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娜塔•阿德勒：快艇（Speedboat）

                
                
      我在巴黎学习人类学的时候，几位领取富布莱特奖学金的美国人类学家在我的公寓为几个非洲人举办了一次聚会。非洲人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他们有一天也许都会当上首相。一个来自象牙海岸的学生说，他有好多名字，助产士在他降生的那一刻能说出几个名字，他就有几个名字。一个前英国驻尼日利亚高级专员的女儿跟一个比属刚果学生过着上流生活。一个小巧玲珑的法裔加拿大金发女孩早早离开聚会，去跟一个美国人上床。（她后来问他，他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他说，“不要破坏梦幻的感觉。”他后来去了马里。）多数人迟迟不肯离开。那一年，传言说《生活》杂志要做一篇在巴黎的美国驻外人员的文章。也许每隔一两年就有一次这样的传言。不管怎么说，美国人不再洗头发，热衷写诗，在咖啡馆流连，抱怨受到太多关注。不过，在聚会上，他们待得太晚，我只好去酒店开了一间房睡觉。
       两天前，我去参加宴会，有三张大餐桌。到场的人形形色色，名利双收的人和在他们奋斗时期助过他们一臂之力的记者。几个学术骗子，几个暴发户，几个没主意的人，好心人，教授，编辑，几名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又邀请了诗人、小说家、大二年级的闹事分子和英国访客来吃饭。宴会由我在大学结识的两个和气、睿智的美国人举办。他们想做好事，有求知欲，就像E•M•福斯特或者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一个自由州的资深议员和一位印度名流（女）就美国的观点达成共识。他们达成了共识。第一道菜是花色肉冻。女名流原本以为，有人会当着她的面攻击印度在喀拉拉邦的教育政策。结果根本没有人了解印度的情况。她放松下来，也没了兴致。议员以为会在这里遇到年轻人，他想了解年轻人的思想。我坐在他旁边。我说，我认为，我和他也许是这个房间里仍然相信选举流程的最后三个人当中的两个。他说，“谢谢，宝贝。”
       去年，奥尔多搬走，到洛杉矶去写故事。我给他打去电话，问我能不能去他那里。他说，“这次你会留下来吗？”我说，我不确定。我一大早就乘飞机出发了。在飞机上，整个飞行途中都在发生极其平庸、让人难以忍受的搭讪。一对年轻男女——男人是意大利人，我想；女人是德国人——萍水相逢，他们决定用法语交谈。他们互相询问对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给彼此出谜题。他拿出一张纸和一只铅笔，要给她画像。她咯咯地笑。他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当模特。她说考虑过，但是她担心模特行当的男人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他表示同意。他开始讲下流的故事。她笑着责备他。诸如此类。我觉得纳闷，对于别无选择的旁听者，搭讪是不是都这么无聊。我到了奥尔多的住处门前，他笑着迎了出来，神情有点惊讶，有点腼腆。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和他轮流提着我的衣箱。我想，我试着讲了个笑话。我问，他家里是不是已经住了个姑娘。他说是的。过了一个小时，我和他在街角的药店喝咖啡。我们谈天。我们回到公寓。我们喝了苏格兰威士忌。那天下午，已经很晚了，我坐飞机回了家。我不时给他打个电话。过了几天，他把电话移走。现在，在消失一阵子之后，他又出现了。他在写一篇政治论文。开头写道，“有些事情不能经常谈论，有些能。”目前只写了这么一句。
       一年一度的礼物令人失望。曾祖母对圣诞节的期待最高。她喜欢拆礼物，不光拆自己的，也拆所有人的。她拆小孩子的礼物时，有时候惹得他们掉眼泪。祖父每年都假装对圣诞节漠不关心，直到书房的门打开、露出放在里面的礼物的那一刻。他每年都在这一刻满怀希望，态度热切，甚至变得兴致勃勃，随后他的情绪就一落千丈。谁也买不到一件让他高兴的礼物。“很好，”他打开一件又一件礼物时说，语气平淡。“很好。我要把它收起来。”这一年，儿子给他买了一只电动剃须刀。他说，“很好。当然，我永远用不到。我太老了，改不了刮胡子的习惯了。”他们请他姑且试一试。他说，“不，很抱歉。东西很好。我要把它收起来。”多年来，家里的每个人都把这种反应看作是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一心想给他找到一样称心的礼物。有一年是陶土烟灰缸，有一年他九岁的儿子在集市上给他买了一样东西，叫黄油拉伸器，有一年是黄金制品，还有剪贴簿和家庭诗集等。出于他自己的理由，他都不喜欢；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在圣诞节感到悲伤，就好像世界已经死去。
       
       摘译自Speedboat，作者Renata A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