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本文旨在讨论晚清民初（1895-1912）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英雄建构脉络与纷争场域，由此展现“史界革命”、历史真实-历史表述，以及“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理论部分，作者从根基论（primordialism）向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转向，指出“国族”恰是如Benedict Anderson所言的“想象的共同体”或是Eric Hobsbawm的“被发明的传统”，但仍需进一步理清的是：谁在想象，如何想象，以及想象带来了什么结果？其中，文化表述（representation）或历史书写是相当重要的面向，这往往不单纯是历史学的客观书写，而被置入国族主义的脉络，以历史学为名，将书写“自然化”以成为历史真实，而历史真实又会服务国族主义。
晚清的知识分子的“史界革命”基于以上逻辑，透过民族英雄生产民族主义。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不接受既往史学家“一家一姓”的偏私史学，而试图再诠释一套“国民的历史”。“现代性否定过去历史”与“过去历史的中国独特意义”的落差是民族英雄建构乃至“史界革命”重要背景。最终，中国的过去成为（并只能作为）国族叙事下的历史，而这种“过去”当然也为国族叙事服务，更导向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在此逻辑的编码（encoding）过程中，民族英雄的制造形成了两个重要特征：由局部地域的人物扩展为全民族英雄，人物原初动机或成就被重新诠释、“再发现”乃至曲解。晚清中国主要有两类编码形式，它们共识与分歧同在，既是政治立场的角逐也是文化象征的争夺——
一派是反满知识分子主导的“抗击外族的民族英雄”，这是知识/权力的建构，亦是满汉斗角的政治动员。透过当时时兴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述，完成对汉人边界的划定（“虚构的族群”），进而建制化异族与我族之别，他们最终定夺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 和洪秀全等为“汉族志士”为代表的民族英雄系谱。无形中，忠种、忠君与忠国被混为一谈，“种界”亦成为“国界”，甚至最终将汉族外的“他者”极端地“非人化”。
另一派则是以中国为立场。他们塑造中国抵御外敌，向外开疆拓土的宣扬国威的民族英雄，展现了黄种人与白种人坚决斗争，为国家进步与光荣的意图。如郑成功（此时成为开疆拓土之英雄）、张献忠、黄宗羲、郑思肖等皆在此列。梁启超称之为“大民族主义”，这实则是政治性国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却也未曾背反于种族意识，以区别黄白人种，塑造“新（国）民”。沈氏也意识到，这批国家立场的知识分子倡导民族独立时，又必须以本国的对外扩张侵略以形塑国家荣耀，背后有极类似的逻辑，都面临着道德的悖论。
终而，晚清的民族英雄制造呈现出差异乃至两派相争的格局。但它们却共享着类似的意义生产脉络。如：不断将历史表述意识形态化，进而自然化为国民常识，对重新论述乃至扭曲过去以使之符合晚清框架。对作者言，其目的不在考据民族英雄的史实真伪，而是阐释民族英雄（哪怕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脉络下如何制造，而不同制造者间又是如何对抗与妥协。此外，两派亦共同挪用了种族主义的策略作为方法。
最后，仍有问题希望讨论：第一，晚清“国族想象”是否仅仅属于知识分子，有无真正确实“自然化”为常识？尽管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满怀忧心地希望将他们所书写的“国族想象”铺向普罗大众，但其效果如何，或尚需讨论。更何况，如《我以我血荐轩辕》（沈松侨，1997）谈到的，民间尚有另一套故事范式。第二，不同于葛兆光（2011：23-27）对后现代理论运用于中国的警惕性，似乎沈松侨对此颇为厚爱，我们如何比较两者思考呢？
参考书目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6）.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