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导读]:Skyline悉尼旅游包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你要了解的五件事。
Skyline悉尼旅游包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你要了解的五件事。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奖励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所作的分析。”相比以前的得主，迪顿的经济学理论更加通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关联。
1、迪顿是一位“健康导师”。
迪顿《逃离不平等》一书的副标题是“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健康问题。
他在书中写道：“幸福的增加到底应归功于收入增长还是知识增长？我的观点是，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收入非常重要，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幸福组成的其他要素起到促进作用，但收入绝不是幸福的最终决定因素。”
Skyline悉尼旅游包车：《逃离不平等》
在健康方面，他也发现了一种悖论：贫穷国家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的人的比例竟与富裕国家的不相上下。尽管有的国家经济贫弱，医疗支出微不足道，民众却对国家现有的保健医疗系统信心十足。美国人在医疗上花钱无数，却对自己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极度缺乏信心。
这是为什么呢？他写道：“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印度乌代布尔县，虽然人们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一个人健康与否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这一点和财富、房产或消费品截然不同。世界上有为数众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逃脱一些疾病的困扰。”
在就诊时，你该选择私人诊所还是公立医院？对此迪顿也做了分析：私人医疗往往在穷国发展得一片繁荣。但是私人服务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很多私人医生并非训练有素，他们可能并不了解病人的真正需求。购买医疗服务和饿了之后购买食物填饱肚子是不一样的，它更像是把车送到汽修厂维修。在这里，给你提供服务的人必须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这些私人医生，只要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或者更贵的医疗服务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不会管病人是否真的需要，只要病人提出要求，就给与满足。比如，在印度只要病人对抗生素有需求，私立医院的医生马上就会开给病人。医生开出这样的处方，既让病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也让病人在心理上觉得自己的病会好得更快。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会因为病人想要抗生素就开出这样的处方，但不好的事情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没时间给病人做细致检查。所以，选择公立还是私立，经常是半斤八两的事。
2、同行们如何评论迪顿的获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解释说：“为了设计提高福利、减轻贫困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这方面，安格斯·迪顿对这种理解所作的改进无人能及。他把个人选择和整体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上的变革。”
Skyline悉尼旅游包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你要了解的五件事。迪顿的获奖工作围绕三个核心问题：
消费者如何在不同商品上分配他们的支出？
个人的收人花了多少、积蓄了多少？
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与贫困？
几乎所有经济学都认为迪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有人说，在80年代，迪顿写过一篇论文，题为“为何消费如此平滑？”，提出了“迪顿悖论”：收人受到短期、剧烈的冲击，并不会导致消费受到类似冲击。这对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导致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恒常收入假说”，这一假说的内容是，人们是根据收入来消费的。
安格斯·迪顿平滑消费认为，人们在收入降低时，不会激烈地改变消费。他们希望保持更稳定的、不那么动荡的消费标准。比如，一个年轻人不会存很多钱，会花很多。到了中年，他们挣得更多了，存得也更多了。到了老年，挣得少了，开始靠积蓄过日子。这听上去很浅显，但弄清这些行为的机制，对理解经济的运行非常重要，比如，当失业率突然上升时，要维持支出。
3、在某种意义上，迪顿击败了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迪顿的《逃离不平等》出版于2013年，讲述了平等在过去250年间的发展。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于2014年，对不平等做了历史性分析。皮凯蒂的书比迪顿的书厚一倍。
4、迪顿认为，祖父母和孩子可能不想在一起生活。
迪顿被誉为“数据推土机”，非常擅长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根据迪顿在2013年做的一项研究，跟18岁以下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老年人过得不开心，怒火和压力更大。
5、迪顿为何反对富国直接援助穷国？
迪顿说：“我坚信，作为有幸出生在正确国家的人们，我们对于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与疾病，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些已经胜利逃亡的人，必须帮助那些仍深陷困境的人。”但他认为富国直接援助穷国并不是好办法。他在《邦弱国穷》一文中说，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安格斯·迪顿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饿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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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迪顿是一位“健康导师”。
迪顿《逃离不平等》一书的副标题是“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健康问题。
他在书中写道：“幸福的增加到底应归功于收入增长还是知识增长？我的观点是，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收入非常重要，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幸福组成的其他要素起到促进作用，但收入绝不是幸福的最终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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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方面，他也发现了一种悖论：贫穷国家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的人的比例竟与富裕国家的不相上下。尽管有的国家经济贫弱，医疗支出微不足道，民众却对国家现有的保健医疗系统信心十足。美国人在医疗上花钱无数，却对自己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极度缺乏信心。
这是为什么呢？他写道：“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印度乌代布尔县，虽然人们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一个人健康与否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这一点和财富、房产或消费品截然不同。世界上有为数众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逃脱一些疾病的困扰。”
在就诊时，你该选择私人诊所还是公立医院？对此迪顿也做了分析：私人医疗往往在穷国发展得一片繁荣。但是私人服务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很多私人医生并非训练有素，他们可能并不了解病人的真正需求。购买医疗服务和饿了之后购买食物填饱肚子是不一样的，它更像是把车送到汽修厂维修。在这里，给你提供服务的人必须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这些私人医生，只要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或者更贵的医疗服务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不会管病人是否真的需要，只要病人提出要求，就给与满足。比如，在印度只要病人对抗生素有需求，私立医院的医生马上就会开给病人。医生开出这样的处方，既让病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也让病人在心理上觉得自己的病会好得更快。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会因为病人想要抗生素就开出这样的处方，但不好的事情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没时间给病人做细致检查。所以，选择公立还是私立，经常是半斤八两的事。
2、同行们如何评论迪顿的获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解释说：“为了设计提高福利、减轻贫困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这方面，安格斯·迪顿对这种理解所作的改进无人能及。他把个人选择和整体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上的变革。”
Skyline悉尼旅游包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你要了解的五件事。迪顿的获奖工作围绕三个核心问题：
消费者如何在不同商品上分配他们的支出？
个人的收人花了多少、积蓄了多少？
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与贫困？
几乎所有经济学都认为迪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有人说，在80年代，迪顿写过一篇论文，题为“为何消费如此平滑？”，提出了“迪顿悖论”：收人受到短期、剧烈的冲击，并不会导致消费受到类似冲击。这对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导致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恒常收入假说”，这一假说的内容是，人们是根据收入来消费的。
安格斯·迪顿平滑消费认为，人们在收入降低时，不会激烈地改变消费。他们希望保持更稳定的、不那么动荡的消费标准。比如，一个年轻人不会存很多钱，会花很多。到了中年，他们挣得更多了，存得也更多了。到了老年，挣得少了，开始靠积蓄过日子。这听上去很浅显，但弄清这些行为的机制，对理解经济的运行非常重要，比如，当失业率突然上升时，要维持支出。
3、在某种意义上，迪顿击败了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迪顿的《逃离不平等》出版于2013年，讲述了平等在过去250年间的发展。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于2014年，对不平等做了历史性分析。皮凯蒂的书比迪顿的书厚一倍。
4、迪顿认为，祖父母和孩子可能不想在一起生活。
迪顿被誉为“数据推土机”，非常擅长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根据迪顿在2013年做的一项研究，跟18岁以下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老年人过得不开心，怒火和压力更大。
5、迪顿为何反对富国直接援助穷国？
迪顿说：“我坚信，作为有幸出生在正确国家的人们，我们对于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与疾病，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些已经胜利逃亡的人，必须帮助那些仍深陷困境的人。”但他认为富国直接援助穷国并不是好办法。他在《邦弱国穷》一文中说，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安格斯·迪顿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饿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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