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重写版）
王敦 《中国图书评论》，2015第11期
2015年1月初稿。
2015年3月，《单读》（原为《单向街》）索要，重新写成二稿。
2015年9月在一次意外的北京市出版局三审中，成为唯一一篇被拿下的。
2015年10月《单读》公共号推送了不完全的网络版。
然后是完整版转投《中国图书评论》，很快很快地，通过归口管理的中宣部三次审查均木有问题，2015年11月号刊出了。作者已经表示晕眩：据说地方审查部门比中央审查部门要严，想想也觉得有些道理。。。
2016年1月，此篇获评《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度好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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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巨匠威廉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中，对他们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评价甚高：“工人阶级运动在对待教育、学问以及艺术的态度上，总的说来，是有良好的记录的……这样的记录，与那个最积极、最明显地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的记录相比较，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所产生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合作化运动或政党。”
这样的论断激活了我的参照性思维，让我把威廉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表述当作他者，来管窥我所感知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禁又想到李银河在博客中对自己伴侣的一段赞语：“他不但自己是工人阶级，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最最质朴的老工人，善良至极。记得有次好友林春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工人阶级中有很多人是非常优雅的。’意思是优雅并不仅仅属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虽然他们爱说粗话，也从来不享用高雅的文学艺术，但是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优雅和质朴是可以并存的。” 这种语调，与威廉斯异曲同工。李银河的“好友林春”是一位海外华人女性学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看得出威廉斯、李银河、林春这几位中外知识分子，都认为在当今的文化整体格局中，工人阶级凭借优秀的自身文化，是具备社会救赎可能性的人群。而且对威廉斯来说，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十分不同于中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个人奋斗，而是团结协作，改造现行社会。（“要英国的中产阶级不认为工人阶级巴不得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确实是件难事。"）
李银河和林春对工人阶级的赞美，在当今很多人大谈“中产阶级”而我国许多知识分子又已对“中产阶级”文化感到失望的时刻，让我眼前一亮。但也立即产生疑问：李银河和林春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感性赞美，多大程度上能与我的感性兼容？换言之，（再借用威廉斯另一个叫“情感结构”的术语概念），是否要盘点一下李银河、林春的“情感结构”能否与我的“情感结构”接轨，并且再评估一下上述别人和我的“情感结构”，又能否与更多的人的“情感结构”接轨？紧接着产生了第二个疑问：威廉斯说的是英国工人阶级，李银河和林春说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回事吗？
下面我先挖掘自身的相关“情感结构”，为自己解答第一个疑问。在我个人的感受里，我没有看到中国工人阶级拥有救赎的力量。这个“情感结构”植根于童年以来的真切感受，我将其与我长大后看到的历史和社会进程做了参照。这个个人答案不是将来时态的，不是在说中国工人阶级将来“应该”是怎样，而是过去时态的“曾经”和现在时态的“正在”是怎样——因为我所摘引的威廉斯、李银河、林春，也都不在想象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对于“应该”的想象和思辨，自然有一些比我更纯粹的理论头脑在做。）
老实起见，我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是个人烙印吧。但也必须说明，在我小的时候（我1971年生），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与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童年最初是不记事的。我现在所能回忆起当初我们院里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已经是到了1976年以后到1985年这几年，改革开放发轫初期的情形，大约主要相当于我个人历史的小学全部和初中的开始。后来，我们家就搬到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楼里去了，工人阶级也纷纷搬走。于是我的个人历史也就错过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近距离观察阶级和阶层的一步步分化、区隔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住的大杂院儿里，工人家庭成年人基本上不看书，天热的时候在院子里乘凉、喝茶、下棋，聊天儿，基本上是老北京市民那一套。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过是打家具的木工活儿手艺比工人阶级差点儿。而我父母和我，在14平方米的小屋里面写作业、工作、备课，会觉得外面吵。我在84年小学升初中考试的前夜（那时还要考的），窗外还弥漫着邓丽君的旋律“你是一朵向日葵……”，妈妈只好出来请求他们关掉双喇叭双卡式的录音机，好让我睡觉。
在物质追求上面，我们院儿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没啥区别。那时候大家的工资状况普遍稍微好了点儿，但区别不大。知识分子的“外快”，要日后才渐渐有的。于是先是各家在1979、1980、1981年，倾其所有地买到了四、五百块钱的“飞跃”、“长城”、“金星”、“牡丹”甚至进口的“三洋”12寸黑白电视机，然后是在1982年、1983年买到了单开门的“雪花”牌或“香雪海”牌甚至“东芝”牌电冰箱……而当夏天下暴雨把胡同口的国营菜站给淹了的时候，有老编辑也忍不住去抢漂走的茄子，结果拖鞋反而被冲走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工人阶级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我家那时住的大杂院儿里，在物质和精神上是同样“猥琐”的。今天看来，我成长环境里面的那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不具备文化“救赎”的资格和底蕴。将这两种人通通淹没于其中的底色，是在前工业时代就已经定型的北京小市民文化。而淹没北京小市民文化的更宽广的底色，是华北平原和山区在更漫长的时间里所形成的农业文明。总之，我的“情感结构”和自童年以来的感性体验，与蔡翔、李陀老师们相违，也使得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直接感受，与威廉斯、林春、李银河的表述相违。
但这里仅仅是出了最表层的直觉，所要实现的管窥，还远没有达成。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态度当成客体来分析其局限和成因，并且把威廉斯和国内一些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态度，也当成客体来分析其成因和适用范围。总之就是要把自己和他人的主观经验和话语表述，都一律“客体化”，以便解答前面所说的第二个疑问：威廉斯说的是英国工人阶级，李银河和林春说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回事吗？
首先我判定：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原创性的，历史最深厚的，与中国工人阶级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后者在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俨然是持续断裂的，简直如同“量子力学”模型一般。（限定一下：是在两者相对照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外，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式的原本/副本关系，就是说英国工人阶级自然也有其漫长的生成历史，不是先天给定的工人阶级“原版”。）
威廉斯说的没错儿：英国工人阶级“所产生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合作化运动或政党。”集体的民主机构如工会、合作化运动、宪章运动的民主政治诉求，和工党，都是英国工人的原创。冒昧说一句：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情感结构”，是从莱茵省手工业区域律师家庭出身的马克思本人所没有真正体验过的。马克思的“情感结构”，使得他更能洞悉那些流亡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并怀有激进革命理念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小群落，而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群体。在这方面，恩格斯要更懂一些。但是，恩格斯作为业主和外国人，只是观察和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没有条件扎实地参与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情感结构”的异同，自然会引发构想的异同。我个人觉得，威廉斯和汤普森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要更到位。
比照威廉斯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自然就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前者如同青春期自发地去谈恋爱，后者则如同在饱览了琼瑶、韩剧、法国小说、甚至哲学思辨之后去谈恋爱并时刻问自己：我这个谈恋爱“像不像”谈恋爱。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我总是很好奇但没有花工夫去探究：十多岁时候的邓小平和当时二、三十岁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工到底有多久？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具体有怎样的体验？当他们回国到上海，遭遇上海滩的产业工人时，他们和上海产业工人实际的“情感结构”又是如何？与苏俄书本上所转述的，有怎样的异同？这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发展史上比较关键的一个“量子力学”瞬间。
知识和阅历甚少的我，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另一个关键的中国工人阶级“量子力学”瞬间，就是蔡翔、李陀老师们比较怀旧和自豪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瞬间。参照儿时的记忆，我记得胡同里的工人有免费的蓝色劳动布工装穿，在工厂有免费的类似于北冰洋桔子汽水的冰镇饮料喝，在工厂还有洗热水澡的设施。（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工人家庭的同学带我去体验了这些优待，让当时的我好生羡慕，贪婪地喝了不少工人饮料。）这在工资都一样多的情况下，是比知识分子等其他市民阶层优越不少的。难怪在林彪的军队势力倒台后，一般人都以能当上工人为人生最实惠的待遇，找对象也最具优势，难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干部子弟抢着当工人，在文*革结束后还实行过父母退休子女顶替进工厂的制度。这时的工人阶级，显然是国家在政治经济层面，出于种种原因，所曾经优待、讨好的一个团体。从这个层面看蔡翔、李陀老师这些当年的工人精英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也是一种顺理成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机制里面，他们不仅是工人，也是工人阶级里面被认可的一群，手握笔杆子，是被当时国家所需要的“工人出身”知识精英，当时就与一般的工友不太一样，今日亦然。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在我的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下一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量子力学”瞬间，就是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崛起——从翻砂铸铁等开始，涌现出了大邱庄、华西村、东莞的密集制造业等等，尽管官方话语没有用“工人阶级”来称呼这些工人。再下一个瞬间，是九十年代初东北等地大量工业基地的三角债务、老化、二次创业，工人下岗再就业。彼时的工人阶级及其后代，地位已经一落千丈，被国家“利益”所抛弃，淹没于洗头房和废墟中。在蔡翔和李陀自己的笔下，昔日工友们也早已下岗。在我小的时候，即文革末造和改革元年，那时从“小人书”、《中国少年报》上看到的建筑工人形象，是何等的“当代英雄”气概！而二十年过后遍布城市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现在有部分知识精英称之为“新工人”），又是怎样地如同牛马般被驱使。所以，前者必是时代政治有意创造出来的“神话”，后者则是“中国式”商品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使用价值”。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所以觉得，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本来就是“量子力学”式的，是断裂性的而非延续性的，甚至是政策性的而非自主性的。在中国工人阶级里面，似乎也很少能找到类似于英国工人阶级里那种延绵一两百年，真正具备威廉斯意义上的工人文化底蕴和传统的工人家庭。英国工人阶级是与机器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同步一路走下来的。而从我国最早的汉阳铁厂、南满铁路开始，机器生产就是“天外来客”。在我国，大多数工人家庭基本上就是一两代人，之前是农民，或国家干部，按照现实行情来定，之后也未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基本上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也很难把一种特定的群体文化观念传承下去。说白了，在当代中国，不论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人，三代以上，往往都是来自于农民。最强大的，是耕读传家的农业文化传统，所以李银河笔下的“他”的那种工人家庭背景所培养出来的特有的“优雅”与“质朴”的“并存”，在人群中是少数。至少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传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并不存在局部的一些工人阶级文化遗产。我想知道：从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和兵工厂这些晚清洋务运动的工业化遗产里面，有没有形成一百多年来近乎“世袭罔替”的非农业工人阶级人口群落？在南满铁路和东北一些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重工业区的情况又如何？从中若当真产生了好几代人都不种地，靠现代大工业生产、靠操纵机器来换取生存的中国人，那他们的文化观念，会与农民子弟、商人家庭、知识分子、职员、干部会有怎样的不同？我本人也有亲戚、长辈是工人。我深感他们中间很多人，确实不仅心灵手巧，而且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自豪感，在工友之间特别讲究义气、抱团、互助，很像电影《钢的琴》里面所折射的那样。甚至在北京出租车行业里面日趋缩减的老北京司机群体里面，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些独特的品质。然而我仍然怀疑，这与曾经组织宪章运动，推动选举改革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还是有距离的。另外也不能不考虑到英国工人阶级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近代英国历史上各种的基层草根教会组织，不仅滋养了许多人的心灵，也催生了基于某些关于正义理念的政治诉求和实践。
通过阅读 E. P. 汤普森的历史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我揣测，英国工人阶级优秀的集体性文化，也间接脱胎于英国前工业时代的一些旧时文化传统， 比如说一些行业行会组织下的部分工种，在工业革命后没有遭到淘汰，反而碰巧发扬光大、产业升级，于是那份自豪、敬业、专业、团体意识，也保存和发扬光大。再者，历史上的一些工种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正好走上了科技革新的潮头，从工匠群体自发涌现出大批科技发明的奠基人，所以在工人阶级里就自带科技理性思维的传统。这些很难在我国断裂式工人阶级的文化渊源里面找到相似点，因为我国最初的产业工人机制来自于西学东渐下的洋务运动，而非脱胎于本土的手工业作坊——在晚清的景德镇和晚清的江南制造局之间，没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而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传统，在今天的后工业全球产业格局之下，也不太可能继续孕育。即便孕育了，也不太可能像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样，成为文化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劲旅。欧美既有的产业工人传统业已衰落，尽管在他们的文化里，还或多或少保存下来了让威廉斯所认同的产业工人阶级文化遗产。威廉斯晚年，也亲历了撒切尔夫人等力主的私有化进程。自由主义经济与工人阶级进行了对决。煤铁工人的工会组织，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力量，在大罢工的唾面自干后，基本消失了。然后利物浦、伯明翰、谢菲尔德等老工业区逐渐降为废墟。九十年代的英国喜剧电影《一脱到底》里面编排的情节就是工厂破产之后，几位工人兄弟改行去跳脱衣舞。二十年之后，老工业区的衰落，又发生在我国的东北。我也不禁从英国电影《一脱到底》联想到描述我国下岗工人的电影《钢的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英国的新闻报道中，上述这些地方似乎获得了新生，电子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酷”玩意儿，成为了蹿升最快的地方。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我国的传统老工业区。所以我也不禁好奇，利物浦、伯明翰这些地方真地变“酷”了吗？社会矛盾都消化了吗？工人阶级都去哪儿了？当年的他们现在过得如何？在电影《钢的琴》里，确乎看到了下岗工人焕发主体性、重申自身主体价值的想象式的社会解决，虽是一种感人的想象，却也弥足珍贵。但无论如何，这尺度力度，哪怕比照威廉斯对英国十九世纪“工业小说”里面批判力度的分析，也有实质性的差别。
行文至此，还想费些笔墨，因为对这一篇文章的问题与方法意识本身也值得说两句。
最初的问题意识，产生在文化研究的课堂上带领研究生讨论“文化唯物主义”宗师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时候：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既然威廉斯爷爷分析人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能如此回肠荡气，我等何不也学着用“文化唯物主义”的风范去分析下自家的“中国工人阶级”？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情况有很大不同。因为所要分析的对象——中国工人阶级这样一群人，被遮掩到了一大堆墨汁的后面。那只喷出无数墨汁的章鱼，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指涉中国工人阶级人群的词语本身。所以要真想学威廉斯的样子去干，还需要做威廉斯“文化研究关键词”式的语词“袪魅”工作：“英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虽同为偏正词组，但是，由工业社会所“原创”的前者，与在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中所“填空”、“商榷”出来的后者，不同之处绝非是相隔了时空而已。“中国工人阶级”这个说法，本身就牵涉到前赴后继的大量话语挪用和想象。
我也掂量了自己有没有写这文章的资格。我当然知道：面对“中国工人阶级”这一语词巨物，我能做到“管中窥豹”就很不错了，完全无法比照工人阶级出身并肩负工人阶级文化使命的威廉斯，以及在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洞察历史画卷的汤普森，也无法像美国的桑内特（Richard Sennett）那样，内力深厚地在《阶级的隐形伤痕》（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一书中，记录分析了他对“后工业时代”感觉挫败、失落的美国工人所做的上百个采访。但又想了想，觉得自己的“管子”再小，从中老老实实地窥出去，也好过对自己和别人的管子视而不见，在理论臆想里面盲人摸象吧？语词“袪魅”，如同语词“建构”，都不是靠“机器人”来进行语词“自动化”处理，而是靠活人基于自己的感性认知去做。威廉斯、汤普森、桑内特，都是这样。所以即便我自己的管子很小，我也要一窥。其实我根本无需为自己的“管窥”做辩解，因为不管个人感受在历史话语的巨口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也是独立于宣传机器和商业机器之外的个人财产。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在这个意义上，当我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语词祛魅时，我的责任感，首先不是对学术负责，其次也不是对别人负责，而是为自己。
这对读者来说也有价值。因为：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基于个人感知的分析，是否蹈空，读者群众完全可以自行判断。二、“全豹”的样子是建立在诸多管窥的基础上。不同的人在带入自身的“中国工人阶级”经验时，必然是“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管中窥豹，区别不过在于窥的位置和管子口径大小的差异。只要都忠实于个人经验，把可贵的种种管窥放到一起，我们对“全豹”的把握，自然就会靠谱些，好过拼凑从“新左”到“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盲人摸象。理论型盲人摸象的坏处，就形同《武林外传》里面的“秀才”，学问很大但中看不中用。学习一些理论，能满足文科青年的求知欲，这自然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呢？获取知识资本，变成硕士博士，谋一个教职饭碗？与自由主义、保守思想打打“嘴炮儿”？从单纯的求知，过渡到获取知识资本，再到就范于“学术规范”，日益让自己的专业知识远离最应该去服务的人民群众，这是否正好活生生地图解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如同戴维·林奇的小说《小世界》里所讽刺的：知识分子坐喷气式飞机去旅游胜地宣读论文而无需破费私人腰包——钱已经以学术的名义被支付了。又如同桑内特《阶级的隐形伤痕》里面的一则笑谈：萨特对葛兰西说，知识分子的特权应该结束了，自己的写作今后必须要服务于群众，否则就是“反革命”。葛兰西当即指出萨特自己刚写完了一部长达两千页的福楼拜小说研究。萨特只好自我检讨：“这确实体现了我的小资产阶级逃避主义”。
在许鞍华所导演，隐喻香港历史的电影《岁月神偷》中，说鱼缸里的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在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精致鱼缸中，我们每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确实如同“七秒钟”般短暂。许多高深的理论，其副作用就是有意无意屏蔽掉个人的“管窥”，使得学术成为那精致的玻璃鱼缸的一部分，甚至连威廉斯等一些优秀的理论家也不能完全幸免于此。人们也就很容易忘记或者假装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了。于是我便坐下来，写写基于个人经验的管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上述这一番话，作为文章的长尾巴，也并非随意为之。我在努力让自己的文化记忆超越“七秒钟”的局限，并且希望同病相怜的“金鱼”们能理解我。
2015年1月初稿。
2015年3月，《单读》（原为《单向街》）索要，重新写成二稿。
2015年9月在一次意外的北京市出版局三审中，成为唯一一篇被拿下的。
2015年10月《单读》公共号推送了不完全的网络版。
然后是完整版转投《中国图书评论》，很快很快地，通过归口管理的中宣部三次审查均木有问题，2015年11月号刊出了。作者已经表示晕眩：据说地方审查部门比中央审查部门要严，想想也觉得有些道理。。。
2016年1月，此篇获评《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度好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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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巨匠威廉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中，对他们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评价甚高：“工人阶级运动在对待教育、学问以及艺术的态度上，总的说来，是有良好的记录的……这样的记录，与那个最积极、最明显地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的记录相比较，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所产生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合作化运动或政党。”
这样的论断激活了我的参照性思维，让我把威廉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表述当作他者，来管窥我所感知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禁又想到李银河在博客中对自己伴侣的一段赞语：“他不但自己是工人阶级，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最最质朴的老工人，善良至极。记得有次好友林春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工人阶级中有很多人是非常优雅的。’意思是优雅并不仅仅属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虽然他们爱说粗话，也从来不享用高雅的文学艺术，但是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优雅和质朴是可以并存的。” 这种语调，与威廉斯异曲同工。李银河的“好友林春”是一位海外华人女性学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看得出威廉斯、李银河、林春这几位中外知识分子，都认为在当今的文化整体格局中，工人阶级凭借优秀的自身文化，是具备社会救赎可能性的人群。而且对威廉斯来说，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十分不同于中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个人奋斗，而是团结协作，改造现行社会。（“要英国的中产阶级不认为工人阶级巴不得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确实是件难事。"）
李银河和林春对工人阶级的赞美，在当今很多人大谈“中产阶级”而我国许多知识分子又已对“中产阶级”文化感到失望的时刻，让我眼前一亮。但也立即产生疑问：李银河和林春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感性赞美，多大程度上能与我的感性兼容？换言之，（再借用威廉斯另一个叫“情感结构”的术语概念），是否要盘点一下李银河、林春的“情感结构”能否与我的“情感结构”接轨，并且再评估一下上述别人和我的“情感结构”，又能否与更多的人的“情感结构”接轨？紧接着产生了第二个疑问：威廉斯说的是英国工人阶级，李银河和林春说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回事吗？
下面我先挖掘自身的相关“情感结构”，为自己解答第一个疑问。在我个人的感受里，我没有看到中国工人阶级拥有救赎的力量。这个“情感结构”植根于童年以来的真切感受，我将其与我长大后看到的历史和社会进程做了参照。这个个人答案不是将来时态的，不是在说中国工人阶级将来“应该”是怎样，而是过去时态的“曾经”和现在时态的“正在”是怎样——因为我所摘引的威廉斯、李银河、林春，也都不在想象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对于“应该”的想象和思辨，自然有一些比我更纯粹的理论头脑在做。）
老实起见，我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是个人烙印吧。但也必须说明，在我小的时候（我1971年生），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与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童年最初是不记事的。我现在所能回忆起当初我们院里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已经是到了1976年以后到1985年这几年，改革开放发轫初期的情形，大约主要相当于我个人历史的小学全部和初中的开始。后来，我们家就搬到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楼里去了，工人阶级也纷纷搬走。于是我的个人历史也就错过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近距离观察阶级和阶层的一步步分化、区隔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住的大杂院儿里，工人家庭成年人基本上不看书，天热的时候在院子里乘凉、喝茶、下棋，聊天儿，基本上是老北京市民那一套。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过是打家具的木工活儿手艺比工人阶级差点儿。而我父母和我，在14平方米的小屋里面写作业、工作、备课，会觉得外面吵。我在84年小学升初中考试的前夜（那时还要考的），窗外还弥漫着邓丽君的旋律“你是一朵向日葵……”，妈妈只好出来请求他们关掉双喇叭双卡式的录音机，好让我睡觉。
在物质追求上面，我们院儿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没啥区别。那时候大家的工资状况普遍稍微好了点儿，但区别不大。知识分子的“外快”，要日后才渐渐有的。于是先是各家在1979、1980、1981年，倾其所有地买到了四、五百块钱的“飞跃”、“长城”、“金星”、“牡丹”甚至进口的“三洋”12寸黑白电视机，然后是在1982年、1983年买到了单开门的“雪花”牌或“香雪海”牌甚至“东芝”牌电冰箱……而当夏天下暴雨把胡同口的国营菜站给淹了的时候，有老编辑也忍不住去抢漂走的茄子，结果拖鞋反而被冲走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工人阶级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我家那时住的大杂院儿里，在物质和精神上是同样“猥琐”的。今天看来，我成长环境里面的那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不具备文化“救赎”的资格和底蕴。将这两种人通通淹没于其中的底色，是在前工业时代就已经定型的北京小市民文化。而淹没北京小市民文化的更宽广的底色，是华北平原和山区在更漫长的时间里所形成的农业文明。总之，我的“情感结构”和自童年以来的感性体验，与蔡翔、李陀老师们相违，也使得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直接感受，与威廉斯、林春、李银河的表述相违。
但这里仅仅是出了最表层的直觉，所要实现的管窥，还远没有达成。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态度当成客体来分析其局限和成因，并且把威廉斯和国内一些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态度，也当成客体来分析其成因和适用范围。总之就是要把自己和他人的主观经验和话语表述，都一律“客体化”，以便解答前面所说的第二个疑问：威廉斯说的是英国工人阶级，李银河和林春说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回事吗？
首先我判定：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原创性的，历史最深厚的，与中国工人阶级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后者在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俨然是持续断裂的，简直如同“量子力学”模型一般。（限定一下：是在两者相对照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外，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式的原本/副本关系，就是说英国工人阶级自然也有其漫长的生成历史，不是先天给定的工人阶级“原版”。）
威廉斯说的没错儿：英国工人阶级“所产生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合作化运动或政党。”集体的民主机构如工会、合作化运动、宪章运动的民主政治诉求，和工党，都是英国工人的原创。冒昧说一句：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情感结构”，是从莱茵省手工业区域律师家庭出身的马克思本人所没有真正体验过的。马克思的“情感结构”，使得他更能洞悉那些流亡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并怀有激进革命理念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小群落，而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群体。在这方面，恩格斯要更懂一些。但是，恩格斯作为业主和外国人，只是观察和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没有条件扎实地参与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情感结构”的异同，自然会引发构想的异同。我个人觉得，威廉斯和汤普森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要更到位。
比照威廉斯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自然就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前者如同青春期自发地去谈恋爱，后者则如同在饱览了琼瑶、韩剧、法国小说、甚至哲学思辨之后去谈恋爱并时刻问自己：我这个谈恋爱“像不像”谈恋爱。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我总是很好奇但没有花工夫去探究：十多岁时候的邓小平和当时二、三十岁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工到底有多久？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具体有怎样的体验？当他们回国到上海，遭遇上海滩的产业工人时，他们和上海产业工人实际的“情感结构”又是如何？与苏俄书本上所转述的，有怎样的异同？这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发展史上比较关键的一个“量子力学”瞬间。
知识和阅历甚少的我，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另一个关键的中国工人阶级“量子力学”瞬间，就是蔡翔、李陀老师们比较怀旧和自豪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瞬间。参照儿时的记忆，我记得胡同里的工人有免费的蓝色劳动布工装穿，在工厂有免费的类似于北冰洋桔子汽水的冰镇饮料喝，在工厂还有洗热水澡的设施。（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工人家庭的同学带我去体验了这些优待，让当时的我好生羡慕，贪婪地喝了不少工人饮料。）这在工资都一样多的情况下，是比知识分子等其他市民阶层优越不少的。难怪在林彪的军队势力倒台后，一般人都以能当上工人为人生最实惠的待遇，找对象也最具优势，难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干部子弟抢着当工人，在文*革结束后还实行过父母退休子女顶替进工厂的制度。这时的工人阶级，显然是国家在政治经济层面，出于种种原因，所曾经优待、讨好的一个团体。从这个层面看蔡翔、李陀老师这些当年的工人精英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也是一种顺理成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机制里面，他们不仅是工人，也是工人阶级里面被认可的一群，手握笔杆子，是被当时国家所需要的“工人出身”知识精英，当时就与一般的工友不太一样，今日亦然。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在我的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下一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量子力学”瞬间，就是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崛起——从翻砂铸铁等开始，涌现出了大邱庄、华西村、东莞的密集制造业等等，尽管官方话语没有用“工人阶级”来称呼这些工人。再下一个瞬间，是九十年代初东北等地大量工业基地的三角债务、老化、二次创业，工人下岗再就业。彼时的工人阶级及其后代，地位已经一落千丈，被国家“利益”所抛弃，淹没于洗头房和废墟中。在蔡翔和李陀自己的笔下，昔日工友们也早已下岗。在我小的时候，即文革末造和改革元年，那时从“小人书”、《中国少年报》上看到的建筑工人形象，是何等的“当代英雄”气概！而二十年过后遍布城市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现在有部分知识精英称之为“新工人”），又是怎样地如同牛马般被驱使。所以，前者必是时代政治有意创造出来的“神话”，后者则是“中国式”商品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使用价值”。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所以觉得，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本来就是“量子力学”式的，是断裂性的而非延续性的，甚至是政策性的而非自主性的。在中国工人阶级里面，似乎也很少能找到类似于英国工人阶级里那种延绵一两百年，真正具备威廉斯意义上的工人文化底蕴和传统的工人家庭。英国工人阶级是与机器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同步一路走下来的。而从我国最早的汉阳铁厂、南满铁路开始，机器生产就是“天外来客”。在我国，大多数工人家庭基本上就是一两代人，之前是农民，或国家干部，按照现实行情来定，之后也未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基本上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也很难把一种特定的群体文化观念传承下去。说白了，在当代中国，不论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人，三代以上，往往都是来自于农民。最强大的，是耕读传家的农业文化传统，所以李银河笔下的“他”的那种工人家庭背景所培养出来的特有的“优雅”与“质朴”的“并存”，在人群中是少数。至少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传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并不存在局部的一些工人阶级文化遗产。我想知道：从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和兵工厂这些晚清洋务运动的工业化遗产里面，有没有形成一百多年来近乎“世袭罔替”的非农业工人阶级人口群落？在南满铁路和东北一些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重工业区的情况又如何？从中若当真产生了好几代人都不种地，靠现代大工业生产、靠操纵机器来换取生存的中国人，那他们的文化观念，会与农民子弟、商人家庭、知识分子、职员、干部会有怎样的不同？我本人也有亲戚、长辈是工人。我深感他们中间很多人，确实不仅心灵手巧，而且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自豪感，在工友之间特别讲究义气、抱团、互助，很像电影《钢的琴》里面所折射的那样。甚至在北京出租车行业里面日趋缩减的老北京司机群体里面，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些独特的品质。然而我仍然怀疑，这与曾经组织宪章运动，推动选举改革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还是有距离的。另外也不能不考虑到英国工人阶级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近代英国历史上各种的基层草根教会组织，不仅滋养了许多人的心灵，也催生了基于某些关于正义理念的政治诉求和实践。
通过阅读 E. P. 汤普森的历史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我揣测，英国工人阶级优秀的集体性文化，也间接脱胎于英国前工业时代的一些旧时文化传统， 比如说一些行业行会组织下的部分工种，在工业革命后没有遭到淘汰，反而碰巧发扬光大、产业升级，于是那份自豪、敬业、专业、团体意识，也保存和发扬光大。再者，历史上的一些工种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正好走上了科技革新的潮头，从工匠群体自发涌现出大批科技发明的奠基人，所以在工人阶级里就自带科技理性思维的传统。这些很难在我国断裂式工人阶级的文化渊源里面找到相似点，因为我国最初的产业工人机制来自于西学东渐下的洋务运动，而非脱胎于本土的手工业作坊——在晚清的景德镇和晚清的江南制造局之间，没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而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传统，在今天的后工业全球产业格局之下，也不太可能继续孕育。即便孕育了，也不太可能像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样，成为文化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劲旅。欧美既有的产业工人传统业已衰落，尽管在他们的文化里，还或多或少保存下来了让威廉斯所认同的产业工人阶级文化遗产。威廉斯晚年，也亲历了撒切尔夫人等力主的私有化进程。自由主义经济与工人阶级进行了对决。煤铁工人的工会组织，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力量，在大罢工的唾面自干后，基本消失了。然后利物浦、伯明翰、谢菲尔德等老工业区逐渐降为废墟。九十年代的英国喜剧电影《一脱到底》里面编排的情节就是工厂破产之后，几位工人兄弟改行去跳脱衣舞。二十年之后，老工业区的衰落，又发生在我国的东北。我也不禁从英国电影《一脱到底》联想到描述我国下岗工人的电影《钢的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英国的新闻报道中，上述这些地方似乎获得了新生，电子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酷”玩意儿，成为了蹿升最快的地方。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我国的传统老工业区。所以我也不禁好奇，利物浦、伯明翰这些地方真地变“酷”了吗？社会矛盾都消化了吗？工人阶级都去哪儿了？当年的他们现在过得如何？在电影《钢的琴》里，确乎看到了下岗工人焕发主体性、重申自身主体价值的想象式的社会解决，虽是一种感人的想象，却也弥足珍贵。但无论如何，这尺度力度，哪怕比照威廉斯对英国十九世纪“工业小说”里面批判力度的分析，也有实质性的差别。
行文至此，还想费些笔墨，因为对这一篇文章的问题与方法意识本身也值得说两句。
最初的问题意识，产生在文化研究的课堂上带领研究生讨论“文化唯物主义”宗师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时候：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既然威廉斯爷爷分析人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能如此回肠荡气，我等何不也学着用“文化唯物主义”的风范去分析下自家的“中国工人阶级”？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情况有很大不同。因为所要分析的对象——中国工人阶级这样一群人，被遮掩到了一大堆墨汁的后面。那只喷出无数墨汁的章鱼，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指涉中国工人阶级人群的词语本身。所以要真想学威廉斯的样子去干，还需要做威廉斯“文化研究关键词”式的语词“袪魅”工作：“英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虽同为偏正词组，但是，由工业社会所“原创”的前者，与在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中所“填空”、“商榷”出来的后者，不同之处绝非是相隔了时空而已。“中国工人阶级”这个说法，本身就牵涉到前赴后继的大量话语挪用和想象。
我也掂量了自己有没有写这文章的资格。我当然知道：面对“中国工人阶级”这一语词巨物，我能做到“管中窥豹”就很不错了，完全无法比照工人阶级出身并肩负工人阶级文化使命的威廉斯，以及在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洞察历史画卷的汤普森，也无法像美国的桑内特（Richard Sennett）那样，内力深厚地在《阶级的隐形伤痕》（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一书中，记录分析了他对“后工业时代”感觉挫败、失落的美国工人所做的上百个采访。但又想了想，觉得自己的“管子”再小，从中老老实实地窥出去，也好过对自己和别人的管子视而不见，在理论臆想里面盲人摸象吧？语词“袪魅”，如同语词“建构”，都不是靠“机器人”来进行语词“自动化”处理，而是靠活人基于自己的感性认知去做。威廉斯、汤普森、桑内特，都是这样。所以即便我自己的管子很小，我也要一窥。其实我根本无需为自己的“管窥”做辩解，因为不管个人感受在历史话语的巨口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也是独立于宣传机器和商业机器之外的个人财产。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在这个意义上，当我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语词祛魅时，我的责任感，首先不是对学术负责，其次也不是对别人负责，而是为自己。
这对读者来说也有价值。因为：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基于个人感知的分析，是否蹈空，读者群众完全可以自行判断。二、“全豹”的样子是建立在诸多管窥的基础上。不同的人在带入自身的“中国工人阶级”经验时，必然是“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管中窥豹，区别不过在于窥的位置和管子口径大小的差异。只要都忠实于个人经验，把可贵的种种管窥放到一起，我们对“全豹”的把握，自然就会靠谱些，好过拼凑从“新左”到“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盲人摸象。理论型盲人摸象的坏处，就形同《武林外传》里面的“秀才”，学问很大但中看不中用。学习一些理论，能满足文科青年的求知欲，这自然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呢？获取知识资本，变成硕士博士，谋一个教职饭碗？与自由主义、保守思想打打“嘴炮儿”？从单纯的求知，过渡到获取知识资本，再到就范于“学术规范”，日益让自己的专业知识远离最应该去服务的人民群众，这是否正好活生生地图解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如同戴维·林奇的小说《小世界》里所讽刺的：知识分子坐喷气式飞机去旅游胜地宣读论文而无需破费私人腰包——钱已经以学术的名义被支付了。又如同桑内特《阶级的隐形伤痕》里面的一则笑谈：萨特对葛兰西说，知识分子的特权应该结束了，自己的写作今后必须要服务于群众，否则就是“反革命”。葛兰西当即指出萨特自己刚写完了一部长达两千页的福楼拜小说研究。萨特只好自我检讨：“这确实体现了我的小资产阶级逃避主义”。
在许鞍华所导演，隐喻香港历史的电影《岁月神偷》中，说鱼缸里的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在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精致鱼缸中，我们每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确实如同“七秒钟”般短暂。许多高深的理论，其副作用就是有意无意屏蔽掉个人的“管窥”，使得学术成为那精致的玻璃鱼缸的一部分，甚至连威廉斯等一些优秀的理论家也不能完全幸免于此。人们也就很容易忘记或者假装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了。于是我便坐下来，写写基于个人经验的管窥：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上述这一番话，作为文章的长尾巴，也并非随意为之。我在努力让自己的文化记忆超越“七秒钟”的局限，并且希望同病相怜的“金鱼”们能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