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我做过的三件很鲁莽的事》(有图)
我做过的三件很鲁莽的事
文:魏晓波
二十岁前后,人很容易做一些鲁莽的事。
第一件鲁莽的事是抱着一叠稿子去了一家出版社。骗过门卫后,我到了他们办公的那一层。那里有很多房间,都关着门,这里的人应该都在午休。我不知道敲哪一间。等了一会,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我说,您好,你们这谁是编辑啊。她说,我就是。我说,我这有稿子。她问,你是我们的作者吗?我说,我即将成为你们的作者。她迟疑了一会,微笑着说,我还有事,你敲一个这个门,这里有个编辑或许能帮到你。
我整理了一下发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琢磨应该怎么敲门才不会让人烦,是当当,当当,还是当当当,当当当。后来,我觉得当、当、当、当才是最合理的节奏。敲了几下后,我听到里面说,进来。于是我就进去了。我看到一个男编辑躺在折叠帆布床上,穿着拖鞋和裤衩。这样的场景和我脑海中想象的编辑部不太一样。小时候我看过《编辑部的故事》,我觉得男编辑都应该像年轻的葛优那样精瘦、目光如炬,且半秃头。
我说,我写了一本访谈录,您看一下能不能出版。他问,是关于什么的访谈。我说,关于湖南摇滚乐的。他说,湖南还有摇滚乐?我拿出稿子,有十万字,沉甸甸的,双手递给了他。他看了几页说,这些乐队没人知道,没法出版,你应该去文学杂志投稿。
他坐在床上,我站在地上,像班主任在批评后进生。十年后,在一个饭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说,我好想在哪见过你。我说,在电视上呗,我以前在电视台。
第二件鲁莽的事是我真的去文学杂志投稿了。投的是几篇中篇小说。我那时候特别能写,一天能写五六千字,甚至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还模仿过早年的郭敬明,写出过“用Mind Act Upon Mind牌纸巾为她擦那双白皙玲珑的手”这样的句子。几乎所有的稿子都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邮箱里有一个杂志回信了,信里大体说的是,小说虽然不能在杂志上发表,但有一篇改一改可以收录在一本青春文学合集里。
我总觉得自己写的是深刻、晦涩的严肃文学,不是给青春期的人看的,青春文学都很肤浅,但有这么个机会,对我这样一匹隐藏在羊圈里的千里马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我用力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冷静的回了信,问他们怎么改。那位编辑说,先别急,等我忙完了再答复你。
我等了两年,他都没答复我。两年的青春,就这样在等待中虚度了。看来我还是要主动一些,于是我又去了。
到了编辑部,找到了给我回过信的编辑。我问,您还记得两年前,有一篇叫《生日快乐》的中篇小说吗?他说,不记得。我又问,那您记得魏晓波吗?他说,不记得。我继续问,您不是说有一本青春文学合集要出版吗?他说,出了啊,出了两本了。
那一刻,我很失落,仿佛被雷劈了。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生活都没意义了。不过十年后,我再回头看十年前写的那些东西,确实像屎一样。
第三件鲁莽的事是我提着一旅行包CD去了一家电台。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还上学那会儿。我喜欢听那些半夜谈心节目,尤其是喜欢听主持人骂那些打热线的打不开心结的人。后来,我听到那家电台说要招聘,求贤若渴。我的普通话虽然很差,但还是能听得懂。我有几百张打口CD和正盗版的国内摇滚CD,我觉得自己太适合做一个在半夜放音乐的电台播音员了。
为了使应聘不至于太鲁莽,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几期节目的计划。比如第一期是爱情专题,放涅槃乐队的《昨天晚上你在哪睡的》、枪炮和玫瑰乐队的《别哭》、黑豹乐队的《不要打破我的心》等。
到了电台,人事部的大姐说,我们缺的是广告业务员。
原载《晨报周刊》,有删节
文:魏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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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前后,人很容易做一些鲁莽的事。
第一件鲁莽的事是抱着一叠稿子去了一家出版社。骗过门卫后,我到了他们办公的那一层。那里有很多房间,都关着门,这里的人应该都在午休。我不知道敲哪一间。等了一会,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我说,您好,你们这谁是编辑啊。她说,我就是。我说,我这有稿子。她问,你是我们的作者吗?我说,我即将成为你们的作者。她迟疑了一会,微笑着说,我还有事,你敲一个这个门,这里有个编辑或许能帮到你。
我整理了一下发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琢磨应该怎么敲门才不会让人烦,是当当,当当,还是当当当,当当当。后来,我觉得当、当、当、当才是最合理的节奏。敲了几下后,我听到里面说,进来。于是我就进去了。我看到一个男编辑躺在折叠帆布床上,穿着拖鞋和裤衩。这样的场景和我脑海中想象的编辑部不太一样。小时候我看过《编辑部的故事》,我觉得男编辑都应该像年轻的葛优那样精瘦、目光如炬,且半秃头。
我说,我写了一本访谈录,您看一下能不能出版。他问,是关于什么的访谈。我说,关于湖南摇滚乐的。他说,湖南还有摇滚乐?我拿出稿子,有十万字,沉甸甸的,双手递给了他。他看了几页说,这些乐队没人知道,没法出版,你应该去文学杂志投稿。
他坐在床上,我站在地上,像班主任在批评后进生。十年后,在一个饭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说,我好想在哪见过你。我说,在电视上呗,我以前在电视台。
第二件鲁莽的事是我真的去文学杂志投稿了。投的是几篇中篇小说。我那时候特别能写,一天能写五六千字,甚至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还模仿过早年的郭敬明,写出过“用Mind Act Upon Mind牌纸巾为她擦那双白皙玲珑的手”这样的句子。几乎所有的稿子都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邮箱里有一个杂志回信了,信里大体说的是,小说虽然不能在杂志上发表,但有一篇改一改可以收录在一本青春文学合集里。
我总觉得自己写的是深刻、晦涩的严肃文学,不是给青春期的人看的,青春文学都很肤浅,但有这么个机会,对我这样一匹隐藏在羊圈里的千里马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我用力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冷静的回了信,问他们怎么改。那位编辑说,先别急,等我忙完了再答复你。
我等了两年,他都没答复我。两年的青春,就这样在等待中虚度了。看来我还是要主动一些,于是我又去了。
到了编辑部,找到了给我回过信的编辑。我问,您还记得两年前,有一篇叫《生日快乐》的中篇小说吗?他说,不记得。我又问,那您记得魏晓波吗?他说,不记得。我继续问,您不是说有一本青春文学合集要出版吗?他说,出了啊,出了两本了。
那一刻,我很失落,仿佛被雷劈了。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生活都没意义了。不过十年后,我再回头看十年前写的那些东西,确实像屎一样。
第三件鲁莽的事是我提着一旅行包CD去了一家电台。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还上学那会儿。我喜欢听那些半夜谈心节目,尤其是喜欢听主持人骂那些打热线的打不开心结的人。后来,我听到那家电台说要招聘,求贤若渴。我的普通话虽然很差,但还是能听得懂。我有几百张打口CD和正盗版的国内摇滚CD,我觉得自己太适合做一个在半夜放音乐的电台播音员了。
为了使应聘不至于太鲁莽,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几期节目的计划。比如第一期是爱情专题,放涅槃乐队的《昨天晚上你在哪睡的》、枪炮和玫瑰乐队的《别哭》、黑豹乐队的《不要打破我的心》等。
到了电台,人事部的大姐说,我们缺的是广告业务员。
原载《晨报周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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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樂無名_xx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5-10-16 12: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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