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活字印刷与古登堡印刷

与古登堡印刷术的迅速普及不同，中国的活字一刷虽然早在11世纪40年代就已经被发明，但却显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古登堡处在欧洲社会近代化的转型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及其代言人赋予这一技术进步以积极的意义。而毕升处在中国封建文明由盛转衰的时期，封建统治者把它看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保持知识垄断的手段，对民间出版长期实行限制政策。虽然中外一些学者指出，唐宋之际是中国由古典世界向近世文明变迁的分水岭，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变迁出发指出，唐宋之际“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完全可以说，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得恰逢其时，因为当时正在扩张的社会阶层刚巧在试图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的应用开来。”
毕升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余英时则从精神变迁的角度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一个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运动，则从（中唐的）新禅宗到（宋明的）新儒家的整个发展庶几近之。”这些都是事实，问题在于唐宋之际近世文明的发育程度不能和西欧的近代化等量齐观；中唐的新禅宗和宋明的新儒学也不能和宗教改革同日而语。它们既没有带来像欧洲近代化过程中那样的商业化、城市化运动，也没有孕育出世俗化的新教伦理和新的城市阶层，更没有催生出新的主导者——民族国家。后来的历史表明，农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在以后的几个朝代，长达9个世纪的漫长历史里仍然在顽固地继续着，并主导着这个古老国家的脉动。印刷技术只能被封建的统治者所垄断，承载着封建的道统，于严刑峻法之外起着柔化人心的作用。
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和在中、西不同的命运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导力量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技术的产生到发挥作用的方式，无不受制于社会诸结构的影响。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等促使了印刷术的产生，并赋予其合法、正当的社会地位。所以，技术并不是“不待有人无人”的自然存在，更不是自主的力量。作为人类为实现自身目的，利用知识控制环境的方法和手段，技术是一种“社会建制”（贝尔纳）。其原因并不在于技术自身，而在于社会，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人类的需要，反映了特定社会结构中主导力量的需求。
而今日，当我们只能够过博物馆的玻璃橱窗，去遥想当年中国的活字印刷在世界独领风骚的时代。可惜，那个时代没能给这项伟大的技术以成长的机会，于是，当我们看到，在整整400年之后才出现的类似的技术却在瞬间改变了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