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汾河边的姥姥（作者范春歌）

《母亲 》 木刻 作者 李莉 创作于１９８３年

母亲

（注：这一段我被报社派往外地采访，可能一个来月不能写博文，这篇文字也是我发表过的，曾被《青年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清明节要到了，贴上此文，怀念我的姥姥。） 本文作者:范春歌 | 2008年03月22日 永远也不会忘记２００１年的那个夏天。 当我从武汉乘火车抵达山西太原，一出车站就包了一辆出租车，向二百多公里之外的老家--一个汾河边的小乡村奔去。刚刚回国放下行囊的我要去看望病中的姥姥。 汾河两岸的麦子成熟了，吹进车窗弥漫我的是久违的麦穗的淳香，那是我从小便熟悉的田野的气息。刚刚呀呀学步，忙于创作的画家父母就将我寄养在汾河边的姥姥身旁，直到我上学才将我接回武汉，姥姥也随同来到了城市和我们共同生活，直到我结婚成家之后多年才回到她久别的家乡。 正午时分，太阳渐渐当顶，姥姥的家也愈来愈近，旅途上本来就一直悬挂的心仿佛顶到了嗓子眼，随着路程的缩短让我喘不过气来。从夜里上火车到早晨到站，我几次用手机拨打姥姥家的电话，都未有人接，而家人是知道我今天要赶回的。于是，一直有个不祥的预感，手术后的姥姥是否病情发生变化被重新送到了县城医院？ 就在距村子不到三十里的时候，我的手机骤然响起来，表妹带着哭腔劝我说："姐，你不敢心急火燎地催司机赶路了......姥姥两天前已去世了，我们不敢告诉你......眼下也瞒不住了，我......"她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那一片片金黄的麦田仿佛大团的火烧云从天上罩下来！ 想必我突如其来的嚎哭，让司机猝不及防，他惶恐地将车停在了路旁，连连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虽然是个陌生人，但此刻是被巨大的悲痛击倒的我身边唯一的一个人。我撕心裂肺的向他连连喊道："我的姥姥，我最亲爱的姥姥不在了！"司机伤感的摇了摇头，稍顷问我，姥姥多大年龄？我哭着告诉他，八十六岁。他重新发动了车，安慰我说，人过百岁也难免一死，再说七十不保月，八十不保天，老人八十六岁已是高寿，在老家也算红白喜事呢，千万别太伤心了。 司机这么一说，却勾起我更大的悲痛"可我答应过姥姥，要给她老人家庆贺八十八岁大寿的，她说一定会等我回来的"。 余下三十里路，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当出租车开到姥姥家的大院时，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有人举来一块白布迅速裹住我的头顶，披麻戴孝的族人闪开了一条道，我跌跌撞撞地从这条白色的河流中穿过去，只看见一口棺材躺在大槐树的绿荫下--那是儿时姥姥搂着我讲童话的地方。 我跪下了。 得知姥姥病重消息时，我尚在伊朗的德黑兰。 当时，我正在海外寻访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遗踪，伊朗是我计划中要造访的十八个国家中第十一个国家。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的"重走郑和路"计划，整个行程大约需要二年的时间。无疑，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数次远行采访中时间和旅途最长的一次。 １９８９年，我骑单车穿越中国西部采访，父母向刚回乡下定居的姥姥隐瞒了这一消息。没想到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了我单车西行的新闻。在那个年代，村里有黑白电视机的人家寥寥无几，偏偏我姥姥家就有一台，好在那天姥姥没有看到，知道消息的亲友们都一概向自小疼爱我的姥姥封锁了信息。那次采访外出三个月，父母便让我的妹妹模仿我的笔迹和口气定时给姥姥写信，给她老人家造成我仍在武汉上班的错觉。 １９９４年，我又沿着中国万里陆疆采访，天南地北跑了半年。家里又故伎重施，仍然由妹妹担任冒充我写信的重任，老人家竟也一直未察觉。没料想，有一天姥姥家来了一位在妇联工作的远方亲戚，她进门就给老人家报信，说她的外孙女多有出息，"事迹"登上了中国妇女报，姥姥一听吓了一跳，以为我干革命工作"壮烈"了，在老人的印象里，我干的就是记者，写的稿子上了报没什么稀奇的，但我本人的"事迹"登了报，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亲戚笑眯眯地安慰她，解释说是春歌一个人背着个行囊沿着中国的边境采访去了，山高路远的地方要跑上几万里，一个女子家，好大的胆子！ 听了那位亲戚带来的这个消息，姥姥从此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家里人说，她老人家不知让谁找来一幅中国地图，上过几天私塾的她整天戴着老花镜搜寻我的足迹，一天不拉地看电视台播放的天气预报，以了解我去的那些个省的阴晴雨雪。听说哪儿发了水，哪儿撞了车，哪儿杀了人，不管这地儿离我是否有十万八千里，都会让她浮想联翩，揪心不已。操心够了，姥姥又忍不住连连"骂"我："等我见了她的面，一定非拿扫帚抽她不可，看她还敢不敢野到天边去"。 可是，她的担心并没能阻止我奔向天边。１９９７年，我跟随中国记者南极采访团即将奔赴遥远的南极大陆，行前，我特地随母亲回了一趟山西老家，也就在这一次，恰巧遇到乡下正实施通电话工程，母亲为姥姥安上了电话。为了方便老人接听电话，特地将电话机安放在她的炕头。 我将世界地图在炕上展开来给姥姥看，以证实世界如此之小，我无论到任何地方都离她如此之近。为了更加证实这一点，当我去南极的途中路过美国的时候，我特意在下榻的旅馆给姥姥拨通了越洋电话。当姥姥在炕头上听到我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清晰的声音，感到十分的惊奇。在电话里我笑着对她讲"怎么样，比在你隔壁还要近吧？"姥姥哭了"我再糊涂也知道美国隔着上万里啊！要说近，你其实就天天在姥姥的心旮旯里。" 那一刻，我呆住了。 纽约之夜，霓虹火焰似地吞吐着天幕，手捧电话的我，泪雨纷飞。当时，我甚至暗暗下决心，南极之行回来后就暂时中止其他远行的计划，每年多抽出些时间探望和陪伴已经年迈的姥姥，因为远行可再有，姥姥不再有啊！ 从南极回来的当年，我还破例回山西老家陪伴姥姥度过了一个春节。 然而，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又接到了这次"重走郑和路"的采访任务。其时，姥姥八十五岁，已到古稀之年。 当我得知英国探险家重走郑和航线已驾木船启程，美国记者已采访郑和航线的历史遗踪后打道回府，在世界对人类发展史上这个波澜壮阔的航海事件的追访角逐中，中国媒体已经缺席滞后的现实前，纵有万千理由，我也不能却步。 虽然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考虑到由于签证的关系，我将会分几个时段完成这次采访，因此每次回国时还是有机会和姥姥相聚的。这么一想，也就相对减轻了我和姥姥离别的煎熬。 记得２０００年我出发的那年，从北京办完前期签证的我直接回到了山西老家，为了取得姥姥的理解，我给她讲起当时大多数国人都还陌生的大航海家郑和，讲叙六百年前中国历史上那段被许多人遗忘和淡漠的往事。只上过几天私塾的姥姥安静地听我坐在炕头上絮絮叨叨，她像为我儿时所做的那样为我轻摇着蒲扇。许久，姥姥停下了手中的扇子："你说的那些我也弄不大清，要有大学问才听得懂。姥姥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干事，去吧。想姥姥的时候，就像上次在美国那样给我来个电话。但是别打多了，费钱。" 第一程完成了九个国家的采访后，我回到国内紧紧张张地开始办理下一程几个国家的签证，２００１年的初夏，我再次去探望姥姥，同时向她辞行。已经八十五岁的姥姥，身体明显不如以往了，双腿连跨过门槛都很困难。在老家的日子，我哪儿都不去，每天和姥姥坐在炕头上，望着窗外那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往事。姥姥说的最多的还是我童年的旧事。 我打小是姥姥和姨们给背大的。那时，大米在连粗粮都吃不饱的北方乡村当属稀罕物了，为了不委屈我这个从南方城市来的娃娃，姥姥及姨姨们每天都要设法给我蒸上一小碗用粗粮换来的白米饭。即使吃红薯、山药蛋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笼罩一揭开，也要首先挑一块最甜的留给我。 姥姥问我记不记得仅挨过的一次打，我笑起来，怎么不记得呢？年幼的我在村里看什么都新鲜：母鸡孵蛋、小狗打架，石榴开花......有一回，我看中了亲戚家毛茸茸的长毛兔，硬是缠着人家将一窝１２只小白兔都抱回了家，姥姥一再给我解释，生活贫困的那家亲威全靠这些长毛兔换油盐钱，应将它们还回去。可是，小小的我脑瓜里根本没有贫穷的概念，姥姥示意舅舅强行将这窝小兔拿走，我竟堵在院门口哭着死活不让走。于是，便有了后脑勺的一巴掌。 兔子被送走了，姥姥特意带我到那户亲戚家吃了一次饭。带苦涩味的掺野菜的玉米窝窝，让我平生第一回尝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味道。姥姥说，从那以后，我竟懂事多了。 谈起我着魔般的几次"远行采访"，姥姥笑道，三岁看老。也是个夏天的晌午，家人从地里回来发现五岁的我失踪了，姥姥和舅舅们发动村里人疯似地寻了一个下午，连门口那条小河都摸遍了。 黄昏来临，正当一家人绝望之时，我满脸煤灰出现在他们面前，兴高采烈地宣布"我知道煤从那儿挖出来的了！"因为我悄悄搭上了村里车把式二秃的胶皮轱辘大车出了村，到１２里外的煤窑发现了能燃烧的黑石头的秘密。 那次，我并没有挨打。 和姥姥坐着或躺着回忆往事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宁静、最温暖的时光。我甚至希望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永远。 可是，我还是得出发。上路的那天，姥姥早早的起来了，给我煮好了二十个鸡蛋，让带在路上吃，望着她踉踉跄跄的身影，我怎么也忍不住泪水，怕她见了难受，便躲在储藏粮食的库房里抽泣，两扇扇厚厚的木门，是我儿时"藏猫猫"的地方。 "就这么点工夫，人跑那儿去了？"我听见姥姥拄着拐杖在院里焦急地自言自语，接着又听见她苍老的呼唤声。我冲出去搂住她孱弱的肩，再也止不住放声大哭...... 我的童年已经一去不复返。 行囊背好了，村里送行的亲友站满了院子，姥姥神情平静，可是当她拄着拐杖想站起来的时候，却挣扎了几次没有站起来，有人赶紧端来一把老藤椅，姥姥松开了我的手："我就坐在这儿，看着你出门"。 快步走出院门的那一霎间，我回过头，坐在椅子上的姥姥向我微笑着轻轻扬了扬手，老人家的上方是那一树和她的发丝同样雪白的槐花...... 这幅场景让我铭心刻骨。 一个月后，我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渡波斯湾来到了伊朗，这里是当年郑和下西洋造访的重要一站。白天紧张的采访工作完成后，我想起已经半个月未有与国内的家人通话，便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已是夜里十一时，电话接通后，听到的只是一声声重复的铃声。再拨过去，同样。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母亲是否因病住院？ 第二天一早，我又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妹妹的电话，她的回答更让人不安，母亲回山西老家多日，姥姥住进了县城医院。在我记忆里，这是姥姥四十来年第一次住院。 我当时是靠在旅馆的收银台打的电话，两腿顿时软下来，从旅馆敞开的大门望出去，一只乌鸦站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发出悲切的叫声。德黑兰街头的乌鸦多极，平素见怪不怪，而此时，这只孤单的黑鸟却仿佛向我预示某种凶兆。我记得在电话里只给妹妹简单的说了一句："我要回来，即便在天涯海角也要回来！" 那天晚上，我睁眼到天明，天明就给姥姥家打电话，果然始终没有人接。我开始疯似地查找回国的航班班次表。就在这时，我采访配备的那只可以全球漫游通话的手机响起来，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说姥姥的病情稳定了，正在恢复当中，不需几日就出院了，有她和亲友们守护在身边就足够，让我千万冷静不要贸然赶回国，否则，不但余下几国的签证都将作废，还会严重影响计划好的采访行程。 听到姥姥病情好转的消息，我心情渐渐好了许多，接下来，每隔两日就给家里通个电话。终于有一天，我将电话打到姥姥家的炕头上时，得知姥姥已经出院了。一直守护在姥姥身边的母亲接的电话，当我提出想和姥姥说几句的时候，母亲说姥姥睡得很平静，就不要打搅她了。我请母亲转告姥姥，一定要把这次挺过去，等着我回家。 在伊朗的采访结束后，我随即飞往埃及，到了埃及后又一次和守在姥姥身边的母亲通话，这次，姥姥仍然未能接，母亲说老人家的身体还比较虚弱，我拿着电话连连喊了"姥姥，我爱你，你听见了吗"...... 前往下一站沙特阿拉伯的签证受阻，因此我得以中途回国，以等待签证的落实。一回到武汉，我放下行囊登上了开往山西老家的火车，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亲爱的姥姥没有能等到我回家的这一天。 在老槐树下姥姥的棺木前，母亲这才告诉说，我在埃及往村里打电话的时候，实际上姥姥已进入昏迷状态了，但为了不影响我在海外的采访，他们没有透露实情。我不甘心的问，姥姥病重的时候很希望我能在她身边吧？母亲点点头，姥姥内心当然希望，但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让你回家，她说你是公家人"在为国家"。 为了能让我见到姥姥一面，姥姥的入土仪式特意延迟了一天。家人打开棺木，让我再看姥姥一眼。我伏在姥姥的脸颊上，轻声地呼唤她"我回来了，你能看我一眼吗？姥姥，我最亲爱的姥姥！" 一个月后，赴沙特阿拉伯的签证办妥了。当我重新踏上"重走郑和路"行程的时候，背囊里多了一样物品，那是我离开汾河边的老家的时候，从姥姥的坟头带走的一把黄土。 ２００２年的７月１２日，从域外飞来的班机徐徐落在阳光滚烫的乌鲁木齐机场，我走下舷梯，深深呼吸着祖国的空气，将手指触地，然后紧紧地贴在唇边--我以这种方式纪念了一个结束：历经二年完成了对郑和航线上的１８个国家的采访。 ２００５年的６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了我的《重走郑和航线摄影展》。在那天的影展开幕式上，我说，重走郑和路之后我得到的所有赞誉，都不能弥补我失去亲人的痛苦，生命的历程只有一次，那是无法重走的。由此，我也深深体会了郑和及当年跟随他远航的数万名航海者所付出的代价，乃至他们身后的亲人们。他们以对国家的忠诚、不凡的勇气乃至血肉之躯，铺就了一条海上通途，铺就了一条和平之路。这使得我以更深的敬意面对我探索的历史和历史人物。 同年７月１１日，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迎来了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典。 这一天，我反复默念着一个中国普通妇女的名字，那是我的汾河边的姥姥--卫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