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有家，便是嫁
著名都市女性作家六六，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之后，推出新作《蜗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业内对此褒贬不一。作家一贯坚持的“写尽各色女人，凸显人间百态，用最尖锐的针挑破你的脓血，用最火热的感情给予你抚慰”的风格，在这部作品中依旧延续。小说以时下热点话题“房事”为主要内容，将婚外恋、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融汇其中，围绕海萍、海藻两姐妹的生活，深入揭示了当下人们生存的困境。笔法可谓辛辣犀利，言语形象、到位。因为作家是女性，所以我们自然会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加以评价，但是，我们发现，很难将此归类。不同于20世纪的女性文本，作家多重视女性本体的体会，极富“女性气质”；这部作品中，作家似乎对于男性和父权社会也十分的清楚。也许，这就是女性文学在面对全球化进程时表现出来的某一种风貌。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性别因素也是影响作家作品的因素之一。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处境体会自然格外深切。“女人有家，便是嫁”出自小说最后封底部分，我们认为这句话很好地揭示了作家透过小说希望传达的中心思想——女人对于家的渴望以及无家可归的悲哀。“家，居也。”从“家国天下”四字中也可对“家”的重要性窥见一斑。尤其是女性，自古传统“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的位置随着男性的改变而改变，不变的是，女性角色作为男性帮衬而存在的命运。关于这个主题，文学史上有不少女作家都曾有过类似的描写，萧红在其自传性作品《呼兰河传》中传达出的“我家是荒凉的。”就是很好的例证。
一、 一间自己的屋子：出走与回归
小说《蜗居》将男女主人公都设定在知识分子层面，故而作家在某些情节的处理上运用了不一般的表现手法。比如，在处理海萍与苏淳的家庭关系时，作家有意将海萍塑造为一个强势的领导角色。女性的强势，明显表现在对于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出走”。这是对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父系社会的挑战。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她们接受了与男性一样的知识的灌溉，拥有着和男性一样的独立人格，这就为出走增加了砝码。女性，因为是女儿，她们一出生就知道这所房子最后是没有自己容身之处的。她们需要为自己另找一所房子来作为可以依靠的港湾，躲避生活的暴风雨，这时候男人就成了救命稻草，向家庭回归便成了必然的轨迹。然而，如果男人不再具有足够养家糊口的能力时，房子，就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更是郭海萍全部希望的寄托。
作为一个人，郭海萍是一个上海知名学府毕业的高材生，她有着可以价值50万的上海户口，这是她有权利追求一切美好生活的资本。然而，她实际拥有的生活不过是“这是海萍千挑万选租来的安身立命之地。每个月650块。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大事，就在这租住的10平方米屋檐下完成了。”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年过三十，没有硕士文凭，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对于那么多外地小年轻虎视眈眈盯着的大都市的所谓白领阶层来说，她都快摇摇欲坠了。”作为一个母亲，儿子像第一次认识一样，对她疏离与陌生。所有的一切，都迫使郭海萍不得不强烈的要求买房。再美好的愿望没有现实的支撑都只能是幻想。面对着残酷的生活，海萍与苏淳，海藻与小贝，因为房子而吵的不可开交。甚至，有读者认为，故事的源起就在于海萍的不安于室。笔者认为不然。小贝说：“我会爱你，比永远还要久。”到底永远是多远，无法考证。可能是，女性对于爱情的界定更加宽泛，不止在两情相悦，还包括衣食无忧。“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别净完虚的。你爱这个女人，第一要给的，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身体。一是拍上一摞票子，让女人不必担心未来；二是奉上一幢房子，至少在拥有不了男人的时候，心失落了，身体还有着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就强调，女性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才能思考自我、找寻自我、重塑自我。
二、 迷途的羔羊：生存与毁灭
宋思明的出场，作家着墨不多，模糊的印象给这个大人物平添了几分“神秘”。宋思明这一形象可以说是成熟男性的代表——事业有成，温文尔雅。他像是一面镜子，映射着女性的世界，“什么样的男人注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
海藻在面对着这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时，一开始，只是作为自己公司生意上的靠山接触着。宋思明激起了她，人类，特别是女性，不断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宋思明呈现出来的正是郭海藻一直为之奋斗的，被琐碎生活所掩盖的。但是，当她发现宋思明对自己另有所图时，及时地制止了，她把手机和二万块钱一并还给了宋思明，甚至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她深知自己不应该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际，她明知自己若是趟了这浑水，只会身陷囹圄。最后，还是这，生活的洪水把她推向了宋思明。姐夫苏淳欠的高利贷无人能还，宋思明是这个城市唯一能帮助她，让她实现对姐姐报恩的人。于此同时，她也欠下了对宋思明的人情债。作为报酬，海藻献出了自己最大的财富——“海藻似乎早有预料，在她走进宋思明办公室张口借钱，并知道自己还不上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她已经准备好了，她既不惊慌也不迟疑，温顺地被宋思明拉着去这里或那里，一言不发。”这不是一个贪慕虚荣、放荡形骸的女性形象，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生存所苦，为了亲情敢于牺牲的女性。“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三个“一定”的排比句、重复，强调了海藻对于自我的审视和批判。只有，在看到姐姐海萍因为钱解决了，灿烂地笑起来以后，海藻才暂时获得了心灵上的救赎，“海藻看着姐姐浑身松快的样子，觉得自己很干净了。”
在海藻与宋思明的“畸形”关系中，宋思明一直像一个指挥者。因为心动而喜欢，因为喜欢而爱，因为爱而占有。宋思明利用自己的优势成功地把郭海藻送自岌岌可危的悬崖边。这个时时都能帮她化解危机的人，扮演着父亲、老师、情人、孩子的角色。他的一切，让郭海藻觉得刺激，尽管小说里，刺激一开始充满了情欲的味道，但是，终究还是与内心一起，融为一个整体。“我把你当成我的女人，我有义务让你过得好。知道吗？你是我的。”宋思明一句温情，彻底软化了郭海藻的心。
几次挣扎又几次卸甲投降，她不顾一切地追随了宋思明。爱情中的人都是盲目的，她天真地以为宋思明能给予她最真挚的爱，却忘记了她不过是为了“合群”而出场的替身棋子。小说结尾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矛盾发生的顶点。宋思明为了赶去医院车祸身亡，郭海藻被宋思明老婆打掉了孩子还切除了子宫。宋思明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海藻，我爱你。”令无数人为之动容，这也是有评论认为作品美化了“婚外恋”情感的一个表现。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他爱情的呼喊，宋思明之所以匆忙是因为他听说孩子没有了，这对他，是一种香火血脉断裂的极大打击。郭海藻是一个悲剧，在她背负着所有骂名的时候，我们重新梳理她的沉沦，不难发现，每一次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都是生活无情地把她拉回了宋思明的身边。郭海藻一生都在还债、欠债、还债中渡过，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她选择自我毁灭——丧失生育功能，被剥脱作为母亲的权利，应该说是，对于一个女人，最极致的惩罚。
与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一样，郭海藻最后的结局，早已注定。作家只是出于情节上的曲折生动，将王琦瑶身居李主任家时候的生活，做了戏剧化的处理。如果说，王安忆刻画了“第三者”在出走后的心酸，那么六六笔下就是被浮华“禁锢”当时，第三者背后的辛酸。
三、 都市异乡人：背离与认同
都市与城市不同，城市是对应着农村而言，都市特指大城市，远远超过一般平均水平。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用现代行政区域划分下的户口所在地来决定归属，但是，都市极富诱惑力的优越性，使大量的人口走出来，远离家乡，涌入都市淘金。相对于第一故乡，即出生地，都市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此文中我们称之为“异乡人”。 西美尔，在解释“异乡人”这一概念时，认为“异乡人”“不是今天去明天来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是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还未再走，但尚未忘却来去的自由。”漫游带来的变迁，使他们不免于身份上的双重尴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选择了背离原有自我的身份，转而，以拥有优越的都市身份为荣；甚至在言语上、服装上、生活上都可能已经被都市所同化，在老家人眼中，他们是有出息的都市人，是人上人；但是，打从娘胎出生就有的自我气质却根除不去，这是他们被都市气息认可过程中的极大障碍。因此，相较于“北京八旗子弟”、“上海本帮人”，他们还是摘不掉外地人的帽子，是被边缘化的“新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这样“异乡人”的典型。作为不断强调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他们，特有的气质修养，让他们宁愿顶着巨大的生活代价，也坚持在都市漩涡中挣扎着，这是一种“退不得、进不去”，爱恨交加的心理状态。当海萍面对着巨大的购房压力时，她开始思考，“当年她的选择是错误的。如果她不一味追求大城市，而是随丈夫回到他家的小镇，或者让丈夫跟自己回到家乡的小城，那么，今天的他们应该无比惬意，赖在任何一边父母的家里蹭吃蹭喝，买一套房子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就那么一念之差，她必须被这城市拘束，呆在这里。”然而，很快，“可炫耀的资本”就让她毅然决然地坚持在这个寸土寸金的都市构建一个“立锥之地”。为了这个目标，昔日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连评价衣服颜色都离不开食物的“贪吃媳妇”，什么都舍不得丢的“破烂王”。他们希望在这个城市置下一处房产，也是他们企图融入这个都市，克服异乡人孤独感的一种方法。台湾女作家朱少麟在处女作《伤心咖啡店之歌》中，借书中人物吉儿之口，提出“新佃农时代”：“现代人役于土地的悲哀，能造成背屋族的感情认同，而且将一生忙着赚钱交给地主，以买下自己房屋的人们，比喻新一代佃农。”都市生活，仿佛是一剂鸦片，让人们在贪婪过虚幻的果实后，一发不可收拾，欲罢不能，奉献自我。
四、 结语
《蜗居》从女性视角切入，展露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可以说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笔重写，是“新人民性”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性别因素也是影响作家作品的因素之一。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处境体会自然格外深切。“女人有家，便是嫁”出自小说最后封底部分，我们认为这句话很好地揭示了作家透过小说希望传达的中心思想——女人对于家的渴望以及无家可归的悲哀。“家，居也。”从“家国天下”四字中也可对“家”的重要性窥见一斑。尤其是女性，自古传统“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的位置随着男性的改变而改变，不变的是，女性角色作为男性帮衬而存在的命运。关于这个主题，文学史上有不少女作家都曾有过类似的描写，萧红在其自传性作品《呼兰河传》中传达出的“我家是荒凉的。”就是很好的例证。
一、 一间自己的屋子：出走与回归
小说《蜗居》将男女主人公都设定在知识分子层面，故而作家在某些情节的处理上运用了不一般的表现手法。比如，在处理海萍与苏淳的家庭关系时，作家有意将海萍塑造为一个强势的领导角色。女性的强势，明显表现在对于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出走”。这是对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父系社会的挑战。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她们接受了与男性一样的知识的灌溉，拥有着和男性一样的独立人格，这就为出走增加了砝码。女性，因为是女儿，她们一出生就知道这所房子最后是没有自己容身之处的。她们需要为自己另找一所房子来作为可以依靠的港湾，躲避生活的暴风雨，这时候男人就成了救命稻草，向家庭回归便成了必然的轨迹。然而，如果男人不再具有足够养家糊口的能力时，房子，就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更是郭海萍全部希望的寄托。
作为一个人，郭海萍是一个上海知名学府毕业的高材生，她有着可以价值50万的上海户口，这是她有权利追求一切美好生活的资本。然而，她实际拥有的生活不过是“这是海萍千挑万选租来的安身立命之地。每个月650块。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大事，就在这租住的10平方米屋檐下完成了。”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年过三十，没有硕士文凭，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对于那么多外地小年轻虎视眈眈盯着的大都市的所谓白领阶层来说，她都快摇摇欲坠了。”作为一个母亲，儿子像第一次认识一样，对她疏离与陌生。所有的一切，都迫使郭海萍不得不强烈的要求买房。再美好的愿望没有现实的支撑都只能是幻想。面对着残酷的生活，海萍与苏淳，海藻与小贝，因为房子而吵的不可开交。甚至，有读者认为，故事的源起就在于海萍的不安于室。笔者认为不然。小贝说：“我会爱你，比永远还要久。”到底永远是多远，无法考证。可能是，女性对于爱情的界定更加宽泛，不止在两情相悦，还包括衣食无忧。“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别净完虚的。你爱这个女人，第一要给的，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身体。一是拍上一摞票子，让女人不必担心未来；二是奉上一幢房子，至少在拥有不了男人的时候，心失落了，身体还有着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就强调，女性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才能思考自我、找寻自我、重塑自我。
二、 迷途的羔羊：生存与毁灭
宋思明的出场，作家着墨不多，模糊的印象给这个大人物平添了几分“神秘”。宋思明这一形象可以说是成熟男性的代表——事业有成，温文尔雅。他像是一面镜子，映射着女性的世界，“什么样的男人注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
海藻在面对着这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时，一开始，只是作为自己公司生意上的靠山接触着。宋思明激起了她，人类，特别是女性，不断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宋思明呈现出来的正是郭海藻一直为之奋斗的，被琐碎生活所掩盖的。但是，当她发现宋思明对自己另有所图时，及时地制止了，她把手机和二万块钱一并还给了宋思明，甚至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她深知自己不应该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际，她明知自己若是趟了这浑水，只会身陷囹圄。最后，还是这，生活的洪水把她推向了宋思明。姐夫苏淳欠的高利贷无人能还，宋思明是这个城市唯一能帮助她，让她实现对姐姐报恩的人。于此同时，她也欠下了对宋思明的人情债。作为报酬，海藻献出了自己最大的财富——“海藻似乎早有预料，在她走进宋思明办公室张口借钱，并知道自己还不上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她已经准备好了，她既不惊慌也不迟疑，温顺地被宋思明拉着去这里或那里，一言不发。”这不是一个贪慕虚荣、放荡形骸的女性形象，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生存所苦，为了亲情敢于牺牲的女性。“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三个“一定”的排比句、重复，强调了海藻对于自我的审视和批判。只有，在看到姐姐海萍因为钱解决了，灿烂地笑起来以后，海藻才暂时获得了心灵上的救赎，“海藻看着姐姐浑身松快的样子，觉得自己很干净了。”
在海藻与宋思明的“畸形”关系中，宋思明一直像一个指挥者。因为心动而喜欢，因为喜欢而爱，因为爱而占有。宋思明利用自己的优势成功地把郭海藻送自岌岌可危的悬崖边。这个时时都能帮她化解危机的人，扮演着父亲、老师、情人、孩子的角色。他的一切，让郭海藻觉得刺激，尽管小说里，刺激一开始充满了情欲的味道，但是，终究还是与内心一起，融为一个整体。“我把你当成我的女人，我有义务让你过得好。知道吗？你是我的。”宋思明一句温情，彻底软化了郭海藻的心。
几次挣扎又几次卸甲投降，她不顾一切地追随了宋思明。爱情中的人都是盲目的，她天真地以为宋思明能给予她最真挚的爱，却忘记了她不过是为了“合群”而出场的替身棋子。小说结尾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矛盾发生的顶点。宋思明为了赶去医院车祸身亡，郭海藻被宋思明老婆打掉了孩子还切除了子宫。宋思明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海藻，我爱你。”令无数人为之动容，这也是有评论认为作品美化了“婚外恋”情感的一个表现。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他爱情的呼喊，宋思明之所以匆忙是因为他听说孩子没有了，这对他，是一种香火血脉断裂的极大打击。郭海藻是一个悲剧，在她背负着所有骂名的时候，我们重新梳理她的沉沦，不难发现，每一次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都是生活无情地把她拉回了宋思明的身边。郭海藻一生都在还债、欠债、还债中渡过，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她选择自我毁灭——丧失生育功能，被剥脱作为母亲的权利，应该说是，对于一个女人，最极致的惩罚。
与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一样，郭海藻最后的结局，早已注定。作家只是出于情节上的曲折生动，将王琦瑶身居李主任家时候的生活，做了戏剧化的处理。如果说，王安忆刻画了“第三者”在出走后的心酸，那么六六笔下就是被浮华“禁锢”当时，第三者背后的辛酸。
三、 都市异乡人：背离与认同
都市与城市不同，城市是对应着农村而言，都市特指大城市，远远超过一般平均水平。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用现代行政区域划分下的户口所在地来决定归属，但是，都市极富诱惑力的优越性，使大量的人口走出来，远离家乡，涌入都市淘金。相对于第一故乡，即出生地，都市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此文中我们称之为“异乡人”。 西美尔，在解释“异乡人”这一概念时，认为“异乡人”“不是今天去明天来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是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还未再走，但尚未忘却来去的自由。”漫游带来的变迁，使他们不免于身份上的双重尴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选择了背离原有自我的身份，转而，以拥有优越的都市身份为荣；甚至在言语上、服装上、生活上都可能已经被都市所同化，在老家人眼中，他们是有出息的都市人，是人上人；但是，打从娘胎出生就有的自我气质却根除不去，这是他们被都市气息认可过程中的极大障碍。因此，相较于“北京八旗子弟”、“上海本帮人”，他们还是摘不掉外地人的帽子，是被边缘化的“新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这样“异乡人”的典型。作为不断强调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他们，特有的气质修养，让他们宁愿顶着巨大的生活代价，也坚持在都市漩涡中挣扎着，这是一种“退不得、进不去”，爱恨交加的心理状态。当海萍面对着巨大的购房压力时，她开始思考，“当年她的选择是错误的。如果她不一味追求大城市，而是随丈夫回到他家的小镇，或者让丈夫跟自己回到家乡的小城，那么，今天的他们应该无比惬意，赖在任何一边父母的家里蹭吃蹭喝，买一套房子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就那么一念之差，她必须被这城市拘束，呆在这里。”然而，很快，“可炫耀的资本”就让她毅然决然地坚持在这个寸土寸金的都市构建一个“立锥之地”。为了这个目标，昔日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连评价衣服颜色都离不开食物的“贪吃媳妇”，什么都舍不得丢的“破烂王”。他们希望在这个城市置下一处房产，也是他们企图融入这个都市，克服异乡人孤独感的一种方法。台湾女作家朱少麟在处女作《伤心咖啡店之歌》中，借书中人物吉儿之口，提出“新佃农时代”：“现代人役于土地的悲哀，能造成背屋族的感情认同，而且将一生忙着赚钱交给地主，以买下自己房屋的人们，比喻新一代佃农。”都市生活，仿佛是一剂鸦片，让人们在贪婪过虚幻的果实后，一发不可收拾，欲罢不能，奉献自我。
四、 结语
《蜗居》从女性视角切入，展露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可以说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笔重写，是“新人民性”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