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2006第二届中国文化论坛
中国文化论坛倡导“乡土中国”意识
记者 赵晋华2006-09-02 17:12:5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讯 由中国文化论坛召开的第二届年度论坛大会于本月23日─24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著名学者杜维明﹑温铁军﹑汪晖﹑王晓明﹑黄平﹑王铭铭等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
与会者认为﹐在全球化挑战下﹐我们的思想﹑文化﹑学术怎样既立足本土﹐充分意识到“乡土中国”的现实性﹐并看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同时又面向未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刻反思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偏重技术性﹑功能性而忽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阐释性和批判性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提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前辈学者费孝通﹐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倡导并身体力行著在乡土中国上树立文化自觉的实践。本次文化论坛﹐也是对费孝通先生的一次独特的敬礼。
“乡土中国”是个广义的概念，由乡土及至中国社会－文化的本色，生发后一个概念——“文化自觉”。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2006）年度论坛大会，即是在这样的思考路径和会话语境中展开的。
所谓“乡土中国”，根据会议的表述，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即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而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一个基本取向，即无论中国人如何对外开放以借他山之石，无论怎样希望与时俱进乃至“与世界接轨”，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主和精神自觉，都不可能生发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与阐释。
向费孝通致敬
中国文化论坛2004年在北京成立，由香港商界人士周凯旋和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发起并担任理事长。海内外知名学者汪晖、黄平、王绍光、甘阳等担任理事，杜维明、李泽厚、杨振宁等担任顾问。其基本宗旨是：立足于21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可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来界定。“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上述各个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1999年，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一文中，费孝通这样解释“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本次文化论坛，也是对费孝通先生的一种独特的敬意。”黄平表示，“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城市化之争
论坛由“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破题，以“三农中国”和“新农村建设”为落点。用黄平的话说，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大框架下来探讨，而不是就“三农”谈“三农”。
会议包括六个专题：一，乡土中国的研究路径；二，传统礼仪与礼法的现实意义；三，农村文明与平民教育；四，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五，城乡关系－乡土中国的流动性问题；六，乡土中国与文化中国。
在发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分析“城乡二元结构”，指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将表现为一种长期性的趋势。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现实原因：第一是人口基数，目前为13亿多，到2020~2030年约15亿。即使是按照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20年后还有6亿人口是农民。从发展情况来看，城市化发展加速时期，往往是更多的农业用地被征占，转为城市工商用地，而同期带动的非农就业人数并不同步增长。第二个原因，中国维持现有5.4亿城市人口的资源环境已不可持续。所以，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来看，也不足以维持将来超过8亿的过分庞大的城市人口。
温铁军说，如果按照绝对量来算，中国已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城市人口，超过新老欧洲加起来的城市人口总量，也超过了环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一般地讲城市化，从逻辑上是对的，但从中国的国情、资源环境条件来看，需要慎重讨论这个问题。
与温铁军的“保守”预期不同，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眼里的城市化发展是另一番愿景。潘维认为，“长期性”说是十分悲观的看法，其理论根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关系的“依附论”，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看作发达与欠发达的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后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十分残酷——欧洲的一半人口移民去了美洲，日本把全部男性农民都变成了士兵。“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城市化的速度会慢一些。”潘维说，“但我确实看到了光明。这个光明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以往的20多年快速松动甚至瓦解。”
潘维认为，国家转移支付应当重点投向农村的中等教育，建立寄宿制中学，把农村一代代的年轻人变为城市人。当孩子们读完中学，习惯了有组织、有纪律、有书报、讲卫生的生活，他们就不再能容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就会在城里就业，不复是自生自灭的个体农民。与此同时，乡下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成倍扩大，他们留在家乡的父辈人就能有比较多的耕地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一家一户种自家口粮，那是一种古老中国的‘小康’，而今意味着贫困。”潘维说，“要古老的‘乡村中国’，还是少年的‘城市中国’？答案存在于孩子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于初中和职业高中成为国家最大的‘扶贫’投资项目。”
组织建设何其难
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建造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与会研究农村问题学者的一个共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将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讲，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曹锦清说，尤其是分田到户后，现在已经达到2.15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仅一点几亩，这种高度分散化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径。
曹锦清表示，组织建设，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就是梁漱溟先生谈到的：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等等，然后，我们唯恐农村不发达，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导致整个农村情况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从另一个视角谈到市场经济下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他认为，目前在很多情况下，农工企业在与农户进行市场交易中处于强势地位，分散的小农，即使是成功的专业农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一支在市场上能够抗衡的力量。
张晓山也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正在起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法》，使发展农村合作社成为热点，各级都在倡导。但是应该看到，合作社的发展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最主要是文化问题。农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合作社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丹麦农民合作社十分发达，最初是从19世纪的农民夜校开始。农民在夜校不光学习文化，更多的是讨论社区的问题，从中认识到，要把社区发展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有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没有深厚的人文基础，这种合作社就是搞起来也会走形。”张晓山说，“现在往往是上面下指标、定任务，一年发展多少个合作社，这样搞难免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后老百姓会说，‘看吧，合作社搞不成。’其实不是合作社不好，而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可行。”
那么，由谁来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我认为是乡村基层政权。”潘维表示，当下，国家转移支付应当首先用于农村社区建设，改善和依靠乡村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重建社区合作，开展劳动自助，用社区的社会主义劳动对接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
温铁军表达了相同观点：国家对农村的资助，应当通过基层政权下达。比如，国家拿5万元资助农民搞合作社，应该由村两委在合作社参股。对基层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国家要给它安排一个经济基础，让村两委在经济上能够立足于合作社，在社会上能够发展妇女协会、老人协会等组织，而不是徒然地去讲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给村两委建立“两个抓手”，一个抓经济组织，一个抓社会组织，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理想主义者的未来
温铁军和潘维都曾被媒体选为“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温铁军创建了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农村社区建设的“草根精英”；潘维为中国农民绘制出一幅宏伟蓝图——30年建造100座300万人口的农民自己的新城。
然而，两位“理想主义者”也相继遭到批评和诟病，温铁军的乡建学院在被媒体热捧为“农民的黄埔军校”后，又被抨击为“作秀”，甚至“邪教组织”。潘维“建大城”的宏愿则被视为“乌托邦”、“秋天的童话”——“如果这个秋天的童话能够变为现实，那我们讲的新农村就不是新农村了，是我们的新中国。”有人这样评说。
不管温铁军的乡建实践能否成功，潘维的建城计划能否实现，有一点不容置疑：我们这个时代仍旧需要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中国文化论坛的成立同样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如前所述，论坛的创立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而我们这个“旧邦”的“新命”，就在于在乡土中国上树立文化自觉，走出一条独特的变革与发展之路。
在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这条路将充满艰辛而收获丰厚，就像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着芬芳的玫瑰。”
发表日期：2006年10月6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玛雅
什么样的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by 黄平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
两大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去世后的短短一年中，政协、民盟，包括他工作过的社科院、北大、民大，都开过很多研讨会和纪念会，我想我们真正理解他、读懂他、继承他，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更重要的不是为了今天怎么怀念他，而是来探讨他提出的两个大问题：三十年代他提出的乡土中国问题，九十年代他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
费老当初作江村经济也好，在大姚村作广西的民俗调查也好，一直到八十年代他重新出来主持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他都注重做具体的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比如他去研究诸如西北的老百姓要不要养兔、怎么养兔等问题。那个时候一些媒体采访他问，您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么去研究甘肃的农民要不要养兔？当时他回答：从我年轻时起就碰到怎么使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富民”问题。他年轻的时候追求，包括通过认识乡土中国来研究中国该怎样发展，到了晚年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这个问题他晚年不断地讲，反复地讲，里面的许多深意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
十多年来，我自己在三类不同的人之间游走，一类是做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上只是关心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或者主要在政策层面做研究，许多研究做得很具体、很深入、很扎实；第二类就是广义的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包括人类学学者，我们讨论很多价值层面，或是以理论形态来讨论价值层面的问题，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问题；第三类也很重要，就是做历史研究的，他们可能既有现实关照又有文化视角在里面，但是主要从历史的脉络来理解。我有一个感觉，过去这三连日人对话不多———当然有些人是有跨度的。如果我们能打破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这三类人凑到一起来谈问题，可能会更有收获。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我觉得，“乡土中国”不只是一个描述概念，而更是一个分析概念、一个问题意识。如果费老健在，我想他也一定愿意与我们讨论，中国走到今天，甚至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最大的特性之一是不是仍然还是其乡土性？费老在《乡土中国》里，开篇就讲乡土中国有个特色是不流动的。而我在想，中国的乡土特色是否可能既是乡土的也是流动的？而这个乡土性，并不是说只有农民、农村才是乡土的，今天我们这些在上海、在北京的人身上是不是也充满着乡土气息？这个乡土气息未必就一定是落后的、不好的，要被抛弃掉，当然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次要的、会被历史无情淘汰或被我们摆脱的成分。
这个问题甚至使我想到七十年代初，提出解决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引用列宁的话，说到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时我们很年轻，以为小生产者就是农村种自留地的，然后跑到城里来搞买卖，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后来我接触一些老先生，包括冯友兰先生，也包括地位很高的领导，记得他们都说过：这个小生产者，或者小资产阶级、小农，其实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冯老说包括他自己，我们都是小生产者，实际上不是说它好坏，这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乡土性。当然也可以说它是有文化的，比如现在人类学比较关心人际关系，以及一个由我及他的过程。如果乡土性是在这个层面上讲，那它就不是描述曾经有过的一个农村，随着走向现代，它就会被甩掉的问题，而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问题意识”。有了这个“问题意识”，再去讨论一个个的问题，比如说，三农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欠工资问题、下岗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即使带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当然你还可以说中国还有别的什么特性———也仍然要进而去理解费老讲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个自觉不是简单弘扬自己的传统，然后张扬我们或者是西方意义上的自主性，其内涵要丰富得多，也比我们自己现在讲的宏扬民族的优秀传统丰富得多。这个文化自觉又要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话题。我记得费老80多岁时，在一次有国外学者参加的场合讲“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当时翻译好像很困难，而一旦翻译过去以后，很多国外的学者，包括一些很优秀的学者，都觉得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觉得，“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其实这两种我们都经历过，认为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有过盛唐那样的辉煌，所以后来直到晚清我们都还认为只此一家。但晚清以后这个观念几乎就没有了，于是只剩下“美人之美”了，而且这个“人”好像只剩下西方一个了。其实在这种变成跪在地上、已经连自己的根都没有了的情况下，你也欣赏不了别人，所以费老在晚年提出“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而且这个“大同”是“和而不同”。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那么如果带着文化自觉来处理刚才那个“问题意识”，处理养兔也好、养猪也好、增收也好，现在的城乡一体化协调也好，乃至新农村建设、合作化或新形式的合作也好，包括那种“差序格局”的理念，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而不是出现很多搞农村研究的人所担心的，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村庄整治、修路，然后搞个什么文化站，再往这个站的墙壁上贴个什么标语的情况。
如果把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和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思考路径，费老当初的努力，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他们的努力，还有从牟宗三、冯友兰的努力，特别是毛泽东等自二十到三十年代以来的努力，也可以进入到一个脉络里面，包括我们处理所谓的“短期内的将来”，至少有这么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在那儿。就像我所在的社会学界，无论讨论什么，每次讨论一定不是韦伯(MaxWeber，1864－1920)就是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除此好像就没有任何别的文化资源可以借用、调用了，甚至包括想象也没有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既丧失了问题意识，也丧失了文化自觉。以后就变成了———不只是学术界和广义的文化界，还包括操作或实际的层面———有时候不假思索就认为一定要那样，一定要符合那个曲线、那个模型、那个警戒线。甚至有过一次最可笑的是，听说基尼系数达到0.4就不得了，而中国现在才0.39，很多人认为那就没问题了！
再有，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意识或文化自觉的丧失，很容易找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洋八股、新八股、新新八股和当今的各种八股的影子。现在一开会，一发文章都是八股，包括打开电视。本本主义肯定妨碍了立足本土、从本土生出问题和对问题进行阐述和做出可能的解答，这种本本主义毫无疑问直接妨碍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但是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还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其实也和冷战结束是有关系的。
二战结束进入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独立出来，重建家园。这些国家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思路、经验、问题和对问题可能的解释。实际上在冷战期间及之后，大量这样的东西要么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要么即使翻译出版了，却躺在书架的某个犄角旮旯里。今天去看，不管是商务、是中华、是三联，还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小出版社，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有些甚至不断地重印，但是基本上没有成为我们讨论中的一笔资源或可能的经验，哪怕是借鉴。乃至今天有些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很大程度上不只是由于我们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即使有一些没有受教条的影响，是不是还受大的冷战和冷战结束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费先生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也看不到在1945年以后亚非拉各个地区的实践、经验、问题和他们从那些问题里生发出来的不同解释。那些基本上在我们的脑袋之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主义加消费主义陷阱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问题。即使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三农问题，可能也需要换一个思路，也许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增收，而是怎么减轻农民的开销？另一个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解决他们穷的问题，而是怎么组织他们互助，怎么创建互助的农村社群、社区，里面还要有一种亲情、信任和自信？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而不是从技术意义上再增加多少钱，再拨多少款，再去找投资，搞慈善和救济。这
样去看三农问题也许会走出那个发展主义加消费主义的陷阱。看起来好像只有拼命投资、拼命讲钱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了钱之后就拼命盖房子，不断翻新。当然，从这个看法里面可以深入的讨论不只是西方的消费主义，其实也有一个攀比问题，像浙江现在从修墓到修房子等现象，应该想想我
们身上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下一个问题也一样，就是为什么希望做文化研究的和做历史研究的也参加到当下三农问题的讨论，而不要只限于很小的圈子，即所谓的农研圈子里，哪怕他们做得很好。我觉得，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本期《年度学术》讨论古希腊土地制、私有制起源，讨论英国公田制度，讨论明清以来的中国土地问题，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对考虑今天安徽的问题、湖南的问题等等，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要讨论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问题，如果我们能慢慢把类似南亚经验、拉美经验、非洲经验也作为研究的资源，结论可能会很不一样。或者说，至少是我自己，看了原来的历史经验和先贤的论述，例如宋代的土地问题，或者今天非洲的问题，有时候真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最后回到费老，他晚年去过日本好几次，有一次日本学者问他，你是不是试图重新把中国传统找回来，只不过不用新儒家的办法，而是用人类学的办法把中国传统的资源找回来，以抵御全球化？费老当时一笑，说，其实不是这样简单的……费老当时的意思是说，中日之间可能有不一样，但是真正想处理的是，不管有一天科技如何发展，市场怎么竞争，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价值我们还能够共存共享，最后能够“美美与共”。对于传统的东西，它其实是生生不息，还在不断延续的。不能说它就在那儿摆着，我们一下子把能找回来就完事了。
我们更不是要拣起任何一个所谓的传统来抵抗全球化，而是寻找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或者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不管他是哪个学派或哪个国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价值，它就是“美美与共”，就是“和而不同”，这样才有可能“天下大同”。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中国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写成)
［乡土·中国］乡土中国 百年纠缠
“乡土中国”作为一个问题，也就100多年，曾有过先贤身体力行的实践，也曾变成很专业很小众的学术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成为政治与文化的课题
“乡土重建”的力行者和思考者，从左至右分别为：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本报资料图片）
费孝通将自己1947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Earthbound China》——可直译为“无法脱离土地的中国”或“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它流传至今的中文译名则是“乡土中国”。
8月23－24日，北京香山卧佛山庄，28位学者参加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年会，就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为题。
“乡土中国实际上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些基本特性。这个文化也牵制到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方方面面，而这个自觉表达更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所做的论坛开题报告中这样说。
“乡土中国和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思考路径，费孝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他们的努力，还有从牟中三、冯友兰到毛泽东他们自二十年代以来的这样一种尝试，也可以进入到一个脉络里面，对于我们处理今天所说的短期内的将来———不是说长远的，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
“如何处今日社会？”
“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代，1930年代是一个高潮，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梳理了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由来。
“梁漱溟是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反对者多是持西化论者。”吕新雨说。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乡村建设理论》中这样写道。
梁漱溟自己身体力行的正是以乡村为主体的道路。1931年，梁漱溟从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韩复榘那里争取到10万大洋，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7月，他又争取到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将邹平地区列为实验县，允许学院开展研究和培训活动，包括改革政府行政机构。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散漫的农民，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
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县政改革中，把邹平县内原有的区、乡、镇全部废除，重新划为11个乡，以366个自然村作为最低的行政单位。乡有“乡校”，村有“村校”。学校教育分为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内容强调有用：识字、农业知识、一般科学、卫生常识和公民学。1933年，研究院解散职业警察，建立平民自卫力量。他们还建立改进道德的公约，反吸毒、酗酒、赌博；用现代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在每个乡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为他们配上自行车和卫生箱。到1938年，已经有几百个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贷款，以摆脱高利贷，从事编织、养蚕、林业、植棉、信贷。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乡村的自主、自立和自治，避免为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公共服务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提高农民“如何处今日社会”的自觉，使农民具有“如何营现代生活”的能力。
后来，韩复榘又将菏泽等13个县拓展为“县政建设试验区”。到1937年，山东全省107个县，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达70多个。
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之前，梁漱溟为了保留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果，曾力劝韩复榘，未果。后来，韩复榘因不抵抗，被蒋介石枪毙，丢了一条命，而梁漱溟则失去了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尝试的机会。
“愚、贫、弱、私”四大病？
1924年，晏阳初任总干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1926年—193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运动。他穿上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需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方面的教育对症下药。其最狭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乡村失学的青年和成年人在短时期内受中国民国不可少的教育。也就是成为国家健全的国民，最低限度是具有运用本国文字的能力，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有自治、自助及助人为互助的能力。”它是救国建国的基本，在晏阳初看来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
梁漱溟对“四大病”有不同看法：“近些年来一般人都骂中国人自私，甚且举以贫、愚、弱共列为四大病，俨然自私是中国人的定评，其实完全误会了……中国社会构造恰与西洋不同，从而养得的习惯也两样……中国人这种与西洋人相异的生活习惯，从来也不曾别人唤作自私；而逢到国际竞争剧烈的今天，顶需要国家意识、团体行为，而他偏偏不会，于是大家就骂他自私了……”
对当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哲学客座教授的彭国梁在引述哲学大师牟宗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说：“我们承认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他们能到乡村做即建设即破坏的工作。我们所要批评的是，当时的乡村建设派缺乏自觉的政治与经济主张，而仅采取一种教育救国论的方式。在牟宗三看来，教育救国论虽然可以说是”百年大计的根本办法，“但却迟缓迂阔到万分。只能在太平时为滋养的预备事业，于处变则不足。”
70年后的乡土中国
2003年7月，温铁军担任院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当年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心翟城村成立，他把自己的传统径直追溯到70多年前的晏阳初。在本次年会上，温铁军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温铁军说，“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加上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业就业上去。”
曹锦清则把出席论坛看成是“认识自己处境”的一种方法，他的主题报告为《宋以来的乡村组织建设——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作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看上去更像田间劳作的乡野村夫。曹锦清否认自己的学者身份，只强调自己是一个乡村现实的观察者和体验者。
曹锦清说：“现在的乡村现实是什么样的？我跑了三个地方，山东、河南和安徽。一般来说，现在农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基本是解决了。交通、通讯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权力的结构也有了变化，2005年全国范围取消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是个重大的事件，农民们对中央很感激。去年在湖北去到一个2002年采访过的地方。我问一个农民负担情况，以前他种一亩地可以收300元钱，这次去他怎么讲呢？他说没想到，没想到，他老说没想到，他说，‘自古以来是土地养农民，农民养官吏。怎么现在官吏就不让农民养了？’我是没想通。这个人在民国时当过伪保长，还当过中学教师，教历史的，对历史很熟悉。那时他就有一个收音机，他经常听收音机，对很多事情很敏感。这样一个人，农民负担取消在他那一代人的反应就有了典型性。他说，现在真是太平盛世啊，我说是吗？他说不是吗？”（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夏榆实习生马宁宁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6-09-07 14:05:22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作者: 黄平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7-8
页数: 322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文化论坛
ISBN: 9787108027603
内容简介 · · · · · ·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作为一个问题，已有一百多年时间。它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几代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如何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进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
——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还没有被资本和权力侵蚀太多的山河；
——近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并积极参与竞争为自己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中谋得生机保护自己不过分受这个规则的左右，从而有一个相对宽舒的调整空间；
——在国内的资源利用和法律、法规的创建上，以乡土中国的基业为社会契约管理的基准，以广大的乡土上所发育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特效药来约束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并以此掏资本与权力对这些资源的侵蚀。
目录 · · · · · ·
总序
序 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贡献及挑战
导言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第一场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
费孝通、儒家传统与文化自觉
“中间圈”——费孝通、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
现场 发言与评论（一）
.
第二场 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
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
现场 发言与评论（二）
.
第三场 城乡关系与当代新农村建设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现场 发言与评论（三）
.
第四场 传统礼仪与礼法的现实意义
乡村的文化传统与礼仪重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失求诸野·进村找庙
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
“外嫁女”、村规民约与社会主义传统
现场 发言与评论（四）
.
第五场 乡土中国与文化中国
文化自觉与根源意识
身与身外之物
现场 发言与评论（五）
.
第六场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教育使命
全球化和文化自觉
略论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
现场 发言与评论（六）
.
第七场 圆桌会议
现场 发言与评论（七）
跋
记者 赵晋华2006-09-02 17:12:5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讯 由中国文化论坛召开的第二届年度论坛大会于本月23日─24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著名学者杜维明﹑温铁军﹑汪晖﹑王晓明﹑黄平﹑王铭铭等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
与会者认为﹐在全球化挑战下﹐我们的思想﹑文化﹑学术怎样既立足本土﹐充分意识到“乡土中国”的现实性﹐并看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同时又面向未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刻反思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偏重技术性﹑功能性而忽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阐释性和批判性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提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前辈学者费孝通﹐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倡导并身体力行著在乡土中国上树立文化自觉的实践。本次文化论坛﹐也是对费孝通先生的一次独特的敬礼。
“乡土中国”是个广义的概念，由乡土及至中国社会－文化的本色，生发后一个概念——“文化自觉”。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2006）年度论坛大会，即是在这样的思考路径和会话语境中展开的。
所谓“乡土中国”，根据会议的表述，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即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而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一个基本取向，即无论中国人如何对外开放以借他山之石，无论怎样希望与时俱进乃至“与世界接轨”，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主和精神自觉，都不可能生发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与阐释。
向费孝通致敬
中国文化论坛2004年在北京成立，由香港商界人士周凯旋和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发起并担任理事长。海内外知名学者汪晖、黄平、王绍光、甘阳等担任理事，杜维明、李泽厚、杨振宁等担任顾问。其基本宗旨是：立足于21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可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来界定。“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上述各个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1999年，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一文中，费孝通这样解释“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本次文化论坛，也是对费孝通先生的一种独特的敬意。”黄平表示，“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城市化之争
论坛由“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破题，以“三农中国”和“新农村建设”为落点。用黄平的话说，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大框架下来探讨，而不是就“三农”谈“三农”。
会议包括六个专题：一，乡土中国的研究路径；二，传统礼仪与礼法的现实意义；三，农村文明与平民教育；四，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五，城乡关系－乡土中国的流动性问题；六，乡土中国与文化中国。
在发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分析“城乡二元结构”，指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将表现为一种长期性的趋势。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现实原因：第一是人口基数，目前为13亿多，到2020~2030年约15亿。即使是按照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20年后还有6亿人口是农民。从发展情况来看，城市化发展加速时期，往往是更多的农业用地被征占，转为城市工商用地，而同期带动的非农就业人数并不同步增长。第二个原因，中国维持现有5.4亿城市人口的资源环境已不可持续。所以，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来看，也不足以维持将来超过8亿的过分庞大的城市人口。
温铁军说，如果按照绝对量来算，中国已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城市人口，超过新老欧洲加起来的城市人口总量，也超过了环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一般地讲城市化，从逻辑上是对的，但从中国的国情、资源环境条件来看，需要慎重讨论这个问题。
与温铁军的“保守”预期不同，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眼里的城市化发展是另一番愿景。潘维认为，“长期性”说是十分悲观的看法，其理论根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关系的“依附论”，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看作发达与欠发达的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后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十分残酷——欧洲的一半人口移民去了美洲，日本把全部男性农民都变成了士兵。“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城市化的速度会慢一些。”潘维说，“但我确实看到了光明。这个光明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以往的20多年快速松动甚至瓦解。”
潘维认为，国家转移支付应当重点投向农村的中等教育，建立寄宿制中学，把农村一代代的年轻人变为城市人。当孩子们读完中学，习惯了有组织、有纪律、有书报、讲卫生的生活，他们就不再能容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就会在城里就业，不复是自生自灭的个体农民。与此同时，乡下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成倍扩大，他们留在家乡的父辈人就能有比较多的耕地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一家一户种自家口粮，那是一种古老中国的‘小康’，而今意味着贫困。”潘维说，“要古老的‘乡村中国’，还是少年的‘城市中国’？答案存在于孩子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于初中和职业高中成为国家最大的‘扶贫’投资项目。”
组织建设何其难
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建造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与会研究农村问题学者的一个共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将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讲，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曹锦清说，尤其是分田到户后，现在已经达到2.15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仅一点几亩，这种高度分散化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径。
曹锦清表示，组织建设，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就是梁漱溟先生谈到的：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等等，然后，我们唯恐农村不发达，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导致整个农村情况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从另一个视角谈到市场经济下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他认为，目前在很多情况下，农工企业在与农户进行市场交易中处于强势地位，分散的小农，即使是成功的专业农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一支在市场上能够抗衡的力量。
张晓山也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正在起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法》，使发展农村合作社成为热点，各级都在倡导。但是应该看到，合作社的发展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最主要是文化问题。农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合作社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丹麦农民合作社十分发达，最初是从19世纪的农民夜校开始。农民在夜校不光学习文化，更多的是讨论社区的问题，从中认识到，要把社区发展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有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没有深厚的人文基础，这种合作社就是搞起来也会走形。”张晓山说，“现在往往是上面下指标、定任务，一年发展多少个合作社，这样搞难免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后老百姓会说，‘看吧，合作社搞不成。’其实不是合作社不好，而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可行。”
那么，由谁来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我认为是乡村基层政权。”潘维表示，当下，国家转移支付应当首先用于农村社区建设，改善和依靠乡村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重建社区合作，开展劳动自助，用社区的社会主义劳动对接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
温铁军表达了相同观点：国家对农村的资助，应当通过基层政权下达。比如，国家拿5万元资助农民搞合作社，应该由村两委在合作社参股。对基层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国家要给它安排一个经济基础，让村两委在经济上能够立足于合作社，在社会上能够发展妇女协会、老人协会等组织，而不是徒然地去讲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给村两委建立“两个抓手”，一个抓经济组织，一个抓社会组织，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理想主义者的未来
温铁军和潘维都曾被媒体选为“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温铁军创建了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农村社区建设的“草根精英”；潘维为中国农民绘制出一幅宏伟蓝图——30年建造100座300万人口的农民自己的新城。
然而，两位“理想主义者”也相继遭到批评和诟病，温铁军的乡建学院在被媒体热捧为“农民的黄埔军校”后，又被抨击为“作秀”，甚至“邪教组织”。潘维“建大城”的宏愿则被视为“乌托邦”、“秋天的童话”——“如果这个秋天的童话能够变为现实，那我们讲的新农村就不是新农村了，是我们的新中国。”有人这样评说。
不管温铁军的乡建实践能否成功，潘维的建城计划能否实现，有一点不容置疑：我们这个时代仍旧需要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中国文化论坛的成立同样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如前所述，论坛的创立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而我们这个“旧邦”的“新命”，就在于在乡土中国上树立文化自觉，走出一条独特的变革与发展之路。
在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这条路将充满艰辛而收获丰厚，就像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着芬芳的玫瑰。”
发表日期：2006年10月6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玛雅
什么样的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by 黄平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
两大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去世后的短短一年中，政协、民盟，包括他工作过的社科院、北大、民大，都开过很多研讨会和纪念会，我想我们真正理解他、读懂他、继承他，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更重要的不是为了今天怎么怀念他，而是来探讨他提出的两个大问题：三十年代他提出的乡土中国问题，九十年代他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
费老当初作江村经济也好，在大姚村作广西的民俗调查也好，一直到八十年代他重新出来主持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他都注重做具体的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比如他去研究诸如西北的老百姓要不要养兔、怎么养兔等问题。那个时候一些媒体采访他问，您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么去研究甘肃的农民要不要养兔？当时他回答：从我年轻时起就碰到怎么使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富民”问题。他年轻的时候追求，包括通过认识乡土中国来研究中国该怎样发展，到了晚年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这个问题他晚年不断地讲，反复地讲，里面的许多深意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
十多年来，我自己在三类不同的人之间游走，一类是做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上只是关心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或者主要在政策层面做研究，许多研究做得很具体、很深入、很扎实；第二类就是广义的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包括人类学学者，我们讨论很多价值层面，或是以理论形态来讨论价值层面的问题，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问题；第三类也很重要，就是做历史研究的，他们可能既有现实关照又有文化视角在里面，但是主要从历史的脉络来理解。我有一个感觉，过去这三连日人对话不多———当然有些人是有跨度的。如果我们能打破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这三类人凑到一起来谈问题，可能会更有收获。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我觉得，“乡土中国”不只是一个描述概念，而更是一个分析概念、一个问题意识。如果费老健在，我想他也一定愿意与我们讨论，中国走到今天，甚至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最大的特性之一是不是仍然还是其乡土性？费老在《乡土中国》里，开篇就讲乡土中国有个特色是不流动的。而我在想，中国的乡土特色是否可能既是乡土的也是流动的？而这个乡土性，并不是说只有农民、农村才是乡土的，今天我们这些在上海、在北京的人身上是不是也充满着乡土气息？这个乡土气息未必就一定是落后的、不好的，要被抛弃掉，当然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次要的、会被历史无情淘汰或被我们摆脱的成分。
这个问题甚至使我想到七十年代初，提出解决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引用列宁的话，说到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时我们很年轻，以为小生产者就是农村种自留地的，然后跑到城里来搞买卖，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后来我接触一些老先生，包括冯友兰先生，也包括地位很高的领导，记得他们都说过：这个小生产者，或者小资产阶级、小农，其实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冯老说包括他自己，我们都是小生产者，实际上不是说它好坏，这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乡土性。当然也可以说它是有文化的，比如现在人类学比较关心人际关系，以及一个由我及他的过程。如果乡土性是在这个层面上讲，那它就不是描述曾经有过的一个农村，随着走向现代，它就会被甩掉的问题，而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问题意识”。有了这个“问题意识”，再去讨论一个个的问题，比如说，三农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欠工资问题、下岗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即使带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当然你还可以说中国还有别的什么特性———也仍然要进而去理解费老讲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个自觉不是简单弘扬自己的传统，然后张扬我们或者是西方意义上的自主性，其内涵要丰富得多，也比我们自己现在讲的宏扬民族的优秀传统丰富得多。这个文化自觉又要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话题。我记得费老80多岁时，在一次有国外学者参加的场合讲“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当时翻译好像很困难，而一旦翻译过去以后，很多国外的学者，包括一些很优秀的学者，都觉得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觉得，“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其实这两种我们都经历过，认为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有过盛唐那样的辉煌，所以后来直到晚清我们都还认为只此一家。但晚清以后这个观念几乎就没有了，于是只剩下“美人之美”了，而且这个“人”好像只剩下西方一个了。其实在这种变成跪在地上、已经连自己的根都没有了的情况下，你也欣赏不了别人，所以费老在晚年提出“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而且这个“大同”是“和而不同”。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那么如果带着文化自觉来处理刚才那个“问题意识”，处理养兔也好、养猪也好、增收也好，现在的城乡一体化协调也好，乃至新农村建设、合作化或新形式的合作也好，包括那种“差序格局”的理念，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而不是出现很多搞农村研究的人所担心的，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村庄整治、修路，然后搞个什么文化站，再往这个站的墙壁上贴个什么标语的情况。
如果把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和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思考路径，费老当初的努力，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他们的努力，还有从牟宗三、冯友兰的努力，特别是毛泽东等自二十到三十年代以来的努力，也可以进入到一个脉络里面，包括我们处理所谓的“短期内的将来”，至少有这么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在那儿。就像我所在的社会学界，无论讨论什么，每次讨论一定不是韦伯(MaxWeber，1864－1920)就是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除此好像就没有任何别的文化资源可以借用、调用了，甚至包括想象也没有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既丧失了问题意识，也丧失了文化自觉。以后就变成了———不只是学术界和广义的文化界，还包括操作或实际的层面———有时候不假思索就认为一定要那样，一定要符合那个曲线、那个模型、那个警戒线。甚至有过一次最可笑的是，听说基尼系数达到0.4就不得了，而中国现在才0.39，很多人认为那就没问题了！
再有，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意识或文化自觉的丧失，很容易找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洋八股、新八股、新新八股和当今的各种八股的影子。现在一开会，一发文章都是八股，包括打开电视。本本主义肯定妨碍了立足本土、从本土生出问题和对问题进行阐述和做出可能的解答，这种本本主义毫无疑问直接妨碍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但是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还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其实也和冷战结束是有关系的。
二战结束进入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独立出来，重建家园。这些国家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思路、经验、问题和对问题可能的解释。实际上在冷战期间及之后，大量这样的东西要么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要么即使翻译出版了，却躺在书架的某个犄角旮旯里。今天去看，不管是商务、是中华、是三联，还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小出版社，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有些甚至不断地重印，但是基本上没有成为我们讨论中的一笔资源或可能的经验，哪怕是借鉴。乃至今天有些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很大程度上不只是由于我们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即使有一些没有受教条的影响，是不是还受大的冷战和冷战结束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费先生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也看不到在1945年以后亚非拉各个地区的实践、经验、问题和他们从那些问题里生发出来的不同解释。那些基本上在我们的脑袋之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主义加消费主义陷阱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问题。即使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三农问题，可能也需要换一个思路，也许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增收，而是怎么减轻农民的开销？另一个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解决他们穷的问题，而是怎么组织他们互助，怎么创建互助的农村社群、社区，里面还要有一种亲情、信任和自信？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而不是从技术意义上再增加多少钱，再拨多少款，再去找投资，搞慈善和救济。这
样去看三农问题也许会走出那个发展主义加消费主义的陷阱。看起来好像只有拼命投资、拼命讲钱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了钱之后就拼命盖房子，不断翻新。当然，从这个看法里面可以深入的讨论不只是西方的消费主义，其实也有一个攀比问题，像浙江现在从修墓到修房子等现象，应该想想我
们身上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下一个问题也一样，就是为什么希望做文化研究的和做历史研究的也参加到当下三农问题的讨论，而不要只限于很小的圈子，即所谓的农研圈子里，哪怕他们做得很好。我觉得，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本期《年度学术》讨论古希腊土地制、私有制起源，讨论英国公田制度，讨论明清以来的中国土地问题，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对考虑今天安徽的问题、湖南的问题等等，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要讨论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问题，如果我们能慢慢把类似南亚经验、拉美经验、非洲经验也作为研究的资源，结论可能会很不一样。或者说，至少是我自己，看了原来的历史经验和先贤的论述，例如宋代的土地问题，或者今天非洲的问题，有时候真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最后回到费老，他晚年去过日本好几次，有一次日本学者问他，你是不是试图重新把中国传统找回来，只不过不用新儒家的办法，而是用人类学的办法把中国传统的资源找回来，以抵御全球化？费老当时一笑，说，其实不是这样简单的……费老当时的意思是说，中日之间可能有不一样，但是真正想处理的是，不管有一天科技如何发展，市场怎么竞争，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价值我们还能够共存共享，最后能够“美美与共”。对于传统的东西，它其实是生生不息，还在不断延续的。不能说它就在那儿摆着，我们一下子把能找回来就完事了。
我们更不是要拣起任何一个所谓的传统来抵抗全球化，而是寻找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或者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不管他是哪个学派或哪个国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价值，它就是“美美与共”，就是“和而不同”，这样才有可能“天下大同”。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中国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写成)
［乡土·中国］乡土中国 百年纠缠
“乡土中国”作为一个问题，也就100多年，曾有过先贤身体力行的实践，也曾变成很专业很小众的学术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成为政治与文化的课题
 |
“乡土重建”的力行者和思考者，从左至右分别为：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本报资料图片）
费孝通将自己1947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Earthbound China》——可直译为“无法脱离土地的中国”或“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它流传至今的中文译名则是“乡土中国”。
8月23－24日，北京香山卧佛山庄，28位学者参加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年会，就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为题。
“乡土中国实际上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些基本特性。这个文化也牵制到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方方面面，而这个自觉表达更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所做的论坛开题报告中这样说。
“乡土中国和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思考路径，费孝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他们的努力，还有从牟中三、冯友兰到毛泽东他们自二十年代以来的这样一种尝试，也可以进入到一个脉络里面，对于我们处理今天所说的短期内的将来———不是说长远的，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
“如何处今日社会？”
“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代，1930年代是一个高潮，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梳理了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由来。
“梁漱溟是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反对者多是持西化论者。”吕新雨说。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乡村建设理论》中这样写道。
梁漱溟自己身体力行的正是以乡村为主体的道路。1931年，梁漱溟从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韩复榘那里争取到10万大洋，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7月，他又争取到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将邹平地区列为实验县，允许学院开展研究和培训活动，包括改革政府行政机构。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散漫的农民，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
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县政改革中，把邹平县内原有的区、乡、镇全部废除，重新划为11个乡，以366个自然村作为最低的行政单位。乡有“乡校”，村有“村校”。学校教育分为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内容强调有用：识字、农业知识、一般科学、卫生常识和公民学。1933年，研究院解散职业警察，建立平民自卫力量。他们还建立改进道德的公约，反吸毒、酗酒、赌博；用现代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在每个乡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为他们配上自行车和卫生箱。到1938年，已经有几百个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贷款，以摆脱高利贷，从事编织、养蚕、林业、植棉、信贷。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乡村的自主、自立和自治，避免为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公共服务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提高农民“如何处今日社会”的自觉，使农民具有“如何营现代生活”的能力。
后来，韩复榘又将菏泽等13个县拓展为“县政建设试验区”。到1937年，山东全省107个县，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达70多个。
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之前，梁漱溟为了保留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果，曾力劝韩复榘，未果。后来，韩复榘因不抵抗，被蒋介石枪毙，丢了一条命，而梁漱溟则失去了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尝试的机会。
“愚、贫、弱、私”四大病？
1924年，晏阳初任总干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1926年—193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运动。他穿上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需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方面的教育对症下药。其最狭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乡村失学的青年和成年人在短时期内受中国民国不可少的教育。也就是成为国家健全的国民，最低限度是具有运用本国文字的能力，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有自治、自助及助人为互助的能力。”它是救国建国的基本，在晏阳初看来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
梁漱溟对“四大病”有不同看法：“近些年来一般人都骂中国人自私，甚且举以贫、愚、弱共列为四大病，俨然自私是中国人的定评，其实完全误会了……中国社会构造恰与西洋不同，从而养得的习惯也两样……中国人这种与西洋人相异的生活习惯，从来也不曾别人唤作自私；而逢到国际竞争剧烈的今天，顶需要国家意识、团体行为，而他偏偏不会，于是大家就骂他自私了……”
对当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哲学客座教授的彭国梁在引述哲学大师牟宗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说：“我们承认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他们能到乡村做即建设即破坏的工作。我们所要批评的是，当时的乡村建设派缺乏自觉的政治与经济主张，而仅采取一种教育救国论的方式。在牟宗三看来，教育救国论虽然可以说是”百年大计的根本办法，“但却迟缓迂阔到万分。只能在太平时为滋养的预备事业，于处变则不足。”
70年后的乡土中国
2003年7月，温铁军担任院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当年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心翟城村成立，他把自己的传统径直追溯到70多年前的晏阳初。在本次年会上，温铁军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温铁军说，“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加上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业就业上去。”
曹锦清则把出席论坛看成是“认识自己处境”的一种方法，他的主题报告为《宋以来的乡村组织建设——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作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看上去更像田间劳作的乡野村夫。曹锦清否认自己的学者身份，只强调自己是一个乡村现实的观察者和体验者。
曹锦清说：“现在的乡村现实是什么样的？我跑了三个地方，山东、河南和安徽。一般来说，现在农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基本是解决了。交通、通讯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权力的结构也有了变化，2005年全国范围取消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是个重大的事件，农民们对中央很感激。去年在湖北去到一个2002年采访过的地方。我问一个农民负担情况，以前他种一亩地可以收300元钱，这次去他怎么讲呢？他说没想到，没想到，他老说没想到，他说，‘自古以来是土地养农民，农民养官吏。怎么现在官吏就不让农民养了？’我是没想通。这个人在民国时当过伪保长，还当过中学教师，教历史的，对历史很熟悉。那时他就有一个收音机，他经常听收音机，对很多事情很敏感。这样一个人，农民负担取消在他那一代人的反应就有了典型性。他说，现在真是太平盛世啊，我说是吗？他说不是吗？”（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夏榆实习生马宁宁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6-09-07 14:05:22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作者: 黄平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7-8
页数: 322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文化论坛
ISBN: 9787108027603
内容简介 · · · · · ·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作为一个问题，已有一百多年时间。它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几代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如何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进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
——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还没有被资本和权力侵蚀太多的山河；
——近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并积极参与竞争为自己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中谋得生机保护自己不过分受这个规则的左右，从而有一个相对宽舒的调整空间；
——在国内的资源利用和法律、法规的创建上，以乡土中国的基业为社会契约管理的基准，以广大的乡土上所发育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特效药来约束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并以此掏资本与权力对这些资源的侵蚀。
目录 · · · · · ·
总序
序 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贡献及挑战
导言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第一场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
费孝通、儒家传统与文化自觉
“中间圈”——费孝通、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
现场 发言与评论（一）
.
第二场 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
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
现场 发言与评论（二）
.
第三场 城乡关系与当代新农村建设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现场 发言与评论（三）
.
第四场 传统礼仪与礼法的现实意义
乡村的文化传统与礼仪重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失求诸野·进村找庙
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
“外嫁女”、村规民约与社会主义传统
现场 发言与评论（四）
.
第五场 乡土中国与文化中国
文化自觉与根源意识
身与身外之物
现场 发言与评论（五）
.
第六场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教育使命
全球化和文化自觉
略论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
现场 发言与评论（六）
.
第七场 圆桌会议
现场 发言与评论（七）
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