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抒情之九死一生（转载）
（转载。作者: 宋石男，原刊于《南方周末》）
抒情正在死去。世界上仍有深情，只是少了抒情。
没几人再愿意看他人的抒情，也没几人再愿意对他人抒情。前者的典型表现是评论与新闻成为阅读主流，而诗歌与散文退避三舍——文学青年是软弱与造作的代名词，而你一旦公开抒情，不是被嘲笑为装逼，就是被痛骂为傻逼；后者的典型表现则是，人们不再写情书，也不再向兄弟敞开心扉——你可以与兄弟分享一次嫖妓的乐趣，却很难向他们倾诉对一个女子的深情。
人们每天都在呼喊，却没有人倾听；人们兴高采烈地讲着段子，却不能从段子中获得深刻的开心；人们有时也会流眼泪，因为悲惨的新闻或煽情的偶像剧，却再没有从脚踝升到心脏的伤心。
这个时代的心灵，几乎都是那样懒洋洋毫无生气，麻木毫无触感，飞快毫无停留的意思。里尔克说，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死的人越来越罕见，而且很快将会变得跟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的人一样罕见。是的，他精确预言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这个抒情九死一生的时代。
抒情死一次，死于现代性。我读到最精彩的现代性定义，来自阿诺德·盖伦的《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在现代性笼罩下，理性是人类王国至高无上的君主，逻辑及数字则是最主流的话语方式。你要说一个女孩丰满，常见描述是36G，而不是手绘一段又一段抛物线，或者用笨拙但美妙的修辞，让它呈现。你说中国进步，常见方式是列出GDP和国民人均收入；讽刺的是，如果你说中国不够进步，常见方式仍是列数据，只不过换成了群体性事件历年增长速度。
抒情死二次，死于技术。与现代性对应的，是可以大面积复制的工业技术，其核心则是以人造物质代替有机物质，以无机能源取代有机能源。各种合金代替了木和石，钢缆代替了麻绳，电灯代替了蜡烛与星光，苯胺颜料代替了凤仙花的汁液。可是，人们怎能对合金和苯胺颜料抒情，而不是对着星光与凤仙花？我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但我不能承认，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文明进步，而在抒情领域，技术进步往往却意味着相反的意义。穿着鸦头袜行走的情人，身体里充满抒情的水分，可如果她开着玛莎拉蒂，那就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郭美美；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诗人，如果登上天宫一号，除了社论以外他什么狗屁都吟诵不得。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哀鸣，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而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比印刷机牛逼一万倍的iphone。
抒情死三次，死于政治化审美与反政治化审美。1949年以来，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接受的都是政治化审美。待到政治化审美崩溃，人们又走向反政治化审美。我尊敬的一个写字的兄长，居然说过小说必须描述一切现世的政治苦难，否则一钱不值的胡话，即是一例。然而，反政治化的审美，其本质仍是政治化的，你过于憎恨一个敌人，到最后你会长得跟你的敌人就像是双胞胎。
无论政治化审美还是反政治化审美，最终只能生产党报社论或自由派报系个论，而无法建立带着人类体温的、闪着平民泪光的审美。审美沦陷，则抒情垂死。因为审美和抒情，是从上帝造人开始，直到人类灭亡，甚至上帝也挂掉，都不能分开的连体婴儿。
抒情死四次，死于理想幻灭，或者信仰湮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犀利指出，自周天子垄断祭天权之后，中国人就开始失去信仰的自由。后来他们也习惯了失去这种自由，进而失去信仰。
几乎所有的信仰或理想都带着抒情的成分。信仰或理想濒临灭绝，寄生其上的抒情自然奄奄一息。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想正在沦为贬义词。人们讳言这个词，要么因为害怕被人讥刺，要么因为理想除了带来痛苦外别无益处，要么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理想可言。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初端变成空虚，又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末端变成世故？而离开了自我，理想只是空洞乏力的标语，脆弱犹如即将启动的推土机车轮下的一个鸡蛋，毫无吸引力犹如胜利的大会报告。
抒情死五次，死于成熟。世界上有两种成熟的傻逼：一种失去热情，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另一种失去希望，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死气沉沉在颓废与绝望中降临大地，一切就像昆德拉所描述的那样：“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 ”
抒情死六次，死于想象力衰竭。肾衰竭则性无能，想象力衰竭则情无能。想象力衰竭的原因很简单，你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用一吨想象力换取一平米的房子；你想象力再强大，也无法邀请一个已经失去想象力的你爱慕的女子与你一起想象未来。
抒情死七次，死于高速前行。视线所及越来越广，宽达1000万平方公里，思考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1厘米。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就越低下。在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众声喧哗中，我们失去获取直接经验的能力，身处日常生活却又溢出日常生活，爱身边的人却又对他们麻木不仁；在过度的劳动分工中，我们的生命力萎缩；在威权的照耀下，我们被原子化。于是，我们飞快前行，但我们被我们扔到身后了。
抒情死八次，死于内心关闭。你关上内心之门，然后把钥匙扔进马桶冲走。可哪里才能找到一把黄金的钥匙，和你一起打开房子？在哪里你才能停下好看的手，停下来不再扔掉钥匙？我看见你在笑，但所有微笑里都没有笑；我看见你在哭，但所有哭泣里都没有哭。
抒情死九次，死于抛弃自然也被自然抛弃。我出生在70年代，长在80年代的川南小镇。我可以漫山遍野地跑，不读幼儿园，只打官司草。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胡二妈，家里批发玉米的，是当时的土老肥。他每天都偷好几元钱，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放学路上，我们踏着河边的青石板路，自一排排黑瓦木房中吃将过去，一盘满满当当的蒸肥肠超不过5毛钱，一碗豆腐脑2毛钱，再喝几瓶汽水，也就块把钱。夕阳打着追光在身后赶我们回家，我们不听它的，只管吃，只管乱走，有时停下来看茫溪河里的乌篷船，瘦瘦的渔夫，破烂的网，将军样傲立船头的鱼鹰……
这一切不再能重来。乡村在模仿城市，城市则在侵略乡村。在这过程中，自然渐渐离生民远去。老地名不见了，乡亲变成陌生人，那些熟悉而美丽的风景，要么被我们亲手斫伐，要么自己掉头远去。再不可能回来一个桃源，告诉人们它有多么孤清。
尽管九死，抒情仍有一线生机。落日余辉将给一切都带来一丝温情，哪怕是断头台。在抒情死之前，人们仍能以抒情拯救抒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言的以美拯救世界那样。美能拯救世界，因为世界是丑的，但仍向往美。抒情能拯救抒情，因为抒情正在消逝，但仍愿复活。抒情虽不能拯救世界，但可以让我们获得生命感，生命总是要创造生命，正如死亡只能复制死亡。抒情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即使暂时不见，也只不过是因为久未被人照看。一到春天，一千个抒情就复活。谁若试图阻止这场复活，如果是人，我们就干掉他，如果是神，我们就消灭它。
好了，在抒情的穷途，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朋友沈从文的一段话来结束：“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
抒情正在死去。世界上仍有深情，只是少了抒情。
没几人再愿意看他人的抒情，也没几人再愿意对他人抒情。前者的典型表现是评论与新闻成为阅读主流，而诗歌与散文退避三舍——文学青年是软弱与造作的代名词，而你一旦公开抒情，不是被嘲笑为装逼，就是被痛骂为傻逼；后者的典型表现则是，人们不再写情书，也不再向兄弟敞开心扉——你可以与兄弟分享一次嫖妓的乐趣，却很难向他们倾诉对一个女子的深情。
人们每天都在呼喊，却没有人倾听；人们兴高采烈地讲着段子，却不能从段子中获得深刻的开心；人们有时也会流眼泪，因为悲惨的新闻或煽情的偶像剧，却再没有从脚踝升到心脏的伤心。
这个时代的心灵，几乎都是那样懒洋洋毫无生气，麻木毫无触感，飞快毫无停留的意思。里尔克说，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死的人越来越罕见，而且很快将会变得跟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的人一样罕见。是的，他精确预言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这个抒情九死一生的时代。
抒情死一次，死于现代性。我读到最精彩的现代性定义，来自阿诺德·盖伦的《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在现代性笼罩下，理性是人类王国至高无上的君主，逻辑及数字则是最主流的话语方式。你要说一个女孩丰满，常见描述是36G，而不是手绘一段又一段抛物线，或者用笨拙但美妙的修辞，让它呈现。你说中国进步，常见方式是列出GDP和国民人均收入；讽刺的是，如果你说中国不够进步，常见方式仍是列数据，只不过换成了群体性事件历年增长速度。
抒情死二次，死于技术。与现代性对应的，是可以大面积复制的工业技术，其核心则是以人造物质代替有机物质，以无机能源取代有机能源。各种合金代替了木和石，钢缆代替了麻绳，电灯代替了蜡烛与星光，苯胺颜料代替了凤仙花的汁液。可是，人们怎能对合金和苯胺颜料抒情，而不是对着星光与凤仙花？我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但我不能承认，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文明进步，而在抒情领域，技术进步往往却意味着相反的意义。穿着鸦头袜行走的情人，身体里充满抒情的水分，可如果她开着玛莎拉蒂，那就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郭美美；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诗人，如果登上天宫一号，除了社论以外他什么狗屁都吟诵不得。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哀鸣，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而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比印刷机牛逼一万倍的iphone。
抒情死三次，死于政治化审美与反政治化审美。1949年以来，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接受的都是政治化审美。待到政治化审美崩溃，人们又走向反政治化审美。我尊敬的一个写字的兄长，居然说过小说必须描述一切现世的政治苦难，否则一钱不值的胡话，即是一例。然而，反政治化的审美，其本质仍是政治化的，你过于憎恨一个敌人，到最后你会长得跟你的敌人就像是双胞胎。
无论政治化审美还是反政治化审美，最终只能生产党报社论或自由派报系个论，而无法建立带着人类体温的、闪着平民泪光的审美。审美沦陷，则抒情垂死。因为审美和抒情，是从上帝造人开始，直到人类灭亡，甚至上帝也挂掉，都不能分开的连体婴儿。
抒情死四次，死于理想幻灭，或者信仰湮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犀利指出，自周天子垄断祭天权之后，中国人就开始失去信仰的自由。后来他们也习惯了失去这种自由，进而失去信仰。
几乎所有的信仰或理想都带着抒情的成分。信仰或理想濒临灭绝，寄生其上的抒情自然奄奄一息。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想正在沦为贬义词。人们讳言这个词，要么因为害怕被人讥刺，要么因为理想除了带来痛苦外别无益处，要么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理想可言。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初端变成空虚，又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末端变成世故？而离开了自我，理想只是空洞乏力的标语，脆弱犹如即将启动的推土机车轮下的一个鸡蛋，毫无吸引力犹如胜利的大会报告。
抒情死五次，死于成熟。世界上有两种成熟的傻逼：一种失去热情，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另一种失去希望，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死气沉沉在颓废与绝望中降临大地，一切就像昆德拉所描述的那样：“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 ”
抒情死六次，死于想象力衰竭。肾衰竭则性无能，想象力衰竭则情无能。想象力衰竭的原因很简单，你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用一吨想象力换取一平米的房子；你想象力再强大，也无法邀请一个已经失去想象力的你爱慕的女子与你一起想象未来。
抒情死七次，死于高速前行。视线所及越来越广，宽达1000万平方公里，思考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1厘米。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就越低下。在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众声喧哗中，我们失去获取直接经验的能力，身处日常生活却又溢出日常生活，爱身边的人却又对他们麻木不仁；在过度的劳动分工中，我们的生命力萎缩；在威权的照耀下，我们被原子化。于是，我们飞快前行，但我们被我们扔到身后了。
抒情死八次，死于内心关闭。你关上内心之门，然后把钥匙扔进马桶冲走。可哪里才能找到一把黄金的钥匙，和你一起打开房子？在哪里你才能停下好看的手，停下来不再扔掉钥匙？我看见你在笑，但所有微笑里都没有笑；我看见你在哭，但所有哭泣里都没有哭。
抒情死九次，死于抛弃自然也被自然抛弃。我出生在70年代，长在80年代的川南小镇。我可以漫山遍野地跑，不读幼儿园，只打官司草。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胡二妈，家里批发玉米的，是当时的土老肥。他每天都偷好几元钱，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放学路上，我们踏着河边的青石板路，自一排排黑瓦木房中吃将过去，一盘满满当当的蒸肥肠超不过5毛钱，一碗豆腐脑2毛钱，再喝几瓶汽水，也就块把钱。夕阳打着追光在身后赶我们回家，我们不听它的，只管吃，只管乱走，有时停下来看茫溪河里的乌篷船，瘦瘦的渔夫，破烂的网，将军样傲立船头的鱼鹰……
这一切不再能重来。乡村在模仿城市，城市则在侵略乡村。在这过程中，自然渐渐离生民远去。老地名不见了，乡亲变成陌生人，那些熟悉而美丽的风景，要么被我们亲手斫伐，要么自己掉头远去。再不可能回来一个桃源，告诉人们它有多么孤清。
尽管九死，抒情仍有一线生机。落日余辉将给一切都带来一丝温情，哪怕是断头台。在抒情死之前，人们仍能以抒情拯救抒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言的以美拯救世界那样。美能拯救世界，因为世界是丑的，但仍向往美。抒情能拯救抒情，因为抒情正在消逝，但仍愿复活。抒情虽不能拯救世界，但可以让我们获得生命感，生命总是要创造生命，正如死亡只能复制死亡。抒情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即使暂时不见，也只不过是因为久未被人照看。一到春天，一千个抒情就复活。谁若试图阻止这场复活，如果是人，我们就干掉他，如果是神，我们就消灭它。
好了，在抒情的穷途，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朋友沈从文的一段话来结束：“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