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
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要在下述两个命题中选定其一：
1.真理是绝对的。
2.真理是相对的。
命题的最朴素、最简单干脆的形式，就是上述这两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附加许多条件，有时候甚至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例如，《唯物论与经验批判》第2章5节所引《反杜林论》的下述一段话：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
应该略为做一些精密的分析（当然不免是“机械论”的，而不是辩证法的）。
我们把上述命题分剖为二：
3.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4.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某些时候的现实来说，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
显然可见，命题4对应命题2。命题4的结论，是：“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这也是说，人所能掌握的真理，是相对的。而命题3则对应于命题1，结论是：“人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
可见，命题的形式不一样，一个是“所能”，一个是“能够”。暂时放下不说，到下面再加以讨论。又命题所附条件也不一样，这又和命题的形式不同相互有关。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命题2与4。
按恩格斯所附条件，可以又分剖为二：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现实。
按人的思维所处的某一时候的现实。
不妨问一下，这所谓个别和某一时候，按照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设想到的状况，是不是所有的人概莫能外？
如果回答“是”，那么就归纳法来说，这就是普遍的无例外的状况。
不过，我们回答“是”，未免过于武断。谨慎一点，可以说：（A）按过去历史，未见例外；（B）推测未来状况，我们还想不出会有例外状况。
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或许是普遍妥当的——它的或然性极大。
归纳法所能得到的结论，只能这样。
归纳法以经验为根据。归纳法是笨办法，就已有证据一一检验，有时候，甚至流于极端机械的统计方法，用机械的数字来举出或然率到底是大是小，——而且仅限于已经经验到的。至于未经验到的，只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推测，而这种推测的可靠性就更小了。
假如我们笨，缺乏想象力，只敢用经验方法——归纳方法，那么，我们说命题2或4是几近于完全普遍妥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经痛骂过归纳法。不过，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吧！
再来看一看命题1和3。
这里的条件是：按人（或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结论是：“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从这命题推到真理的性质的时候，我妄加窜改成为“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里，从“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推出“人掌握的真理是绝对的”，似乎与条件的性质不合。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条件。条件是“按照”……，所按照的有：a.本性，b.使命，c.可能，d.历史终极目的。
这四个按照的“东西”，可以说，无一不是理想性质的。其中“可能”一项，理想性似乎不太明显。不过，假如把它解释为人的潜在的神性的话，理想性就十分突出了。我相信，我不至于曲解了恩格斯的本意。
所按照的“东西”是理想性质的，所以推出的结论，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只是或然性极大（允许我说，其实这个或然性还是未曾验证的）的能够。
所以，用平易的、笨的、人间世的、经验的语句来分析恩格斯的话的意思，似乎可以说成下列二节话：
甲、按经验归纳，人所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是，相对的。
乙、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有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
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须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
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
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顺便说说，最近看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
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最后还想说一点。“真理是相对的”。
这在逻辑上叫做判断。现在逻辑学，承认判断总是处于经验的概括。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
不过，古典的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认为判断是，把一种性质赋予判断中的主词。判断，是形成概念的途径。概念，他们模糊地承认，那是处于归纳法的概括；不过，他们总不免赋予概念一种神秘的性质，即：
概念虽然来自事物，可是一旦形成概念，概念的品格就高于各个具体事物了。
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免把“绝对”的意义赋予判断，认为一切判断，都有绝对的性质。
列宁说，你说“真理是相对的”，这就是把相对绝对化了，你至少承认“真理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真理，其根源来自：判断的绝对化。
所以，请你注意，我在第2节中，力求避免这个判断绝对化。实际上，任何判断（除了纯逻辑的；太繁琐了，不谈它了吧）都不能是绝对的。
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过任何经验的证实。
关于“进步”的争论，我可以让步为：“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
这算行了吧。
Via：慧田哲学编｜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结论都是相对的》
1.真理是绝对的。
2.真理是相对的。
命题的最朴素、最简单干脆的形式，就是上述这两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附加许多条件，有时候甚至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例如，《唯物论与经验批判》第2章5节所引《反杜林论》的下述一段话：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
应该略为做一些精密的分析（当然不免是“机械论”的，而不是辩证法的）。
我们把上述命题分剖为二：
3.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4.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某些时候的现实来说，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
显然可见，命题4对应命题2。命题4的结论，是：“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这也是说，人所能掌握的真理，是相对的。而命题3则对应于命题1，结论是：“人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
可见，命题的形式不一样，一个是“所能”，一个是“能够”。暂时放下不说，到下面再加以讨论。又命题所附条件也不一样，这又和命题的形式不同相互有关。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命题2与4。
按恩格斯所附条件，可以又分剖为二：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现实。
按人的思维所处的某一时候的现实。
不妨问一下，这所谓个别和某一时候，按照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设想到的状况，是不是所有的人概莫能外？
如果回答“是”，那么就归纳法来说，这就是普遍的无例外的状况。
不过，我们回答“是”，未免过于武断。谨慎一点，可以说：（A）按过去历史，未见例外；（B）推测未来状况，我们还想不出会有例外状况。
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或许是普遍妥当的——它的或然性极大。
归纳法所能得到的结论，只能这样。
归纳法以经验为根据。归纳法是笨办法，就已有证据一一检验，有时候，甚至流于极端机械的统计方法，用机械的数字来举出或然率到底是大是小，——而且仅限于已经经验到的。至于未经验到的，只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推测，而这种推测的可靠性就更小了。
假如我们笨，缺乏想象力，只敢用经验方法——归纳方法，那么，我们说命题2或4是几近于完全普遍妥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经痛骂过归纳法。不过，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吧！
再来看一看命题1和3。
这里的条件是：按人（或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结论是：“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从这命题推到真理的性质的时候，我妄加窜改成为“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里，从“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推出“人掌握的真理是绝对的”，似乎与条件的性质不合。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条件。条件是“按照”……，所按照的有：a.本性，b.使命，c.可能，d.历史终极目的。
这四个按照的“东西”，可以说，无一不是理想性质的。其中“可能”一项，理想性似乎不太明显。不过，假如把它解释为人的潜在的神性的话，理想性就十分突出了。我相信，我不至于曲解了恩格斯的本意。
所按照的“东西”是理想性质的，所以推出的结论，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只是或然性极大（允许我说，其实这个或然性还是未曾验证的）的能够。
所以，用平易的、笨的、人间世的、经验的语句来分析恩格斯的话的意思，似乎可以说成下列二节话：
甲、按经验归纳，人所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是，相对的。
乙、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有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
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须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
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
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顺便说说，最近看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
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最后还想说一点。“真理是相对的”。
这在逻辑上叫做判断。现在逻辑学，承认判断总是处于经验的概括。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
不过，古典的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认为判断是，把一种性质赋予判断中的主词。判断，是形成概念的途径。概念，他们模糊地承认，那是处于归纳法的概括；不过，他们总不免赋予概念一种神秘的性质，即：
概念虽然来自事物，可是一旦形成概念，概念的品格就高于各个具体事物了。
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免把“绝对”的意义赋予判断，认为一切判断，都有绝对的性质。
列宁说，你说“真理是相对的”，这就是把相对绝对化了，你至少承认“真理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真理，其根源来自：判断的绝对化。
所以，请你注意，我在第2节中，力求避免这个判断绝对化。实际上，任何判断（除了纯逻辑的；太繁琐了，不谈它了吧）都不能是绝对的。
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过任何经验的证实。
关于“进步”的争论，我可以让步为：“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
这算行了吧。
Via：慧田哲学编｜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结论都是相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