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深秋 Can design change the society?

北京的德国文化中心 (Gothe Institute) 从海淀迁往798工厂的创意园区，举行开张活动，活动之一是论坛“设计能否改变社会？”这一活动由德国文化中心和柏林的Projekt Bauhaus 联合筹办，主办方邀我参加。歌德学院几十年来在我国推广德文和文化交流，我们都受其雨露，我在柏林参观过包豪斯的档案馆，去过德绍朝圣包豪斯校舍、教师宿舍和工人新村，包豪斯早已进入我们的house, 有机会和德国学者交流，我欣然前往。
香港还是25度，半夜到北京，只有3度。第二天起来，北京天色湛蓝，干爽清冷，走到798工厂。德国文化中心所在的锯齿形天窗厂房，原型是格罗比乌斯所做，1957年，由德绍的工程师设计带到中国，这组建筑是798工厂最有代表性的厂房。十几年前，刚开始改建时，这里是展览馆，也是所有798介绍中，必备的一章。德国文化中心将其改建成公共活动区、图书馆、演讲区和内部办公区，看上去随宜亲切，其实十分精致，室内楼层很高，上部的清水混凝土圆弧顶着黑框玻璃天窗，和下面的精致软性器具、雅致灯光恰成对照，房子改建的低调奢华，但工业建筑的灵魂还保持着。室外是公共广场，适合举办各类活动。歌德学院真是选中了好地方。
Projekt Bauhaus 是德国的民间组织，其负责人是越南人 Linh Ngo, 杂志主编。 上午的主题是“乌托邦的理想目标”，讲者都是图像或工业设计师。两位德国老先生东拉西扯，讲了些掌故。包豪斯，若只是种可供选择的历史样式，现在看可能有点过时，但包豪斯的教育和理念，却是20世纪的革命。中国美院的杭院长讲了中央工艺美院的缘起，其实和包豪斯的理想相去甚远。杭州市政府近年买入300多件包豪斯产品，并在中国美院设立包豪斯博物馆。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工业设计师，除了自己做设计，他在宝山买了旧的发电厂，改成工业设计博物馆，从世界各地收罗产品。没有钞票，这种事是做不成的。
下午2时开始第二个主题“建筑的转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Stanec 博士讲了中欧和东欧在中东和非洲的建筑输出，大战结束后的70年来，建筑的输出都是由西方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一研究补充了建筑转移课题的空白。他做了4个地方的案例：加纳，西非洲，伊拉克和中东，海湾地区如阿布扎比。时间从1957 到1990。我看过他在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上客座主编的一辑专刊（2012）。Stanec是波兰人，在德国和瑞士读研究生，美国华盛顿做博士后研究，曾在哈佛大学和ETH教过书。他过去两本书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除在Journal of Architecture上，也在JSAH, 是年轻猛人。我讲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建筑输入，是我那几本书和文章上的冷饭回炒，也讲了中国援外建筑和近年来在亚洲、非洲的“软实力”和商业开发建筑，这是我和丁博士发表在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01 上的文章，China’s Architectural Aid: Exporting a transformational modernism, Habitat International, Elsevier, 47:1, 2015, pp.136-14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9739751500020X
（请朋友们多引用，需要pdf的请留电邮，我可以奉上。）Stanec 和我，都用 import，export的字眼，在座朋友评论说这两个字有产品和硬销的感觉，还是用transfer 比较合适，谢谢这位朋友的提点。
之后，gmp的代表讲了该公司最近在北京和上海设计的三个SOHO，gmp的设计做的愈来愈好，是在中国最成功的外国设计公司，建成作品超过百项，而且在很多场合胜过了那些玩非线性的明星公司。gmp的成功，说明中国业主水平在提高。 最后发言的是荷兰建筑师Daan, 7年前他夫妇来到上海，现在四川南路开了家小公司，在嘉兴有项目。他和一位记者向荷兰政府申请基金，进行一项称作 Go West的计划，他们先是考察了中国的中西部城市，写了本书，然后又去非洲，实地考察中国近年来在当地的各种投资项目。文章和图片2014年刊在《城市中国》杂志，我已读过。这种西方人体验式的写作，可读性很高。作者也是勇敢的，我对那些国度望而生畏。下午主题的主持人之一是清华才子周教授，他才思敏捷、观点新锐而文字华丽；另一主持人是德国卡塞尔大学的Oswalt 教授，他也是整个论坛的主脑。
傍晚时开始第三主题“城市-乡村”，台湾大学的康老师介绍了该校城乡研究所40年来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社会运动，发现研究问题和项目，有的项目再接着做成规划和建筑。这些项目也就成了社区的人工干预。多年来，台大城乡研究所视David Harvey 为指路明灯。 标准营造的张珂介绍了他事务所的作品。德国方面，一位讲了奥地利的谷仓如何成为地景，Oswalt讲乡村的收缩，他曾经写过本书《收缩的城市》，由同济大学出版社 “光明城” 系列出了中文版。他说人都跑到大城市的集群里去了，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另一位讲了他在中国和欧洲城乡改建中做的一些小品建筑和装置，这些小品帮助营造旅游区的气氛。欧洲国家，农业人口只占1-2%，进口粮食比自己种植还要价格低廉。农村主要是搞些休闲农业和维持田园美景，到了欧洲的郊外，到处都像19世纪农村风景画。而中国的乡村，人均耕种土地少的可怜，劳动力流落城市，长三角土肥水美的农村，土地给城市扩张吞噬，大量贫瘠的农村，则是破败难以为继。这几年乡村建设搞的热闹，要么是政府的脸上贴金，要么是资本下乡，和本地农民没有关系，本地人都无参与决策的机会。所以欧洲和中国的乡村，完全是两码子事。 回到论坛的主题“设计能否改变社会”，如果设计加上政府和资本的力量，像以前的工人新村、北京798和香港的朗豪坊，确实能够改变社会。
这个论坛原定是晚上7.30结束，后来拖到8.30才完。主办方没有安排晚饭，众人谈兴未尽，沿着798厂区往外走，好不容易找到家日式饭店，10几个人涌入，小台拼大台，继续空谈误国的聊天。衷心感谢德国文化中心，特别是策划人于潇小姐，几位负责同事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使得活动顺利进行，为了论坛和其他活动，她们忙乎得晕头转向。 也希望论坛的内容，能够有机会传播分享。
酒仙桥这地方，原本是厂区和城乡结合部，由于798的改建，涌现出许多新建大项目。我们住的东隅酒店，在将台地铁站边，大型商场、高层办公楼、五星酒店、广场花园，白天晚上都显得舒适时髦。东隅酒店的设计，是极简主义的，手法很新。20几年前，到了亮马河，感觉就是奔机场的乡郊，现在这些地方一簇簇的高楼崛起，是办公和居住新区。北京市中心的街区，尺度大概在500米以上，马路宽阔，依然很不适合步行，人群都到大商场里去了。我从东四地铁站，沿东四大街走到王府井北口的首都剧场，这段市中心的大街，十分冷落。地铁站虽然密布市区，但转换线路，常常要上上下下走很长距离，遇到老车站，没有自动扶梯。所以乘地铁到某地，总比预想的时间要长，在地铁的漫长时间里，只能看微信打发时间。北京虽大，很多地方依然大而无当。
以前秋天去过香山，但没有上到顶。11月份是红叶节，想去看看红叶。这天11.30到了北宫门，排队打蛇饼，半个多小时总算上了公共汽车。从北宫门到香山，才7公里，开到半途，车就不动，整条马路成了停车场，乘客只能下车，走走停停，下午2点才到了香山公园门口。参观完碧云寺，排队乘缆车，又排了50分钟。缆车上到山顶，多数叶子还处在绿黄之间，那种照片上的红叶，只是偶尔看见一小撮。远处山林灰蒙，近处人头涌动。走下山，出到园外，天已大黑，公共汽车站上黑压压有几百人在排队，却不见有车。幸好有大量黑车，可以把你快速送到地铁站，30元一位，价钱公道，司机大哥一路有说有笑的。政府做不好的事情，民间自有解决办法。第二天想去参观大都美术馆，国子监道，树木参天，红墙上斜影横陈，中国的好地方好机会，都给了外国建筑师。到了美术馆，门卫说展览过了，现在闭馆。 大门是用复杂图案编成的铁制件，上面满布蜘蛛网，我只好透过蜘蛛网，向安藤大师的杰作致敬。
离开国子监，直奔奥林匹克公园，同济出版社北京分社的年轻编辑，创立了“光明城”的著名建筑出版品牌，大半年来为我的拙作《营山造海 –香港建筑1945-2015》耗费心血，书即将印，我想当面谢谢编辑，责任编辑去了上海，劳驾负责人来碰头。我要赶着去机场，只好请她从海淀乘几站地铁出来，我们在地铁线的中途相会。到了奥林匹克公园，那是个地下商场，商场好大，但吃饭却只有美食街，这个存心要请人吃饭的人，实在是没面子。编辑姑娘严谨心细，美丽善良，送我几本新出版物，返程阅读，收获颇大，谢谢秦老师。北京的秋天，中午阳光和煦耀眼，银杏叶澄黄，衬在蓝天下，色彩饱满响亮。 过去几次来京，都是灰蒙昏黄，污染的像末日来临。这次却赶上晴朗而清爽的日子， 大都北京，总有其自我发展的改造能力和轰然向前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