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蛰存的色情-怪诞小说看现代中国都市男性

普通中国读者对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陌生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吧。作为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施蛰存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一个存在于文学史上和我的生活和阅读相去甚远的名字。如果不是选了这门课，如果没有史书美教授的《现代的诱惑》，我想我实在是很难被施蛰存先生那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描写所吸引，这就是我读《在巴黎大戏院》的第一感觉。
一个精神紧绷，高度敏感的已婚男人，和一个隔了一层窗户纸的恋人，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剧院，看了一场不知所云的电影，故事的情节简单到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整个小说完全靠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来推动，而对于一个出生于二线城市，曾经在北京当过穷学生，在广州当过教书匠的我来说，在这种环境下产生这样焦虑、幻想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史教授认为：“In Shi’s stories, it is not the modern girl who embodies the urban materiality that emasculates the urban man, but rather a shortage of money which prevents the one participatory relationship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with the city: consumption.” 有意思的一点是，这种在半殖民地上海都市男性的窘境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又一次出现了。现代汉语的词库中（几乎都是源自网络）已经为描写这一类男性准备了大量的词汇：猥琐男、凤凰男、屌丝、穷矮挫（作为“高富帅”的对立）、撸sir……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弱者形象出现的女性往往会引起同情和怜悯，可是作为弱者形象出现男性却常常引起读者的反感和鄙夷，无论在1920年代的上海还是在现在的中国。年轻时髦的都市女性，霓虹闪烁的大都市都代表了美好的风景（landscape），对女性的渴望，对都市生活的向往本身都是美好的，可是这两种风景都会让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的内心（interiority）显得更为猥琐。
《在巴黎大戏院》这篇小说中，猥琐不止于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也直接反映在了动作的笨拙和慌乱上：时机不对的插话，错误地买了两个冰淇淋，让融化的冰淇淋弄得两手黏黏，僵硬地挽着女伴的手臂……。如前所述，可能正是因为我有过完全类似的经历，所以我对阅读这篇小说中大段的心理描写并没有什么兴趣，谁又愿意如此赤裸裸地回顾自己不堪的往事呢？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确实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大标志，可是施蛰存在这篇小说中对人物心理和动作的刻画是老老实实地还原现实，这也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这种写作的态度可能很难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了吧。至少我在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时会采用一个更为戏谑和嘲弄的语气，把不堪当成笑话讲，让笑声掩饰尴尬，就像王小波做的那样。或者倾尽所有笔墨描写那些细枝末节的动作和环境，而极少让主人公做大段的内心独白，就像村上春树做的那样。
施蛰存笔下的中国都市男性是中国都市男性所不愿意看的，这也正说明了他的小说可能忠实描写他们的内在性（interiority）,史书美教授把这种内在性的产生和上海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联系在了一起，其实我认为这也完全可以和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都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和施蛰存（其实应该说是他笔下人物）的共同遭遇。以1842年上海开埠作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资本主义改变中国的过程，虽然1949年到1979年是一个中断，但是现在的中国城市和100年以前的上海对于刚刚踏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年轻男性来说没有什么不同：性苦闷、穷困，不自信、扭曲的色情幻想、在消费场所局促不安、在女神面前手足无措……，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都市化路径，在高速的都市化进程面前，每个城里的中国人都有自己无法直视的过去，一个以城市眼光看来，丑陋、笨拙、难堪的过去。
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的施蛰存大概有这个自信来直面这种内在性（interiority）吧，可是从在四川成长的郭敬明（又一位以上海和资本主义作为后方的都市“作家”）大概就没有这个自信了，一转眼《小时代》都拍了4部了，郭敬明可不会给我们看什么内在性（interiority）,他给我们看的甚至都不能说是风景（landscape），先是通过小说，后来干脆通过电影镜头，让各种刚刚离开乡土的城里人盯着商品logo和价签大看特看，看得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呼过瘾，心驰神往，看得文艺评论家不知从何批判，看得我心理一阵别扭。也越发让我觉得施蛰存笔下的怪诞和色情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