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来的故事（一）
五月的天，夏天迟迟不来，春雨纠缠不清。楚楚居住的公寓楼墙壁上不知从何日开始，长出了黑色的霉斑，默默地从墙角逐渐蔓延到了客厅四壁。
这是一幢始建于80年代的老房子，小区位于浦西最繁华的静安寺一带，白天，这里是白领云集的办公场所，晚上则变成了觥筹交错的休闲胜地。沿街的小道上，酒吧和西餐厅林立，各种肤色和各种头发的外籍人士频繁出没，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新贵，支撑起了大部分的消费。
长安米贵，居之不易。
就在上个周末，小区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组织者是5号楼的居民。听说起因是开发商要在这栋楼旁边的停车场上 ，兴建一栋商务楼。难怪她这段日子进出电梯，总是会看到张贴在楼梯口和电梯门上的标语“反对造楼，保卫家园”。
那天的游行队伍拉着一条布满签名的横幅，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周边的几个小区里。他们反对造楼的理由很充分“占用停车场、影响光照、地基下沉、噪音污染、房价下跌”。楚楚觉得“房价下跌”才是致命的关键点，其他几条不过是铺垫。
她特别能理解这些居民的想法：一辈子也许是几辈子人的依靠-房子，就像土地之于农民一样重要。放眼当今的中国，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两样更值钱？
楚楚出身乡野，但她已经离开土地很久了。从毕业至今她已经在上海待了五年多，依然居无定所，平均每半年到一年她就得搬一次家。掰着手指数一数，她搬家的次数和手指的根数差不多，目前她就栖身在矛盾的集中点--5号楼的一间小房间里面，说它小，是因为十平米不到的空间里，除了一张床和衣柜，几乎不能再放下别的什么家俱了。原本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却被二房东改造成五室一厅。不错，这就是沪上禁之不绝的群租房，只是这里的群租相较于其他地方，更加隐蔽而已-从外面看这套房子跟普通的住家无异，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知道内部的玄机：客厅很大，三墙环绕中再添一面木板墙，就又变成了一室。厨房略加改造，也成了一室。
楚楚就蜗居在那十平米不到的厨房间里。好在，有一扇窗。即使只能开半边，另外的半边被空调管子拦住了，也比那些终日不见阳光的隔断间要好很多。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她很担心：这么小的房间，东西都要往哪里放呢？可是考虑到经济条件，她也找不到性价比更高的房子了：月租1300块，加上房东加收的170块的公用设施费（公用区域的水电煤和物业，网费等），房间里的电费另算，每月将近1500块的固定支出。
搬进这个厨房间时，楚楚在上一家公司做上海办事处的行政主管，拿着5千块钱的薪水，房租差不多占了她工资的三分之一。这是她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无论如何，房租不能超出这个比例，否则的话，她那点收入就根本没有结余。然而事实是，就算不超过这个比例，她也很难有积蓄，一切开销都靠着这点工资，任你怎么精打细算都不够用。
至于当初为何要搬到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而不是住在偏远的郊区，当然也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公司就在这附近，为了省去来回的交通费和通勤时间，她想找一个能步行去上班的住处。
还记得那是2014年的初春，刚过完春节从老家返沪的她，用了好几天的下班时间，四处找房子。多雨的春夜，她顶着冰冷的雨点奔走在深深浅浅的弄堂里，走湿了鞋子。看了四五处以后，她决定就是这里了，再多看也无益。
搬家之前，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房间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角角落落都没有遗漏。有些洁癖的她甚至把床垫都拖出去暴晒，再打开门窗通风，直到确认里面再没有前任租客的气息，她才安心地搬进去。她的行李并不太多，因为早在搬家之前她就一扔再扔：过时的衣物、不再看的报刊杂志、不中用的小摆饰，她都狠下心来丢弃了。最后只剩下了一箱衣服、一袋鞋子、一箱书和两套床上用品。
幸好房间的一面墙上镶有格子柜，她刚好拿来当作储存室，把日用品等一股脑儿地塞进去。再铺一副泡沫板拼图在地板上，平时就可以坐在上面看书写字了。她又请人在窗口拉了一根铁丝，也就是房间的左边到右边的宽度，用来晾挂衣服。环顾四周，她很满意：终于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既然是五居室，所以照理说她至少有4个室友，然而住在这里的人却没有定数：有的屋子里会住上两个甚至更多的人。室友也是频繁更换的：最初这里住了一个做设计师的日本人、一个自称是迪拜人的印度人、一个在英语机构当外教的英国人和一个在附近上班的女孩子。她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也是出于另一番考虑：跟老外合租除了更简单省事，还有一个天然的英语交流环境，也算是免费福利。不过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她才知道，群租房里面的住户是流水的兵，一拨一拨比她换房子的频率还高。用一句庸俗的话来讲：你永远不知道从哪天起，你隔壁住的是一个妓女还是地痞。
这种靠近市中心的公寓楼，除了住在周边的小白领，就是些不务正业的盲流们的拥蹩之地。也是在这里，楚楚发现了工种的多样性：上班时间不仅仅是白天，有的职业原来是只需要晚上上班的。比如卫生间旁边的那间主卧，永远住着些晨昏颠倒的女孩，她们白天在家静寂无声地睡觉，到了晚上才光鲜亮丽地出门。她跟她们很少见面，就算碰见了也不打招呼，她们的生活，她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
倒是住在对门的印度人喜欢说些闲言碎语，有一次她在客厅吃饭，印度人出来冰箱里拿东西，跟她寒暄道，”Do you know what kind of job these girls do?”,他带着一丝戏虐的神情问她。在香港呆过的印度哥会说普通话，不过跟她基本用英语交谈。“I don’t know.”她心不在焉地回答。”You are Chinese. How you can say you do not know!”印度哥有点遗憾地跟她解释 ”They earn much more than you. Even you are hard working, while their life is much easier than you.”，她心知肚明，不过还是装作不谙世事的样子说“Maybe”。印度人有点兴味索然，拿着一瓶牛奶进屋了。
印度人在一家做木材进出口生意的贸易公司上班，上海公司只有三两个人，他应该有个一官半职，脸上整日挂着平步青云的喜气，哼着欢快的印度歌曲。楚楚看到他的机会并不多，大多数时间他是在出差，沿海一带到处跑。偶尔有供应商送他小礼物，他会拿出来跟她献宝“What’s this?”。有一次他提着一袋月饼问她“How much is this?”，楚楚大大地把他夸赞了一番，称他年轻有为，事业有成，所以才会有人送他礼物。印度人一高兴，就把月饼送给了她。
在沪的日子里，印度人深居简出。只有当客厅里飘来洋葱的香味时，她才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不在的时候，停在门口的电动车就是他存在的标志。
隔出来的单间里住过一个广州女孩子，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她刚搬进来时非常客气，每次做了饭都要喊上楚楚一起吃，让已经对邻里关系不抱希望的她感动不已。小姑娘看起来只有二十六七的年纪，画着芭比娃娃一样的眼妆，脸上妆容精致。她称自己原来是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因为男朋友才来到这里。住在这里的三个月，女孩子整日宅在家里，跟养的一只猫度日，而她嘴里所谓的男朋友只不过是偶尔来过夜的人，楚楚从来没跟这个男人打过照面，他来无影去无踪，不留一丝痕迹。
楚楚天生不爱关注别人的私事，木讷如她直到后面女孩子主动跟她提及自己育有一个孩子，但是却没结过婚，而孩子的父亲也不是现在的这个男朋友的，她才知道原来如此。没过多久，她那个隐形的男朋友彻底失踪，宅在家里已经好几个月的女孩子开始出去活动了，早出晚归。后来在这间房子里出入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她们踩着几尺高的高跟鞋，穿着时髦的衣物，仰着涂脂抹粉的脸招摇过市。后来有一间带卫生间的主卧空出来，广州女孩就搬了进去，跟着住进去的还有她那一群女朋友。她们拆掉了床，然后在地上加了几张床垫子，最后这间屋子就成了酒吧女的营地，屋里横七竖八满躺了人。
这是一幢始建于80年代的老房子，小区位于浦西最繁华的静安寺一带，白天，这里是白领云集的办公场所，晚上则变成了觥筹交错的休闲胜地。沿街的小道上，酒吧和西餐厅林立，各种肤色和各种头发的外籍人士频繁出没，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新贵，支撑起了大部分的消费。
长安米贵，居之不易。
就在上个周末，小区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组织者是5号楼的居民。听说起因是开发商要在这栋楼旁边的停车场上 ，兴建一栋商务楼。难怪她这段日子进出电梯，总是会看到张贴在楼梯口和电梯门上的标语“反对造楼，保卫家园”。
那天的游行队伍拉着一条布满签名的横幅，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周边的几个小区里。他们反对造楼的理由很充分“占用停车场、影响光照、地基下沉、噪音污染、房价下跌”。楚楚觉得“房价下跌”才是致命的关键点，其他几条不过是铺垫。
她特别能理解这些居民的想法：一辈子也许是几辈子人的依靠-房子，就像土地之于农民一样重要。放眼当今的中国，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两样更值钱？
楚楚出身乡野，但她已经离开土地很久了。从毕业至今她已经在上海待了五年多，依然居无定所，平均每半年到一年她就得搬一次家。掰着手指数一数，她搬家的次数和手指的根数差不多，目前她就栖身在矛盾的集中点--5号楼的一间小房间里面，说它小，是因为十平米不到的空间里，除了一张床和衣柜，几乎不能再放下别的什么家俱了。原本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却被二房东改造成五室一厅。不错，这就是沪上禁之不绝的群租房，只是这里的群租相较于其他地方，更加隐蔽而已-从外面看这套房子跟普通的住家无异，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知道内部的玄机：客厅很大，三墙环绕中再添一面木板墙，就又变成了一室。厨房略加改造，也成了一室。
楚楚就蜗居在那十平米不到的厨房间里。好在，有一扇窗。即使只能开半边，另外的半边被空调管子拦住了，也比那些终日不见阳光的隔断间要好很多。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她很担心：这么小的房间，东西都要往哪里放呢？可是考虑到经济条件，她也找不到性价比更高的房子了：月租1300块，加上房东加收的170块的公用设施费（公用区域的水电煤和物业，网费等），房间里的电费另算，每月将近1500块的固定支出。
搬进这个厨房间时，楚楚在上一家公司做上海办事处的行政主管，拿着5千块钱的薪水，房租差不多占了她工资的三分之一。这是她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无论如何，房租不能超出这个比例，否则的话，她那点收入就根本没有结余。然而事实是，就算不超过这个比例，她也很难有积蓄，一切开销都靠着这点工资，任你怎么精打细算都不够用。
至于当初为何要搬到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而不是住在偏远的郊区，当然也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公司就在这附近，为了省去来回的交通费和通勤时间，她想找一个能步行去上班的住处。
还记得那是2014年的初春，刚过完春节从老家返沪的她，用了好几天的下班时间，四处找房子。多雨的春夜，她顶着冰冷的雨点奔走在深深浅浅的弄堂里，走湿了鞋子。看了四五处以后，她决定就是这里了，再多看也无益。
搬家之前，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房间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角角落落都没有遗漏。有些洁癖的她甚至把床垫都拖出去暴晒，再打开门窗通风，直到确认里面再没有前任租客的气息，她才安心地搬进去。她的行李并不太多，因为早在搬家之前她就一扔再扔：过时的衣物、不再看的报刊杂志、不中用的小摆饰，她都狠下心来丢弃了。最后只剩下了一箱衣服、一袋鞋子、一箱书和两套床上用品。
幸好房间的一面墙上镶有格子柜，她刚好拿来当作储存室，把日用品等一股脑儿地塞进去。再铺一副泡沫板拼图在地板上，平时就可以坐在上面看书写字了。她又请人在窗口拉了一根铁丝，也就是房间的左边到右边的宽度，用来晾挂衣服。环顾四周，她很满意：终于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既然是五居室，所以照理说她至少有4个室友，然而住在这里的人却没有定数：有的屋子里会住上两个甚至更多的人。室友也是频繁更换的：最初这里住了一个做设计师的日本人、一个自称是迪拜人的印度人、一个在英语机构当外教的英国人和一个在附近上班的女孩子。她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也是出于另一番考虑：跟老外合租除了更简单省事，还有一个天然的英语交流环境，也算是免费福利。不过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她才知道，群租房里面的住户是流水的兵，一拨一拨比她换房子的频率还高。用一句庸俗的话来讲：你永远不知道从哪天起，你隔壁住的是一个妓女还是地痞。
这种靠近市中心的公寓楼，除了住在周边的小白领，就是些不务正业的盲流们的拥蹩之地。也是在这里，楚楚发现了工种的多样性：上班时间不仅仅是白天，有的职业原来是只需要晚上上班的。比如卫生间旁边的那间主卧，永远住着些晨昏颠倒的女孩，她们白天在家静寂无声地睡觉，到了晚上才光鲜亮丽地出门。她跟她们很少见面，就算碰见了也不打招呼，她们的生活，她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
倒是住在对门的印度人喜欢说些闲言碎语，有一次她在客厅吃饭，印度人出来冰箱里拿东西，跟她寒暄道，”Do you know what kind of job these girls do?”,他带着一丝戏虐的神情问她。在香港呆过的印度哥会说普通话，不过跟她基本用英语交谈。“I don’t know.”她心不在焉地回答。”You are Chinese. How you can say you do not know!”印度哥有点遗憾地跟她解释 ”They earn much more than you. Even you are hard working, while their life is much easier than you.”，她心知肚明，不过还是装作不谙世事的样子说“Maybe”。印度人有点兴味索然，拿着一瓶牛奶进屋了。
印度人在一家做木材进出口生意的贸易公司上班，上海公司只有三两个人，他应该有个一官半职，脸上整日挂着平步青云的喜气，哼着欢快的印度歌曲。楚楚看到他的机会并不多，大多数时间他是在出差，沿海一带到处跑。偶尔有供应商送他小礼物，他会拿出来跟她献宝“What’s this?”。有一次他提着一袋月饼问她“How much is this?”，楚楚大大地把他夸赞了一番，称他年轻有为，事业有成，所以才会有人送他礼物。印度人一高兴，就把月饼送给了她。
在沪的日子里，印度人深居简出。只有当客厅里飘来洋葱的香味时，她才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不在的时候，停在门口的电动车就是他存在的标志。
隔出来的单间里住过一个广州女孩子，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她刚搬进来时非常客气，每次做了饭都要喊上楚楚一起吃，让已经对邻里关系不抱希望的她感动不已。小姑娘看起来只有二十六七的年纪，画着芭比娃娃一样的眼妆，脸上妆容精致。她称自己原来是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因为男朋友才来到这里。住在这里的三个月，女孩子整日宅在家里，跟养的一只猫度日，而她嘴里所谓的男朋友只不过是偶尔来过夜的人，楚楚从来没跟这个男人打过照面，他来无影去无踪，不留一丝痕迹。
楚楚天生不爱关注别人的私事，木讷如她直到后面女孩子主动跟她提及自己育有一个孩子，但是却没结过婚，而孩子的父亲也不是现在的这个男朋友的，她才知道原来如此。没过多久，她那个隐形的男朋友彻底失踪，宅在家里已经好几个月的女孩子开始出去活动了，早出晚归。后来在这间房子里出入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她们踩着几尺高的高跟鞋，穿着时髦的衣物，仰着涂脂抹粉的脸招摇过市。后来有一间带卫生间的主卧空出来，广州女孩就搬了进去，跟着住进去的还有她那一群女朋友。她们拆掉了床，然后在地上加了几张床垫子，最后这间屋子就成了酒吧女的营地，屋里横七竖八满躺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