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旗人士兵与庚子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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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0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北京爆发了因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事件，故后世有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国难等不同称谓。此次事件为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第二次国都失陷的历史惨剧，对清廷打击甚大，对京城百姓而言更是一场浩劫。历来对此役多从国史宏观层面来解读，其实整个事件中尚有无数平凡个体汇于历史洪流中而不曾有过更深入的探究，比如作家老舍之父舒氏永寿。永寿因其子而被后世而认知，同时又因战死于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而被人们记住，但整体而言，其本人的史料至今为人所知者十分有限。如他与联军最后交战之地尚存歧义，目前有正阳门、天安门及地安门北长街三说。现流传最广的为正阳门说，来源于舒乙先生的论述，已被多种纪念文章与主流媒体所采纳；地安门说来自老舍自己的说法“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神拳·后记》）”；而老舍纪念馆采用天安门说。本文通过史料试图对此问题做一番考订与匡正。
目前从老舍的婚书上我们可钩沉出的一份简要的家谱记录，最上可追溯到老舍曾祖一代。但其父永寿曾经一度只知其卒年而不知生年，至为遗憾。所幸韩建识先生在《历史档案》2003年03期所发表的《舒永寿生年卒地考订》一文，解决了这个遗憾。他经过爬梳史料，考证出永寿生年为1863年（同治二年），因而其牺牲之年正值38岁。在这篇文章中，韩建识先生引述了三种历史档案。其一为《正红旗满洲阵亡之兵丁等花名册》，其文记载：“常升佐领下：闲散庆瑞呈称，窃身之父护军枪兵永寿，年三十八岁，于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天安门与洋兵对敌，当时阵亡。”
上文中所载庆瑞，系永寿长子，老舍之兄舒庆瑞。其时年方九岁，尚不足做养育兵之龄，故称闲散。
韩文又引《正红旗护军营》记载：“熙璋佐领下：护军永寿，系正红旗护军营满洲固山人。……以上官弁兵丁十四名，均于去岁七月二十一日，在天安门打仗阵亡。……光绪二十七年六月。”
最末是《清史稿·卷四九五》载：“时阵亡者，……天安门有……护军永寿、文瑞、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
除了韩建识先生文中所列的三种史料之外，人们最常引用的材料还有《庚子京师褒恤录》。该书第四卷第七页载：“护军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均于上年七月在天安门等门驻扎，二十一日对敌阵亡。”“护军顺喜、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均着照护军校阵亡例，从优赐恤。”
上述四种历史档案均为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大，因而我们可以知道永寿的确切身份是正红旗护军营满洲固山人，而且认定永寿与联军之战发生在天安门，阵亡日期是8月15日（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清制，八旗兵分禁旅八旗与驻防八旗，驻防八旗分驻全国各地，禁旅八旗（又称京营八旗）驻扎京师。禁旅八旗又分为郎卫和兵卫。郎卫，即皇帝的近身警卫，包括侍卫处和亲军营等，其组成主要是满、蒙八旗中选拔的精锐人员。充当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的都是皇帝从勋戚大臣中选拔出来的。侍卫中的御前侍卫是皇帝的贴身警卫，由御前大臣负责，人员是从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中挑选出的才武出众者，共有官兵约600人。兵卫是皇帝的卫戍部队，包括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步军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等，负责皇帝的宿卫、清跸以及宫禁的传筹和禁门的启闭等事。兵卫由满、蒙、汉八旗官兵组成，各营设统领、都统或总统大臣、管理大臣。其中的护军营是紫禁城的主要守卫部队，由统领掌管，职责是防守紫禁城各门、掌管门钥、夜间巡逻传筹、皇帝朝会筵宴的警护等，护军都是从满、蒙八旗中挑选年轻力壮、技艺娴熟的兵丁，共约15000多人。紫禁城的警卫值班制度当时称“宿卫制度”，是紫禁城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紫禁城内上三旗侍卫被分为六班，每班又分两翼，日夜轮守；紫禁城外围及皇城范围由下五旗护军负责，每旗两天，日夜守护。
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清史语解》中提到：巴牙喇又作巴雅喇、摆牙喇、摆呀喇、摆押拉，汉语精锐内兵，后来定汉字译名为护军。
……
太祖时，军队以牛录为基本单位，其上辖以“甲喇”同“固山”，全国共分八固山，即所谓八旗。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分八路而进，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当兵刃相接之际，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不令下马，势有不及处相机接应。（《太祖武皇帝实录》及《东华录》乙卯年十一月，天命一）所以在隶属上军队虽分列八固山，但在军队性质上又分为三等，因此演变成后来的前锋，护军，骁骑，步军等制，其最先形成单独组织的是巴牙喇，就是后来的护军。
……
巴牙喇的职务偏于策应、冲杀、与防护，所以能在固山外自成组织。《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二引天聪七年大阅后清太宗谕八旗护军之言：
如敌不战而走，则选精骑追之，追时护军统领勿往，但引纛结队蹑后而进，倘追兵误入敌伏，或众方四散追逐遇敌兵旁出，护军统领即接战。
……
巴牙喇在清入关前及初入关战功甚著。顺治以后详定营制，以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等守卫禁门。下五旗（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各守王公府门，遇行围出征八旗一律分拨。雍正三年定八旗护军均司禁卫（《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〇）。
据此可知，作为下五旗之首的正红旗护军甲兵，其戍卫之地不可能在正阳门，而只能在皇城之内的天安门。
以下再从战争时间进程上来看。联军自7月14日（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沿运河两岸一路向西进犯京师。8月12日（七月十八日）攻陷通州。略作休整后于8月14日（七月二十日）凌晨开始进攻北京。英美日俄四国军队为先头部队，由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及广渠门一线分别攻城。慈禧启用董福祥领导的甘军在京城东线各城门迎敌。甘军是晚清时期起源于甘肃的一支地方部队。前身为甘肃的回民起义军，其首领董福祥被钦差大臣左宗棠招安后成为清廷的武装力量，参与了清收复新疆之战并长期驻扎在新疆；之后调防京师，编入武卫军。但是这支曾经骁勇善战的回民军队没能阻挡联军的进攻，四座城门在半日之内分别被攻陷。后世许多史料中都将这一天明确记载下来——《清史稿》云：“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中说：“八月十四日（七月二十日）联军攻陷北京城。”另有《柏杨版中国历史年表》中记：“20日，八国联军攻北京，城破，使馆围解。”
正阳门的战斗大约发生于当日的下午至晚间。2010年8月《文史参考》中一篇署名姚联合的文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始末》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文中说在联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外城失守，参加抵抗的清军顿作鸟兽散，京城内外的神机营、虎神营和各地勤王之师“约六、七万人，皆已散灭无踪”。守卫正阳门的是与董福祥同为甘军首领的马福禄，而进攻正阳门的是刚刚攻破广渠门的美军，指挥官为美军司令查飞（A.R.Chaffe）。此役甚为激烈。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正阳门箭楼遭到美军炮击，上檐与顶层城墙坍塌，留下了一幅令国人永难忘怀的残破景象。马福禄与其弟马福祥身先士卒，带领众兵士殊死抵抗。但终因伤亡过重而战败。美军旋即占领正阳门。入夜后，马福禄又率部冒雨偷袭美军阵地企图夺回城楼，但最终中弹身亡，众部溃散，正阳门彻底沦为敌手。为表彰马福禄忠勇，清廷封其为“振威将军”，谥号忠烈。战事平息后，他的遗体由马福祥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的三里河清真寺内。
15日清晨，美军向北进攻皇城，先攻破大清门。其后，集中火力进攻天安门。永寿应当在此时与美军正面遭遇，并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败阵而还。他败退的路线似乎不会沿长安街往西，至南长街再向北。因这条路线仍会遭遇敌军炮火异常危险，故而很有可能直接由天安门向北过端门，行至午门向西经过阙右门，然后沿御河至西华门。最终力竭，爬进北长街路西的南恒裕粮店。由天安门至西华门这段距离对一个身负重伤的士兵而言，或行或爬尚属正常限度；而若从正阳门至西华门，距离过长，非一名重伤者力所能及，恐怕极不现实。
因此，若正阳门失陷于14日，而永寿死于15日均记载无误，那么永寿必然不会与联军在正阳门对阵，而只可能是天安门。
颇为讽刺的是，恰在永寿等清军与敌人在天安门殊死激战的时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偕光绪帝仓皇出逃，也从西华门出宫，经西直门一路西逃。后美其名曰西狩。清人李希圣所著《庚子国变记》一书对慈禧出逃描写甚细。
是日（二十日），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无一至者。太后谓载澜曰：“事至此，惟有走耳，若能为卫乎？"载澜曰："臣无兵，不能任此。”六趣军机入问计，莫敢言。载漪请张白旗，荣禄曰：“姑寓书使馆，请停战，徐议和，宜见听也。”太后曰：“速图之，余母子性命视此矣！”皆失声而出，已无所达书。拳匪在城中者尚数万人，俄顷而尽，墙阴屋壁，掊视往往得红巾。
二十一日，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随之。至西华门外，上坐英年车，太后坐载澜车，从者载漪溥儁奕匡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及内监李莲英，太后夙所爱也，以立大阿哥进官一品。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瑾妃衣襜褕，走而出，遇载勋，始知上所在。诸官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馀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载澜妻女皆亡，令万本华大索之，竟不得。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室，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画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最末几句对沦陷的北京城做了生动而细致的描绘，今人透过文字已可以想见当时城破之乱，实在令人唏嘘。永寿便在这一场变乱中失踪而亡，尸骨无存。他当时镇守的天安门委实可以看作抵御联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尽管联军攻陷紫禁城后，在地安门及安定门一带仍与部分清军发生过零星的巷战，但人们基本习惯性地将帝国皇宫的失陷视为清廷彻底的失败。永寿的最后一战，既是个人的最后一战，也是清军彻底败亡的一战。
在今天追述这场历史劫难时，我们会发现当时清军人数实际为联军士兵的5倍，如果加上各地团练与拳民数量，人数则近8倍于联军。另外自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大量采购西方各式武器装备，特别是武卫军、神机营等大都采用西式先进武器，并配备速射机枪和各式大炮。然而清军为何在既有兵力优势又不输联军武器装备的情况下遭受如此败绩呢？这实在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讨论了。
永寿个人的命运在1900年8月15日这一天与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戏剧性地叠加在一起。永寿虽以忠义之名载入正史，而其遭遇实乃个人不幸、家庭不幸，更是国之不幸。作为一名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清军基层士兵，我们已无从知道他在战斗中使用老式抬枪迎敌时的具体细节与所思所想，但因其马革裹尸、为国捐躯的结局便值得后人当作英烈之士永远铭记。作为老舍之父，永寿在其一岁半的年纪便撒手人寰。如果将老舍的人生比作一出戏剧的话，老舍甫一登场，永寿便黯然谢幕，其后在他的人生岁月中始终是一个缺失的角色。但他形成了老舍忠孝节义的可贵思想与自强独立的性格特征。这种遗传基因，又铸就了老舍一生的行为准则。永寿之于老舍，具有一种隐形无声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老舍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