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历史宣战 ——读《尼采·谱系学·历史》
尼采以其“强力意志”宣告上帝已死，以“超人”无限的光芒掩盖了高悬于人之头顶上的那片神圣星空；福柯继尼采之衣钵而青出于蓝，他潇洒地拂去故纸堆那厚厚的灰尘，将无名者的生活重新昭告于天下，身体力行地宣告了历史之真相。这一声宣告，犹如一把利刃插进胸膛！人已死，那汨汨鲜血中，一朵恶之花悄然绽放。
一、拒斥形而上学
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开篇即指出他所要研究的内容：“对于谱系学而言……它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的情况下，标出事物的独特性；它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它必须对事物的再现保持敏感……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情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从《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开始所一贯秉持的致思理路——不以传统史学所研究的问题为范围，而是跳出限制重新审视隐藏在这些问题缝隙中的“沉默的历史”，来认真聆听历史中那些迥乎不同的插曲。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讨论福柯对疯癫，性等边缘话语的研究，而是由此提出一个问题：透过这些传统视域之外的新的历史，福柯要向我们表达什么？进一步的，我们该建立一套怎样的新的研究范式？
首先，在《尼采·谱系学·历史》的第一部分，福柯就直接告诉我们，他所从尼采那里承继过来的“谱系学”反对寻找起源——“它反对各种理想意义和无尽的目的论作历史式的展布。”福柯之所以这么讲，是针对传统历史的形而上学而言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是一种本体论的逻辑，它所发展出的是视事物诞生之初为本质，为最高贵的观念，因而起源被视为真理存在的地方。“寻求起源就是努力收集事物的确切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加诸事物之上的同一性，以及先于所有外在的、偶然的和继替的东西的不变形式。寻求这样一种起源，就是要找到“已经是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的形象足以反映它自身；这就是把所有本来能够发生的转折、所有诡计和伪装当做偶然的东西；这就要求摘掉面具，最终揭示出一种源出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福柯拒斥形而上学本质上是拒斥以理性裁制历史的人类思考方式，这也直接抨击了自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为开端到康德、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为最高峰的理性主义传统，同时也间接回应了尼采高呼“上帝已死”，至高道德标准被取消的哲学诉求。
那么，我们口口声声称之为“道德”的东西是什么？福柯直言不讳的指出：“它属于一种发明，一种把戏，一种秘方，它就存在于一种黑巫术，一种黑巫术的绝招中。”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支持，摆脱了终极意义的渲染，被拔得一丝不挂的历史，还剩下什么？
二、何为谱系学？
通过否定起源来拒斥形而上学，福柯打碎了一切既有的束缚，他借由尼采，来重点展开对新的历史解释学——谱系学的阐释。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福柯反对追求起源，但不代表他不去研究那些称之为起源的东西。在《词与物》（英文名：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谈到了“起源的退却和返回”。现代人诞生在现代思想中，但他实际上和遥远的历史性相关，他的开端（包括生命、劳动、语言等）早就在历史的深处展开。不过这不是具体的起源，“起源绝非开端，绝非是最终的要求都是从那里累积起来的某种历史的黎明”[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转引自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人以及由人创造的历史没有固定的、确切的起源，没有同一性，瞬间性时刻的来源，因而人是“起源退却”的存在，但是思想不甘于这种退却，它通过时间的重构试图找到起源的基础，它要让起源返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退却与返回的张力中，历史以一种逻辑的方式被建构，被固定化而最终成为了应然与实然统一的存在。因此，认识到了历史构建的过程，尼采与福柯的谱系学就是“不妄称回溯，重建一个超越被遗忘事物散布状态的宏大连续性；它的义务不是要证明，过去在现在之中积极发挥作用，继续秘密的赋予现在以活力，也不是在昔日的所有兴衰成之上强加一种从一开始就已经勾好的形式……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位于诸多偶然性事件的外部。”
谱系学的这一思想理路贯穿于福柯的研究始终，在《疯狂史》中，福柯通过考察文艺复兴、古典以及现代三大时期，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揭示出了疯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典型，如何一步步被理性压抑的过程；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直截了当的指出古典医学向临床医学的转变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现代医学的诞生时话语的转变，是词与物关系的重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论述了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性史》中，福柯通过考察“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的不同姿态，来考察性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权力架构……质言之，尽管我们为研究方便起见将福柯的思想分为“考古学时期”和“谱系学时期”，但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其思想整体的倾向，这也是与尼采《道德的谱系》对“道德偏见起源”的考察之目的一脉相承的。
福柯最后强调：“一种研究价值、道德、禁欲以及知识的谱系学，将永远不会去追寻“起源”，将永远不会把历史的种种插曲当成不可理解的东西忽略掉。相反，他紧盯着伴随着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然事件；它将一丝不挂的注意它们的小奸小恶；它将等待它们的出现——有朝一日露出真正面目——以他者的面目出现。”所以，谱系学通过对偶然性事件的研究，最终要寻求的是“各种不同的征服体制：不是意义的预见力量，而是支配的偶然游戏。”那么，这种支配是如何建构历史，并最终建构起我们的整个生活世界？
三、作为效果史的历史
诚如上文所指出，历史是一种偶然性的支配。这种支配何以可能的前提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在社会关系中直接起着作用，“这种支配关系并不是一个“关系”，就像支配发生的场所不能说是一个场所一样；并且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在历史的每时每刻，支配总是固定在仪式中；它颁布义务和权利，制定细致的程序”。因而，支配导致规则，规则就是“一种残酷计算的愉悦，一种预计的流血”，规则本身无所谓意义，它是空洞的，规则起作用是基于攫取规则的人，他们推动规则运转，支配世界。这也就是所谓的“权力”，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福柯这里，自由，人性等一切都只是权力运作的效果，历史就是一部效果史。
紧接着，福柯又对效果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释。他指出，尼采将谱系学看作是效果史。效果史与传统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常项。传统历史在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过去，效果史无情的打破了这种总体性，以一种非连续性拒斥“冥冥之中一种顽固不变的力量（将我们）带向千年王国的终点”，它掏空了预设，以分解来进行理解。因此，所谓的效果史，就是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以对纷繁复杂的大量事件的整体把握过程之中，以贴近历史，又猛然摆脱它的方式来考察没有被理性裁制的真正的历史真相。
福柯又指出，效果史不惮于成为视角性的知识，历史感并非不偏不倚的体系，它只是以一种冷酷的目光，从它自己所处的位置出发，“垂直的建构了历史学的谱系学”。而再看传统的历史学，福柯说“历史学和民众煽动家如出一辙……他必定是将自己独特的怨恨掩藏在普遍项的面具下”。传统史学妄图以有限性，特殊性来设定一种无限普遍的超历史的历史，将特殊事件纳入到自然的因果序列中，这是一种柏拉图的历史学模式，因此效果史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模式，福柯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三种用法：首先是戏仿和滑稽的用法——“重新开始历史的滑稽戏，我们将会在我们的非现实性中重现上帝更不现实的身份”；接着是“身份的系统性分解”，用以寻求“彰显穿过我们的一切非连续性”；第三种用法是“将知识主体献祭”，作为求真意志的前提和基础，知识主体的毁灭意味着界限的被打破和真理的重现定义，而这，也是自尼采呼告“上帝已死”到福柯宣布“人已死”以来最为根本的目的。
后记：政治学家福山曾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级形态，然而时过境迁，在数次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现实面前，这一当初被视为资本主义福音书的理论不攻自破。
尼采以降，诸如福柯一类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何尝提出的不是一种新的“历史的终结”？传统历史在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下分崩离析，我们似乎目睹了一幕诞生于权力厮杀和纷争中的历史剧，君不见，仰望星空，已无曾经的绚烂；扪心自问，只是沙漠的荒凉。不知诸君是否有这种感觉，阅读后现代的著作，就像美学所言的那种高峰体验，领略了这奇峰突起，别开生面的快感之后，陷入的是巨大的空虚，这是一种久久难以消逝的空虚。我们虽然以理性粗暴的建构了历史，但那些抒写非理性的话语，难道依靠的不也是一种理性的逻辑吗？我们都是有限的存在，无时无刻都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或许，有时候探出头眺望一下远方，这未必不是一种诗意的栖息，但是，终究我们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现实的感性的人，或许，世界很乱，但是我们需要自我的澄明来对待虚无与绝望，吾心光明，夫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