后，费森登投票宣布安德鲁·约翰逊无罪，实现了他自己的预言。
注：因篇幅问题，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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