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与几个路名

是这样，昨天看小说，看到一段：
“在决定重访曲阜路的时候，我们考虑最多的是交通工具，几乎所有的曲阜路记忆都牵扯到自行车。红色的阿米尼山地车，穿行在南北高架的桥影边缘，新闸路右转，踏脚板会在乌镇路桥的桥面顶点停止发力，刹车皮随时待命，俯冲状态的车轮最能理解我们这一路的心情。可惜我们今天是坐一号线来的，不过步行过桥也有好处，脚踏实地，利于领会桥下的马路为何姓‘光复’。辛亥革命之前，它叫南川虹路。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闸北市政厅积极响应，北西藏路附近的四条新筑马路于是被命名为汉中路、满洲路（今晋元路）、蒙古路以及新疆路，曲阜路恰巧处于‘五族共和’的腹地。除了主语，这是一个不错的表述。问题是圈内人士错进错出。他们把曲阜路和申氏三雄划上等号，实际上，申家的老大，老三住在曲阜西路，老二住在晋元路。我们也是一错再错，仿佛多加一个‘西’字，它的美好风姿就会稀释。
“还是给曲阜路加上双保险吧。‘曲阜路’，是的。它的左邻叫国庆路，一条差不多脏乱、同样不起眼的L型小路，唯一的优点是路边设有护栏。……”（《现代变奏》，p101）
我很好奇这个“五族共和”的说法有没有正式的文件或是凭证。而且近期一直被“闸北工巡捐局”、“沪北工巡捐局”、“上宝两县闸北市公所”等等包围，没见过“闸北市政厅”的相关文件。今天一查才知道“闸北市政厅”也是一个及其短命的机构，而且上档里没有专门的卷宗，只在同业公会全宗下，零星可见几份该机构征收总捐的案卷。
闸北市政厅大概于1912年2月至1914年3月间存在。有关筑路方面：“在路政方面，呈文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允准，以闸北毗连租界，关系国家主权安危，拨款银3.5万两，用于闸北修筑道路。规划建筑光复路、库伦路(今曲阜西路)、蒙古路、乌镇路、满洲路(今晋元路)等道路，后因自治停办，仅完成部分道路的修建工作。”——《闸北区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zabei/node40628/node63409/node63434/userobject1ai51199.html）
搜读秀也搜不到有关“五族共和”带出处的说法，《上海掌故辞典》、《导游基础知识》和《民俗上海》等书都有提到。当然更专业一点的《上海地名志》总述里也有讲：
“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临时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等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在由闸北市政厅管理的路名上被充分反映出来。与租界北西藏路相邻的四条新筑马路分别命名为汉中路、满州路（今晋元路）、蒙古路、新疆路。对原有道路加以改名，如总局路改共和路，新闸桥路改大统路，南川虹路改光复路等，表达了民国初年人们对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愿望。”
——《上海地名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总述，p7）
因为是总述，似乎只是说说罢了，除了名字本身之外，没什么其他证据。
查“闸北工巡捐局”内的案卷，可以知道《闸北区志》里提到的规划新筑那几条马路实际上由于管理机构的裁撤变更以及经费问题，进行的并不顺利。根据“闸北工巡捐局关于新辟国庆路等七条线路呈省请拨工费卷”（上档Q204-1-8），直到1914年6月，乌镇路、新民路、满州路、库伦路都在修。至于这几条接连租界的道路与民族的关系，前闸北市政厅长提及“查前市政厅兴筑此项各路，原为兴商市、保主权起见”。在闸北市政厅时期，“当时以公益里等处大火，外人即出而干涉，以为阿白斯脱路开封路均由工部局所造，此次华界大火，应由彼等接续开筑”。闸北市政厅为了避免工部局越界筑路，所以立刻“整立界石，招工投标，一面开办，一面请款”。根据“闸北工巡捐局关于开辟国庆等七路之图表暨承揽等件”（Q204-1-11），计划修筑的新路于1914年2月招标成功，闸北市政厅与承包人张德升订立合同。准备修新民路、新疆路、蒙古路、库伦路、乌镇路、国庆路、满洲路，估计将建造一万二千二百十六尺的路面。（这时距离闸北市政厅被闸北工巡捐局接收只有一个月了。）等到市政厅裁撤，修路经费也根据“内务部、财政部核准列入国家预算临时岁出项下开支”。等到1914年年底，七条马路完工四条。乌镇路、新疆路、蒙古路、满洲路四条完工，国庆路、库伦路、新民路未完工。承包修路的工头不断催账，江苏财政厅也是屡屡欠账。这几条路在1915年11月彻底竣工。但直到1917年初余款才结清。
好吧，好像还是没有查到这几条路与“五族共和”最早关系的说法。改天查查报刊杂志。不管从命名的角度来说，这些路是否与“民族”观念形塑相关。至少从实际来说，修路等同于“捍卫主权”的意义却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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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应该继续抄抄抄的，但是权当“庆祝光复”了=.=（话说改名光复路哪里表达了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