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 | 巴特之后：一个作家的影响力可以被评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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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之后：一个作家的影响力可以被评估吗？
格雷厄姆·艾伦 / 文
杨晓文 / 译
当我们提到一个作家的影响时，倾向于犯定量分析的错误，好像影响是个可衡量的词：一个作家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巴特作品的其中一项影响是，它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常见之物，比如影响这个词。毕竟，影响分为很多种。了解这一事实的方法之一是考虑“巴特之后”这个短语的意思。“after”（之后）这个词可以联系到许多文学术语。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十八、十九世纪在戏剧界流行的“剧末小品（剧）”。剧末小品是一种剧，通常是喜剧或闹剧性质，只有一幕，在主要剧目之后演出。我们也许会想到诗歌写作按照某种大诗人或在大诗人之后的传统，比如“莎士比亚之后”的诗歌或“济慈之后”的诗歌。当然，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翻阅词典后，我们发现这个词有互相矛盾的意义：“地点或顺序上后面的”（OED）,例如，某人在竞赛的胜者之后；也指“时间上后面的，紧随其后的”，或者，换句话说，在某人或某事之后的人或事。“after”这个词，看上去既可以指在后面，也可以指在前面。
我们从单词“after”得到的第一层意义将我们指向巴特之死这个事件本身和紧接着的影响。这一事件在很多方面扮演了巴特生命的一个小小的、闹剧式的“剧末小品”。第二层意义将我们引向单词“influence”的传统的意义，尤其是巴特的作品是否为随后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提供了模仿的素材。“after”的最后一层意义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巴特作品多种影响的复杂模式，即巴特作品中的哪些元素已经被取代和超越，又有哪些元素还在持续着或者根本还没被认识到。
>>>>罗兰·巴特之死
1980年2月25号，巴特出席了由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举办的午宴。收到这样的邀请无疑显示了巴特在晚年的显赫名声：据说密特朗尤其喜爱《神话学》中对日常法国文化生活的描写（见Calvet 1994:248）。离开午宴所在地，巴特决定步行回家，在穿越学院路时被一辆经过的洗衣店货车撞倒。卡尔维这样写道：
不省人事，鼻子流血，巴特身上没带身份证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他被救护车送到了萨尔裴德谢医院。没人知道他是谁，这也是为什么媒体在很长时间后才得到消息。
（Calvet 1994:248）
巴特在医院度过了整整一个月，此间他的朋友和同事都来探望过，最终于3月26日逝世。对于很多探望者来说，巴特看上去从未从丧母中恢复，也缺乏从他的事故中恢复的足够的意志力。有学者提出，在之前出版的《明室》中，巴特称这个文本是“我最后的探究”（Todorov 2000:128）。确实如此，在思索冬季花园这张照片以及他母亲之死的含义时，巴特就写道：“她一死，我再没有任何理由要和更高一级的生命力（种族、物种）的进程保持一致了……从现在起，我能做的就只有等待我的彻底的、非辩证的死亡了”（CL:72）。巴特的死，由于洗衣店货车事故显得滑稽，但已经被之前母亲的死奠定了悲剧性基调。巴特的死，同样被另一个人的死所盖过。1980年4月15日让保罗·萨特去世。卡尔维写道：
出席巴特在于尔特墓地的葬礼的只有他的少数几个朋友，而萨特在蒙特帕纳斯墓地的葬礼吸引了超过五万人。另外，1990年巴特逝世十周年时，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纪念日，而萨特逝世十周年时，广播和电视都推出了纪念活动。
（Calvet 1994:254）
紧接在巴特之后的萨特之死的讽刺性在于媒体的报道及它们将知识分子划分成“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两类。这样的讽刺性让人希望巴特还活着，以去神话化这样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表面地解读卡尔维的阐述，把巴特之死变成一出悲喜交加的剧末小品，在这部小品中，历史的波浪（以萨特及对他的逝去的全国性哀悼的形态）立刻吞没了他的形象和影响，那么我们就错了。巴特曾经并且持续发挥着他复杂的影响力。无论是在1980或1990年，还是在今天，都需要去了解他的重要性。
>>>>巴特的影响力
巴特思想对于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例如，当今任何讨论文学作品的作者这一问题的人，都不可能不参考巴特的“作者之死”。文本和互文性等概念对于文学研究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巴特的重要作品不可否认地以这些概念作为特征。现代文化研究学科本身及其实践都贯穿着巴特的影响。其现代形式，可以说从《神话学》、《流行体系》等文本及无数巴特作为理论家生涯中的文章里汲取了许多启发。任何学习媒体学，或表现形式，或政治和文化的学生，都不可能忽略巴特的作品。
对于摄影的理论讨论仍然严重依赖巴特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作品；现代语言学学科的某些部分仍然受他的著作的影响。新的领域的理论和批评作品，尤其是新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系统方面，广泛运用巴特的作品。超文本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先驱，乔治·P.兰多和其他这一领域的顶尖理论家一样，在他的著作中给予巴特以首要地位（见Landow 1992, Landow 1994 和Tuman 1992）。在学者和评论者们探索计算机科技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和发展对语言和文学的理解的方式时，巴特的文本性和可写性文本的作品一直是能够为此类研究做基点的最有成效的模式。
巴特的著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理论的概念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进行任何一种理论工作时，都在实践着一种或几种由巴特帮助建立起来的话语模式。在我们现在称为理论写作的许多分支中，对于巴特作品的引用大量存在。但是，巴特之后，无人再进行理论活动，这一点仍然属实。茨维坦·托多洛夫认为，巴特完全不是那种可以被模仿、仿效、系统地追随的大师。托多洛夫声称“如果在世界的某处存在着巴特式的人，他们无法在一套普遍概念中获得共同的认同感”。托多洛夫提出，巴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推翻在话语中所固有的可掌握性的角色，通过承担起这样的角色，他使自己不可替代”（Todorov 2000:123-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回顾巴特的作品及影响时，支持托多洛夫的“巴特不是一个可被模仿的大师，而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的观点：“没有所谓的巴特的‘弟子’，只有通常对于作家来说的，追随者”（Kristeva 2000:140）。
本书的读者可以理解巴特为什么不是一个他人能严格模仿的理论家。如果想要仿效巴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必须意识到巴特通过发展文本分析的理论拆解了结构分析的步骤。如果模仿巴特在《神话学》等书中的去神话化做法，就必须认识到，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巴特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都从根本上质疑了这种方法。如果想要模仿巴特后期作品中的享乐主义式批评方法，就无法避免地认识到这一事实：这样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超越了社会和知识团体范围，无法被分享、模仿、仿效。没有人能在一个享乐者之后而写作。
我们已经知道，巴特在其整个著述生涯中，致力于那些新的或者不容易被分类的话语。巴特一生中总是参与到那些还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吸收的话语中去。这就意味着巴特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遗产在于，无数概念、富有前景的开头和文章、一系列一次性的方法，等待着他的后来人。然而，所有这些元素都无法构成稳定的、永久性的方法，因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巴特不相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避免被主流文化所吸收。因此，巴特的作品迫使我们怀疑我们所说的单词“理论”的意义所在。理论是否是一种我们用来系统性分析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方法？理论是一种质疑所有既定方法、却从不提供能取而代之的确定方法的破坏性力量吗？理论是在学科中存在着的构成人文学科（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的正面力量吗？又或者理论是一种本质上的扰乱和取代人文学科中不同学科用以定义自身的方法的负面力量？巴特的影响极为分散、难以分类，正是由于他坚定地站在关于理论的两种可能性的后一种。
巴特的著作要求我们通过寻找新的研究的批评对象和新的方法来追随他，而不是尝试模仿他的方法和写作模式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可以说，巴特的多种方法，可以以有限度的、局部的或战略性的方式来运用，在某个特定的任务中可以采用，但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做法的临时性特点。与心理分析学依赖弗洛伊德的理论、物理学家仍然依赖爱因斯坦的理论不同，我们无法依靠巴特来得到一种方法。实际上，要模仿巴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众多的可供模仿的巴特之中我们模仿的是哪一个这一问题，瓦解了模仿作者这个概念本身。在巴特之后写作，看上去充满了悖论，实则意味着避免模仿他。只需记住《作者之死》的论点和对围绕在作者周围的“世系神话”，就能认识到这个明显的悖论的适当之处。《作者之死》的作者，不应、也许也不能被他之后的人降为“结构主义的作者”或“文本分析的作者”。巴特因此避免成为一个作者（大师）：对于他来说，写作并不通向一种运动的确立或一种思想流派；写作对于巴特，在他的著名的表述中，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这个动词并不需要一个宾语来完成它的动作（RL:11-21）。换句话说，写作的意义存在于写作活动之中，而不在于从这种活动中产生了什么。写作在巴特那里，是一种意义，或许是对意义的打乱而不是意义的生产。
>>>>巴特的多重影响？
巴特去世之后的20年充满着担忧、理论争鸣及社会文化变迁，这些在他去世时才刚刚开始出现。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争鸣形式，经常从巴特那里汲取重要的观念和理论上的例子，通过创造性地阅读巴特的作品进而讨论那些并不是巴特原本的、主要关注的议题（见，例如，Nancy K.Miller 1988）。D.A.米勒在他的《引出罗兰·巴特》（1992）中对巴特作为同性恋作家的揭示也为“酷儿理论”发挥了类似的作用。然而，我们也许会问，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巴特对于最紧迫、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如果历史目前是由全球化、修辞上同时也是悲剧性地对“恐怖主义”的现实战争、与民族国家不相关联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围绕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人类的身体与技术性的身体、活生生的现实与网络世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所主导，那么除了一直以来所提供的点滴启发和绝妙的暗示性，巴特的作品还具有现实意义吗？巴特的作品集中在一种战后法国的语境中，围绕着艺术和思想的先锋派和巴特自始至终视为他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的主导力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科林·麦凯波这样说道：
从一种方面来说，在巴特去世之后评价他的重要性是愚蠢的。巴特不可能参与1990年代（或2000年）的争论和事件。他永远是从解放到冷战之间的时间段的一部分——他的文本无法反映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二战”后政治秩序所经历的崩溃，或是民族主义新的重要性……他看上去被卷入了昨天的观点和紧要之事；尽管他的写作风格很优雅（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文本看上去过时了。
（MacCabe 1997:72）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巴特出生和生活的世界极为不同。巴特逝世20年了，在此期间世界格局和我们所面临的议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当我们说巴特的现实意义或潜在的影响已经逝去时，也要小心。事实上，这样的表述只有针对一个呈现出想要在所有的语境中都适用的方法的理论家时才说得通。对于这样的理论家和这样的方法来说，社会和文化中变化了的情况可以是致命的。然而，巴特刻意避免要求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他的《巴特的多重死亡》中，雅克·德里达问到“巴特自己难道没有直至最后一刻都在谈论他的死亡，及转喻意义上的他的多重死亡？”（Derrida 2001:59）。这是一个非常有效地说明了巴特作品中没有被考虑到的段落。无疑，在他介绍他的《流行体系》一书时，巴特告诉他的读者在这个文本中被详尽讨论的方法已经被取代，他所陈述的方法“已经过时”（FS:ix），我们也可以在此补充上，“已经死去”。我们已经看到，在后期的文章，例如，1978年的《形象》，巴特将所有名称以及给予人和各种形式的写作以稳固的、确定的名字的过程和某种程度的“死亡”联系起来。他在这篇文章及别处，写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被变成了一个“形象”。“形象”在这里是指某种死亡，一种虚假的遮盖物，一种把写作窒息在僵硬的意义的表面的刻板模式。在他的《作家，知识分子，教师》一文中，巴特声称“我们可以称‘作家’（这一单词通常指定一种实践，而不是社会价值）是不可被概括的讯息（由此立即破坏了讯息的本质）的传递者（RL:312）。在巴特的作品中，死亡与他写作生涯中极力对抗的同化过程相类似。对于巴特来说，死亡即被一个名称、形象、意义所吸收，并且发现自己的写作被转化为一种单一的、稳定的、可传达的（可概括的）意义。我们可以拓展这一观点，从而认识到，一种在他之后写作的“弟子”盲目模仿所产生的理论方法会造成巴特最终的“死亡”。
巴特为读者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范例。这一范例包含一种实践而不是一套固定的观点和方法论步骤：这种实践即一种致力于表达那些还未被吸收的、还没有成为学术或文化共识的写作方式。被巴特所影响即被一种无法模仿又以无数的形式表明了介入模式的不断的可能性的写作范例所影响。这种介入一直是本导读的主题，只能借助于罗兰·巴特这一名字（没有最终所指的能指）被概括。每当一个理论家或小说家、哲学家、摄影家或一个写论文的学生、广告宣传的设计者用既有语言做了某种意想不到或不应发生的事情时，读者就可以感受到巴特的影响力。巴特作为范例从他的作品中，因而从过去打动我们，也激励我们在未来也成为这样的一种范例。
（本文选自《导读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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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之后：一个作家的影响力可以被评估吗？
格雷厄姆·艾伦 / 文
杨晓文 / 译
当我们提到一个作家的影响时，倾向于犯定量分析的错误，好像影响是个可衡量的词：一个作家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巴特作品的其中一项影响是，它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常见之物，比如影响这个词。毕竟，影响分为很多种。了解这一事实的方法之一是考虑“巴特之后”这个短语的意思。“after”（之后）这个词可以联系到许多文学术语。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十八、十九世纪在戏剧界流行的“剧末小品（剧）”。剧末小品是一种剧，通常是喜剧或闹剧性质，只有一幕，在主要剧目之后演出。我们也许会想到诗歌写作按照某种大诗人或在大诗人之后的传统，比如“莎士比亚之后”的诗歌或“济慈之后”的诗歌。当然，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翻阅词典后，我们发现这个词有互相矛盾的意义：“地点或顺序上后面的”（OED）,例如，某人在竞赛的胜者之后；也指“时间上后面的，紧随其后的”，或者，换句话说，在某人或某事之后的人或事。“after”这个词，看上去既可以指在后面，也可以指在前面。
我们从单词“after”得到的第一层意义将我们指向巴特之死这个事件本身和紧接着的影响。这一事件在很多方面扮演了巴特生命的一个小小的、闹剧式的“剧末小品”。第二层意义将我们引向单词“influence”的传统的意义，尤其是巴特的作品是否为随后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提供了模仿的素材。“after”的最后一层意义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巴特作品多种影响的复杂模式，即巴特作品中的哪些元素已经被取代和超越，又有哪些元素还在持续着或者根本还没被认识到。
>>>>罗兰·巴特之死
1980年2月25号，巴特出席了由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举办的午宴。收到这样的邀请无疑显示了巴特在晚年的显赫名声：据说密特朗尤其喜爱《神话学》中对日常法国文化生活的描写（见Calvet 1994:248）。离开午宴所在地，巴特决定步行回家，在穿越学院路时被一辆经过的洗衣店货车撞倒。卡尔维这样写道：
不省人事，鼻子流血，巴特身上没带身份证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他被救护车送到了萨尔裴德谢医院。没人知道他是谁，这也是为什么媒体在很长时间后才得到消息。
（Calvet 1994:248）
巴特在医院度过了整整一个月，此间他的朋友和同事都来探望过，最终于3月26日逝世。对于很多探望者来说，巴特看上去从未从丧母中恢复，也缺乏从他的事故中恢复的足够的意志力。有学者提出，在之前出版的《明室》中，巴特称这个文本是“我最后的探究”（Todorov 2000:128）。确实如此，在思索冬季花园这张照片以及他母亲之死的含义时，巴特就写道：“她一死，我再没有任何理由要和更高一级的生命力（种族、物种）的进程保持一致了……从现在起，我能做的就只有等待我的彻底的、非辩证的死亡了”（CL:72）。巴特的死，由于洗衣店货车事故显得滑稽，但已经被之前母亲的死奠定了悲剧性基调。巴特的死，同样被另一个人的死所盖过。1980年4月15日让保罗·萨特去世。卡尔维写道：
出席巴特在于尔特墓地的葬礼的只有他的少数几个朋友，而萨特在蒙特帕纳斯墓地的葬礼吸引了超过五万人。另外，1990年巴特逝世十周年时，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纪念日，而萨特逝世十周年时，广播和电视都推出了纪念活动。
（Calvet 1994:254）
紧接在巴特之后的萨特之死的讽刺性在于媒体的报道及它们将知识分子划分成“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两类。这样的讽刺性让人希望巴特还活着，以去神话化这样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表面地解读卡尔维的阐述，把巴特之死变成一出悲喜交加的剧末小品，在这部小品中，历史的波浪（以萨特及对他的逝去的全国性哀悼的形态）立刻吞没了他的形象和影响，那么我们就错了。巴特曾经并且持续发挥着他复杂的影响力。无论是在1980或1990年，还是在今天，都需要去了解他的重要性。
>>>>巴特的影响力
巴特思想对于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例如，当今任何讨论文学作品的作者这一问题的人，都不可能不参考巴特的“作者之死”。文本和互文性等概念对于文学研究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巴特的重要作品不可否认地以这些概念作为特征。现代文化研究学科本身及其实践都贯穿着巴特的影响。其现代形式，可以说从《神话学》、《流行体系》等文本及无数巴特作为理论家生涯中的文章里汲取了许多启发。任何学习媒体学，或表现形式，或政治和文化的学生，都不可能忽略巴特的作品。
对于摄影的理论讨论仍然严重依赖巴特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作品；现代语言学学科的某些部分仍然受他的著作的影响。新的领域的理论和批评作品，尤其是新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系统方面，广泛运用巴特的作品。超文本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先驱，乔治·P.兰多和其他这一领域的顶尖理论家一样，在他的著作中给予巴特以首要地位（见Landow 1992, Landow 1994 和Tuman 1992）。在学者和评论者们探索计算机科技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和发展对语言和文学的理解的方式时，巴特的文本性和可写性文本的作品一直是能够为此类研究做基点的最有成效的模式。
巴特的著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理论的概念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进行任何一种理论工作时，都在实践着一种或几种由巴特帮助建立起来的话语模式。在我们现在称为理论写作的许多分支中，对于巴特作品的引用大量存在。但是，巴特之后，无人再进行理论活动，这一点仍然属实。茨维坦·托多洛夫认为，巴特完全不是那种可以被模仿、仿效、系统地追随的大师。托多洛夫声称“如果在世界的某处存在着巴特式的人，他们无法在一套普遍概念中获得共同的认同感”。托多洛夫提出，巴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推翻在话语中所固有的可掌握性的角色，通过承担起这样的角色，他使自己不可替代”（Todorov 2000:123-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回顾巴特的作品及影响时，支持托多洛夫的“巴特不是一个可被模仿的大师，而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的观点：“没有所谓的巴特的‘弟子’，只有通常对于作家来说的，追随者”（Kristeva 2000:140）。
本书的读者可以理解巴特为什么不是一个他人能严格模仿的理论家。如果想要仿效巴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必须意识到巴特通过发展文本分析的理论拆解了结构分析的步骤。如果模仿巴特在《神话学》等书中的去神话化做法，就必须认识到，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巴特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都从根本上质疑了这种方法。如果想要模仿巴特后期作品中的享乐主义式批评方法，就无法避免地认识到这一事实：这样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超越了社会和知识团体范围，无法被分享、模仿、仿效。没有人能在一个享乐者之后而写作。
我们已经知道，巴特在其整个著述生涯中，致力于那些新的或者不容易被分类的话语。巴特一生中总是参与到那些还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吸收的话语中去。这就意味着巴特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遗产在于，无数概念、富有前景的开头和文章、一系列一次性的方法，等待着他的后来人。然而，所有这些元素都无法构成稳定的、永久性的方法，因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巴特不相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避免被主流文化所吸收。因此，巴特的作品迫使我们怀疑我们所说的单词“理论”的意义所在。理论是否是一种我们用来系统性分析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方法？理论是一种质疑所有既定方法、却从不提供能取而代之的确定方法的破坏性力量吗？理论是在学科中存在着的构成人文学科（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的正面力量吗？又或者理论是一种本质上的扰乱和取代人文学科中不同学科用以定义自身的方法的负面力量？巴特的影响极为分散、难以分类，正是由于他坚定地站在关于理论的两种可能性的后一种。
巴特的著作要求我们通过寻找新的研究的批评对象和新的方法来追随他，而不是尝试模仿他的方法和写作模式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可以说，巴特的多种方法，可以以有限度的、局部的或战略性的方式来运用，在某个特定的任务中可以采用，但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做法的临时性特点。与心理分析学依赖弗洛伊德的理论、物理学家仍然依赖爱因斯坦的理论不同，我们无法依靠巴特来得到一种方法。实际上，要模仿巴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众多的可供模仿的巴特之中我们模仿的是哪一个这一问题，瓦解了模仿作者这个概念本身。在巴特之后写作，看上去充满了悖论，实则意味着避免模仿他。只需记住《作者之死》的论点和对围绕在作者周围的“世系神话”，就能认识到这个明显的悖论的适当之处。《作者之死》的作者，不应、也许也不能被他之后的人降为“结构主义的作者”或“文本分析的作者”。巴特因此避免成为一个作者（大师）：对于他来说，写作并不通向一种运动的确立或一种思想流派；写作对于巴特，在他的著名的表述中，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这个动词并不需要一个宾语来完成它的动作（RL:11-21）。换句话说，写作的意义存在于写作活动之中，而不在于从这种活动中产生了什么。写作在巴特那里，是一种意义，或许是对意义的打乱而不是意义的生产。
>>>>巴特的多重影响？
巴特去世之后的20年充满着担忧、理论争鸣及社会文化变迁，这些在他去世时才刚刚开始出现。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争鸣形式，经常从巴特那里汲取重要的观念和理论上的例子，通过创造性地阅读巴特的作品进而讨论那些并不是巴特原本的、主要关注的议题（见，例如，Nancy K.Miller 1988）。D.A.米勒在他的《引出罗兰·巴特》（1992）中对巴特作为同性恋作家的揭示也为“酷儿理论”发挥了类似的作用。然而，我们也许会问，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巴特对于最紧迫、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如果历史目前是由全球化、修辞上同时也是悲剧性地对“恐怖主义”的现实战争、与民族国家不相关联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围绕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人类的身体与技术性的身体、活生生的现实与网络世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所主导，那么除了一直以来所提供的点滴启发和绝妙的暗示性，巴特的作品还具有现实意义吗？巴特的作品集中在一种战后法国的语境中，围绕着艺术和思想的先锋派和巴特自始至终视为他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的主导力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科林·麦凯波这样说道：
从一种方面来说，在巴特去世之后评价他的重要性是愚蠢的。巴特不可能参与1990年代（或2000年）的争论和事件。他永远是从解放到冷战之间的时间段的一部分——他的文本无法反映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二战”后政治秩序所经历的崩溃，或是民族主义新的重要性……他看上去被卷入了昨天的观点和紧要之事；尽管他的写作风格很优雅（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文本看上去过时了。
（MacCabe 1997:72）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巴特出生和生活的世界极为不同。巴特逝世20年了，在此期间世界格局和我们所面临的议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当我们说巴特的现实意义或潜在的影响已经逝去时，也要小心。事实上，这样的表述只有针对一个呈现出想要在所有的语境中都适用的方法的理论家时才说得通。对于这样的理论家和这样的方法来说，社会和文化中变化了的情况可以是致命的。然而，巴特刻意避免要求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他的《巴特的多重死亡》中，雅克·德里达问到“巴特自己难道没有直至最后一刻都在谈论他的死亡，及转喻意义上的他的多重死亡？”（Derrida 2001:59）。这是一个非常有效地说明了巴特作品中没有被考虑到的段落。无疑，在他介绍他的《流行体系》一书时，巴特告诉他的读者在这个文本中被详尽讨论的方法已经被取代，他所陈述的方法“已经过时”（FS:ix），我们也可以在此补充上，“已经死去”。我们已经看到，在后期的文章，例如，1978年的《形象》，巴特将所有名称以及给予人和各种形式的写作以稳固的、确定的名字的过程和某种程度的“死亡”联系起来。他在这篇文章及别处，写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被变成了一个“形象”。“形象”在这里是指某种死亡，一种虚假的遮盖物，一种把写作窒息在僵硬的意义的表面的刻板模式。在他的《作家，知识分子，教师》一文中，巴特声称“我们可以称‘作家’（这一单词通常指定一种实践，而不是社会价值）是不可被概括的讯息（由此立即破坏了讯息的本质）的传递者（RL:312）。在巴特的作品中，死亡与他写作生涯中极力对抗的同化过程相类似。对于巴特来说，死亡即被一个名称、形象、意义所吸收，并且发现自己的写作被转化为一种单一的、稳定的、可传达的（可概括的）意义。我们可以拓展这一观点，从而认识到，一种在他之后写作的“弟子”盲目模仿所产生的理论方法会造成巴特最终的“死亡”。
巴特为读者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范例。这一范例包含一种实践而不是一套固定的观点和方法论步骤：这种实践即一种致力于表达那些还未被吸收的、还没有成为学术或文化共识的写作方式。被巴特所影响即被一种无法模仿又以无数的形式表明了介入模式的不断的可能性的写作范例所影响。这种介入一直是本导读的主题，只能借助于罗兰·巴特这一名字（没有最终所指的能指）被概括。每当一个理论家或小说家、哲学家、摄影家或一个写论文的学生、广告宣传的设计者用既有语言做了某种意想不到或不应发生的事情时，读者就可以感受到巴特的影响力。巴特作为范例从他的作品中，因而从过去打动我们，也激励我们在未来也成为这样的一种范例。
（本文选自《导读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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