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花之名
在波恩的时候房东给我在床头放上鲜花。我说哇,我结婚都订不到这么大的白色马蹄莲(实际上根本就没订到白色马蹄莲)。D揶揄,说花总要死的,无论切花还是鲜花。所以送花没意义。房东说怎么会呢,给女人送花可是男人的职责。五月刚过去不久,从科隆到波恩,满城都是系满彩带的“五月树”(Maibaum),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五月花柱”,这是属于北威州的习俗:在某天夜晚把树竖在自己心仪的姑娘门前,一个月后取回。如果取回时候这家人家请客喝茶,那就表示感情发展有希望。房东饶有趣味地补充:其实也不只是一个小伙子给一个姑娘插树,有时一群其实是情敌的小伙子会合伙把树竖起来,也经常能看到一个姑娘门前有好几棵树,魅力太大,竞争激烈。我们望向窗外那棵有两层房子高的Maibaum,“我以为是他为我竖起来的呢,仔细一看名牌才知道是给楼上那个叫Jana的小姑娘。”她双目空空,望向更远的即将日落的灰蓝色天空,不再言语。
我们相处得并不长,但她几乎掏心掏肺地和我讲了自己年轻时血气方刚的抗议游行、特别多地讲起自己美丽又在“好远的”瑞士的女儿和男友,还有前任丈夫,有时吐槽一下现任男友,说说自己soho的工作和作为志愿者陪伴的前空军老太太。还和我介绍家里每台又神奇又可靠的电器,说从前那个洗衣机啊,其实用了三十年都没坏,卖掉的时候还竟然作为古董大赚了一笔,所以新换了这么漂亮的一个西门子。不小心说漏嘴讲起我最爱吃草莓,临走的早晨一大清早出门给我买了特别美味的草莓派作早餐。
所以我有时感受着,热爱植物的人都有一颗更柔软一些的心吗?说是“感受”,因为我又无法证实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一草一木总关情”,可它实际的出处大概是不太相干的“一枝一叶总关情”。“情”不知所起。
我妈妈初中毕业就去东吴丝织厂当女工。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让位于民营企业,她从早晚三班倒的丝织厂离开去茶厂,一干干到至今已经是退休的年纪。茶厂设在农林局里,我从前住的地方是一楼,有个天井,她便经常搬几盆已经被农林局的种植园里淘汰下来扔在外面等死的植物。其实也未必能种活,但总有几棵在春去秋来的时光里用绿叶和潦草的花陪伴我们。也有各种小动物光顾,各种昆虫,春天有燕子在房檐和院子里废弃的鸽棚里打量和商议,是不是在这里筑巢和生育,夏天有壁虎佯装能“隐身”,附着在混水墙上,有时会有只怯懦又狂躁的小猫把我咬得鲜血淋漓,也有时看到老鼠和蛇沿着紫藤敏捷的地从翻墙。
我爸便训斥:“又捡人家的破烂!”可在午后就着叽叽喳喳的鸟雀读半本《梦溪笔谈》然后昏昏睡去,也实在是惬意。后来就不再说什么了。
鲁迅有他的百草园,这个统共6-8平米的小院子也算是我的百草园了。除了去院子里观察植物和动物,我时常无所事事地在午后追逐着阳光透过紫藤的影子,看着空气里弥漫的点点灰尘,明灭闪烁着。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阿多尼斯的诗集。在介乎山川和细流的“宏观”与草木和花朵“”的“宏观”和“微观”里,有些句子像箴言一般让我记忆深刻,例如“砍头是玫瑰的命运”;还有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说很多吃的,说一方水土的故事,也说植物。“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可比起他们,还有谁更有资格写“思乡”呢?
植物是依附于土地的。人却不是。在高楼丛林里,我现在只有一两个从未葱茏过的窗台,和本是四只,现在余下三只性格迥异的猫(7月末,陪伴我时间最长、多次“九死一生”的菜菜走了)。每次铲屎官生气,就咬牙切齿地想把它们扔了,也不管我的植物。有几只小飞虫喷喷杀虫剂,本来长势喜人的猫草就挂了。
一年有很多次要砍花的头。不只是玫瑰,所有的花都不免被砍头或截肢。每逢春天,我也不免附庸风雅地摘几片梅花、樱花、梨花花瓣,夹在书里,沿着石湖,游人摘下迎春花,扎成花环戴在头上。
这几日突然发现苏州的秋天来晚了。原本这几天整个城都要笼罩在桂花香里了。楼下慢车道旁种了一路各色月季,今年也没好好开一下也要开始它们最后的返场演出。它们不但被采摘,有时几棵看起来品种独特的欧月,过几天就只剩下了一个坑。
我妈说,你奶奶大概是有点痴呆了,没事去挖人家路上的草,还竟然掘了棵罗汉松回来,快90岁的人了,拿她没办法。
其实我是不喜欢纪念日的。我有时感谢我的生日,但有时又厌烦自己的存在。其它的纪念日和节庆更加可有可无。闲聊、吃喝对我这种情商低社交能力弱的人一直都是灾难。
可还是会收到被砍了头的花,那些孩子还是会用各种举动促使我重视起我在这社会的职能。哪怕我并不认同这职能,就像我当编辑的时候不觉得自己该过记者节,每逢三月八日不觉得自己是个劳动妇女。
玫瑰缺水半日,就奄奄一息了。我不甘心,我去花店,说要再配几朵康乃馨、小雏菊和品相美貌的大玫瑰,想凑成一个像样的花束。花店老板在一堆花的尸体里抬起头看看我手里的玫瑰,不停唏嘘,说扔了吧扔了吧。
我不甘心。我妈说过,不要辜负小孩子和老人的心意,因为他们是真的认真,所以会真的伤心。她只读到初中,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我,她一直都是一个工人,在我这个父权主义的家里一直是一个无比典型的家庭主妇。我不经常相信很多人的事和话,可我经常相信她。相比那些更生硬一些的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和依赖柔软的人。那些能让一棵植物充盈出一个想象的世界的人往往有细密而绵软的心绪。
我们相处得并不长,但她几乎掏心掏肺地和我讲了自己年轻时血气方刚的抗议游行、特别多地讲起自己美丽又在“好远的”瑞士的女儿和男友,还有前任丈夫,有时吐槽一下现任男友,说说自己soho的工作和作为志愿者陪伴的前空军老太太。还和我介绍家里每台又神奇又可靠的电器,说从前那个洗衣机啊,其实用了三十年都没坏,卖掉的时候还竟然作为古董大赚了一笔,所以新换了这么漂亮的一个西门子。不小心说漏嘴讲起我最爱吃草莓,临走的早晨一大清早出门给我买了特别美味的草莓派作早餐。
所以我有时感受着,热爱植物的人都有一颗更柔软一些的心吗?说是“感受”,因为我又无法证实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一草一木总关情”,可它实际的出处大概是不太相干的“一枝一叶总关情”。“情”不知所起。
我妈妈初中毕业就去东吴丝织厂当女工。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让位于民营企业,她从早晚三班倒的丝织厂离开去茶厂,一干干到至今已经是退休的年纪。茶厂设在农林局里,我从前住的地方是一楼,有个天井,她便经常搬几盆已经被农林局的种植园里淘汰下来扔在外面等死的植物。其实也未必能种活,但总有几棵在春去秋来的时光里用绿叶和潦草的花陪伴我们。也有各种小动物光顾,各种昆虫,春天有燕子在房檐和院子里废弃的鸽棚里打量和商议,是不是在这里筑巢和生育,夏天有壁虎佯装能“隐身”,附着在混水墙上,有时会有只怯懦又狂躁的小猫把我咬得鲜血淋漓,也有时看到老鼠和蛇沿着紫藤敏捷的地从翻墙。
我爸便训斥:“又捡人家的破烂!”可在午后就着叽叽喳喳的鸟雀读半本《梦溪笔谈》然后昏昏睡去,也实在是惬意。后来就不再说什么了。
鲁迅有他的百草园,这个统共6-8平米的小院子也算是我的百草园了。除了去院子里观察植物和动物,我时常无所事事地在午后追逐着阳光透过紫藤的影子,看着空气里弥漫的点点灰尘,明灭闪烁着。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阿多尼斯的诗集。在介乎山川和细流的“宏观”与草木和花朵“”的“宏观”和“微观”里,有些句子像箴言一般让我记忆深刻,例如“砍头是玫瑰的命运”;还有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说很多吃的,说一方水土的故事,也说植物。“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可比起他们,还有谁更有资格写“思乡”呢?
植物是依附于土地的。人却不是。在高楼丛林里,我现在只有一两个从未葱茏过的窗台,和本是四只,现在余下三只性格迥异的猫(7月末,陪伴我时间最长、多次“九死一生”的菜菜走了)。每次铲屎官生气,就咬牙切齿地想把它们扔了,也不管我的植物。有几只小飞虫喷喷杀虫剂,本来长势喜人的猫草就挂了。
一年有很多次要砍花的头。不只是玫瑰,所有的花都不免被砍头或截肢。每逢春天,我也不免附庸风雅地摘几片梅花、樱花、梨花花瓣,夹在书里,沿着石湖,游人摘下迎春花,扎成花环戴在头上。
这几日突然发现苏州的秋天来晚了。原本这几天整个城都要笼罩在桂花香里了。楼下慢车道旁种了一路各色月季,今年也没好好开一下也要开始它们最后的返场演出。它们不但被采摘,有时几棵看起来品种独特的欧月,过几天就只剩下了一个坑。
我妈说,你奶奶大概是有点痴呆了,没事去挖人家路上的草,还竟然掘了棵罗汉松回来,快90岁的人了,拿她没办法。
其实我是不喜欢纪念日的。我有时感谢我的生日,但有时又厌烦自己的存在。其它的纪念日和节庆更加可有可无。闲聊、吃喝对我这种情商低社交能力弱的人一直都是灾难。
可还是会收到被砍了头的花,那些孩子还是会用各种举动促使我重视起我在这社会的职能。哪怕我并不认同这职能,就像我当编辑的时候不觉得自己该过记者节,每逢三月八日不觉得自己是个劳动妇女。
玫瑰缺水半日,就奄奄一息了。我不甘心,我去花店,说要再配几朵康乃馨、小雏菊和品相美貌的大玫瑰,想凑成一个像样的花束。花店老板在一堆花的尸体里抬起头看看我手里的玫瑰,不停唏嘘,说扔了吧扔了吧。
我不甘心。我妈说过,不要辜负小孩子和老人的心意,因为他们是真的认真,所以会真的伤心。她只读到初中,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我,她一直都是一个工人,在我这个父权主义的家里一直是一个无比典型的家庭主妇。我不经常相信很多人的事和话,可我经常相信她。相比那些更生硬一些的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和依赖柔软的人。那些能让一棵植物充盈出一个想象的世界的人往往有细密而绵软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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