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指挥家的半个世纪
由资深记者、知名乐评人施雪钧先生主编的《半个世纪的节拍——一代指挥艺术家陈燮阳》一书，在陈燮阳从艺50周年之际问世。全书由名家、乐评人笔下的陈燮阳，陈燮阳论音乐与指挥艺术，陈燮阳率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进行境外重大演出的报道，媒体评述陈燮阳的艺术风范以及陈燮阳1985—2008年主要演出统计等部分组成，材料扎实，内容丰富，对于我们了解陈燮阳的艺术生涯、音乐成就及人品艺品，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上海交响乐团历史悠久，建团时间比柏林爱乐乐团还要早，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誉。到陈燮阳2008年卸任上交音乐总监、首席指挥，业界公认上交经历了三个时代——梅帕器时代、黄贻钧时代、陈燮阳时代，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历史在1984年将上交的接力棒从黄贻钧先生交到了陈燮阳手上?而非他人。
读完全书，答案自然而然揭晓。
陈燮阳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陈蝶衣是民国时期上海滩著名的歌词大家、报人及专栏作家。然而，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时局动荡远赴香港，因此，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的。童年时代虽然生活清贫，但酷爱京剧和擅长丹青的母亲将这份艺术天赋潜移默化地传授给了陈燮阳。14岁时，少年陈燮阳背着一把姐姐送的二胡，来到上海投考音乐学院附中，被爱才的上音破格录取。在上音这座中国乃至亚洲都堪称一流的音乐院校中，陈燮阳如饥似渴，拼命学习。附中他学钢琴和作曲，和声课作业曾受到时任上音副院长的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赞赏，指示学校相关部门对他重点培养；直升本科后，陈燮阳师从中国音乐教育界的一代宗师黄晓同教授学习指挥。黄晓同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导师乃曾任圣彼得堡爱乐音乐总监并培养了世界级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安诺索夫的高克教授。因此，陈燮阳日后多次表示，他能拜到黄晓同门下学习指挥，是他一生的幸运。因为，从师承来看，他受到了传统深厚、技法先进的俄罗斯指挥学派的熏陶与培育。
1965年，陈燮阳以优异的成绩从上音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担任《白毛女》剧组指挥，一挥就是13年。虽然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他只能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等有限的几部作品，但他的指挥才华却在此得到了用武之地，作曲、配器等方面的音乐才能也得到了发挥。他曾携《白毛女》剧组在1972年访日演出，为周恩来总理精心谋划的作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序曲的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暖场；1973年，奥曼迪率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成为尼克松中美破冰之旅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在上海访问期间，陈燮阳为奥曼迪和费城乐团指挥《白毛女》进行招待演出，奥曼迪十分欣赏，特意邀请陈燮阳在第二天费城乐团演出半场休息时去他的休息室。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陈燮阳与大师的这次零距离交流良机失之交臂，令人惋惜，但奥曼迪的爱才之意毋庸置疑。“四人帮”倒台后，神州百废待兴，陈燮阳于1980年前往美国进修深造一年，指挥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和提升，世界知名交响乐团先进的管理模式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之中，为他日后所用。因此，他在回国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央乐团这京沪两大乐团竞相“拉拢”，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著名指挥家、时任中央乐团首席指挥的李德伦先生几次写信给他，“燮阳啊，你何时能来北京？你要多来，我们都老了！”栽培之心，溢于言表，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为了能把他调到中央乐团，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在得到文化部的“尚方宝剑”后，终于将他调到北京，任命其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若不是上海有关部门坚不松口，并在1984年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的委任书交到他手中，让他承担起在新时期领导上交这支百年老团的重任，陈燮阳很可能就会接李德伦先生的班，在中国的北方发展他的音乐事业了。
可见，陈燮阳能在45岁的黄金年龄接替黄贻钧先生，执掌上海交响乐团帅印，并且领导上交23年，使其始终走在中国乐坛的前列，唱响乐团国际化的先声，是才华、勤奋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缺一不可。在任期内，陈燮阳开创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个指挥并录制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第一个在中国推行国际通行的乐团演出季制，并实行全员聘用合同改革；第一个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进入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第一个指挥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中国新春音乐会；第一个指挥并录制中国作曲家朱践耳的交响曲全集和管弦乐曲集；第一个同时担任京沪两大院团的第一把手（陈燮阳于2000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第一个创办民间性的音乐社团——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亲任会长至今。如果把中国现当代交响乐事业比作一部风雨交加而又恢弘磅礴的音乐史诗，陈燮阳无疑在其中写下了可歌可赞、浓墨重彩的乐章。
数字难免枯燥，舞台上和生活中的陈燮阳才是活生生、立体丰满的大写的人。在致力于演出并扩展外国作曲家经典交响乐曲目的同时，陈燮阳对中国当代交响乐作品的推广与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视同天职。朱践耳先生的交响乐作品，除了《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几乎都由他指挥首演；瞿小松、谭盾、叶小钢、许舒亚、奚其明、郭文景、周龙等一大批当代中国中坚作曲家的新作大都由他指挥首演或推广。中国音协原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在本书的序中讲了一件他亲历的事：陈燮阳有意将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曲《古树寻根》改编成管弦乐版，在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季上演，为此，他数次联系赵季平，但因时间紧迫，赵季平没能顾得上。陈燮阳便亲自动手改编。2014年4月16日，他亲自指挥国交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曲，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大获成功。陈燮阳随即将演出视频发给赵季平并去信告诉他演出情况，让赵季平非常感动。而对那些乐坛新人，陈燮阳的关心与帮助往往让他们终生受益。云南青年歌唱家高淑琴去年来“上海之春”音乐节举办独唱音乐会，由陈燮阳指挥上海爱乐乐团伴奏。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与耐心细致的指导很快消除了她的忐忑不安，给了她艺术上的勇气和自信。有一首哈尼族风格的歌曲第一次合排完，陈燮阳说音乐中缺点东西，他想了想补充道，应该加入哈尼族的特色乐器月琴的旋律。但时间不允许再去找人配器，陈燮阳果断地说，乐队、合唱队休息十分钟！然后走下指挥台大步流星来到办公室。五分钟后，陈燮阳亲手写的月琴旋律新鲜出炉，再次合排，音乐焕然一席，变得完美。这一过程中一位指挥大师所体现出的严谨、才华与一丝不苟，让高淑琴敬佩不已。
由于参与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内刊《爱乐者》报的编辑工作，笔者与陈燮阳先生有所接触，深感他留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那独特的“地中海”式的发型、舞台上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以及一台台精彩的音乐会，他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他在倡导音乐评论上的身体力行，让笔者体会尤深。由于在《爱乐者》上开展音乐评论，比较坦率甚至犀利，难免让听惯了歌功颂德的一些人士不舒服，为此有不许《爱乐者》进入演出场所的事发生过，甚至有某院校的官员气势汹汹地要来对簿公堂，等等。可以说，我们给陈先生惹的麻烦不少，但他从未责怪过我们，反而鼓励我们要将音乐评论大胆地坚持下去。他说：“演出机构对一台音乐会演出的宣传是必须的，但音乐评论家就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宣传者的位置上，成为音乐家的个人鼓吹者，他应该绝对无畏地忠实于自己和艺术，保持自己最可贵的独立性品质。”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燮阳所倡导的音乐评论，对人对己，一视同仁。《爱乐者》就多次刊文批评他指挥的音乐会，对他的艺术处理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一次，瑞士某交响乐团的指挥应邀来沪指挥上交演出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和舒曼《春天交响曲》，效果一般，有乐迷在《爱乐者》撰文直陈其弊，并对上交一些乐手的表现提出严厉批评。陈燮阳不护短，在上交的员工大会上读了该文，激励演奏员们引以为戒，奋发向上。
从艺已过50年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指挥家多长寿，托斯卡尼尼、瓦尔特、斯托科夫斯基、朱里尼、切利比达克，莫不如此。指挥台上的陈燮阳，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一如往昔。更重要的是，岁月洗礼，铅华洗尽，他如今指挥出来的音乐更加醇厚、流畅、温暖，给人留下的回味空间更加寥廓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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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上海交响乐团历史悠久，建团时间比柏林爱乐乐团还要早，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誉。到陈燮阳2008年卸任上交音乐总监、首席指挥，业界公认上交经历了三个时代——梅帕器时代、黄贻钧时代、陈燮阳时代，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历史在1984年将上交的接力棒从黄贻钧先生交到了陈燮阳手上?而非他人。
读完全书，答案自然而然揭晓。
陈燮阳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陈蝶衣是民国时期上海滩著名的歌词大家、报人及专栏作家。然而，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时局动荡远赴香港，因此，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的。童年时代虽然生活清贫，但酷爱京剧和擅长丹青的母亲将这份艺术天赋潜移默化地传授给了陈燮阳。14岁时，少年陈燮阳背着一把姐姐送的二胡，来到上海投考音乐学院附中，被爱才的上音破格录取。在上音这座中国乃至亚洲都堪称一流的音乐院校中，陈燮阳如饥似渴，拼命学习。附中他学钢琴和作曲，和声课作业曾受到时任上音副院长的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赞赏，指示学校相关部门对他重点培养；直升本科后，陈燮阳师从中国音乐教育界的一代宗师黄晓同教授学习指挥。黄晓同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导师乃曾任圣彼得堡爱乐音乐总监并培养了世界级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安诺索夫的高克教授。因此，陈燮阳日后多次表示，他能拜到黄晓同门下学习指挥，是他一生的幸运。因为，从师承来看，他受到了传统深厚、技法先进的俄罗斯指挥学派的熏陶与培育。
1965年，陈燮阳以优异的成绩从上音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担任《白毛女》剧组指挥，一挥就是13年。虽然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他只能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等有限的几部作品，但他的指挥才华却在此得到了用武之地，作曲、配器等方面的音乐才能也得到了发挥。他曾携《白毛女》剧组在1972年访日演出，为周恩来总理精心谋划的作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序曲的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暖场；1973年，奥曼迪率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成为尼克松中美破冰之旅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在上海访问期间，陈燮阳为奥曼迪和费城乐团指挥《白毛女》进行招待演出，奥曼迪十分欣赏，特意邀请陈燮阳在第二天费城乐团演出半场休息时去他的休息室。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陈燮阳与大师的这次零距离交流良机失之交臂，令人惋惜，但奥曼迪的爱才之意毋庸置疑。“四人帮”倒台后，神州百废待兴，陈燮阳于1980年前往美国进修深造一年，指挥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和提升，世界知名交响乐团先进的管理模式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之中，为他日后所用。因此，他在回国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央乐团这京沪两大乐团竞相“拉拢”，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著名指挥家、时任中央乐团首席指挥的李德伦先生几次写信给他，“燮阳啊，你何时能来北京？你要多来，我们都老了！”栽培之心，溢于言表，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为了能把他调到中央乐团，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在得到文化部的“尚方宝剑”后，终于将他调到北京，任命其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若不是上海有关部门坚不松口，并在1984年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的委任书交到他手中，让他承担起在新时期领导上交这支百年老团的重任，陈燮阳很可能就会接李德伦先生的班，在中国的北方发展他的音乐事业了。
可见，陈燮阳能在45岁的黄金年龄接替黄贻钧先生，执掌上海交响乐团帅印，并且领导上交23年，使其始终走在中国乐坛的前列，唱响乐团国际化的先声，是才华、勤奋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缺一不可。在任期内，陈燮阳开创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个指挥并录制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第一个在中国推行国际通行的乐团演出季制，并实行全员聘用合同改革；第一个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进入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第一个指挥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中国新春音乐会；第一个指挥并录制中国作曲家朱践耳的交响曲全集和管弦乐曲集；第一个同时担任京沪两大院团的第一把手（陈燮阳于2000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第一个创办民间性的音乐社团——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亲任会长至今。如果把中国现当代交响乐事业比作一部风雨交加而又恢弘磅礴的音乐史诗，陈燮阳无疑在其中写下了可歌可赞、浓墨重彩的乐章。
数字难免枯燥，舞台上和生活中的陈燮阳才是活生生、立体丰满的大写的人。在致力于演出并扩展外国作曲家经典交响乐曲目的同时，陈燮阳对中国当代交响乐作品的推广与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视同天职。朱践耳先生的交响乐作品，除了《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几乎都由他指挥首演；瞿小松、谭盾、叶小钢、许舒亚、奚其明、郭文景、周龙等一大批当代中国中坚作曲家的新作大都由他指挥首演或推广。中国音协原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在本书的序中讲了一件他亲历的事：陈燮阳有意将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曲《古树寻根》改编成管弦乐版，在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季上演，为此，他数次联系赵季平，但因时间紧迫，赵季平没能顾得上。陈燮阳便亲自动手改编。2014年4月16日，他亲自指挥国交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曲，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大获成功。陈燮阳随即将演出视频发给赵季平并去信告诉他演出情况，让赵季平非常感动。而对那些乐坛新人，陈燮阳的关心与帮助往往让他们终生受益。云南青年歌唱家高淑琴去年来“上海之春”音乐节举办独唱音乐会，由陈燮阳指挥上海爱乐乐团伴奏。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与耐心细致的指导很快消除了她的忐忑不安，给了她艺术上的勇气和自信。有一首哈尼族风格的歌曲第一次合排完，陈燮阳说音乐中缺点东西，他想了想补充道，应该加入哈尼族的特色乐器月琴的旋律。但时间不允许再去找人配器，陈燮阳果断地说，乐队、合唱队休息十分钟！然后走下指挥台大步流星来到办公室。五分钟后，陈燮阳亲手写的月琴旋律新鲜出炉，再次合排，音乐焕然一席，变得完美。这一过程中一位指挥大师所体现出的严谨、才华与一丝不苟，让高淑琴敬佩不已。
由于参与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内刊《爱乐者》报的编辑工作，笔者与陈燮阳先生有所接触，深感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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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那独特的“地中海”式的发型、舞台上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以及一台台精彩的音乐会，他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他在倡导音乐评论上的身体力行，让笔者体会尤深。由于在《爱乐者》上开展音乐评论，比较坦率甚至犀利，难免让听惯了歌功颂德的一些人士不舒服，为此有不许《爱乐者》进入演出场所的事发生过，甚至有某院校的官员气势汹汹地要来对簿公堂，等等。可以说，我们给陈先生惹的麻烦不少，但他从未责怪过我们，反而鼓励我们要将音乐评论大胆地坚持下去。他说：“演出机构对一台音乐会演出的宣传是必须的，但音乐评论家就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宣传者的位置上，成为音乐家的个人鼓吹者，他应该绝对无畏地忠实于自己和艺术，保持自己最可贵的独立性品质。”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燮阳所倡导的音乐评论，对人对己，一视同仁。《爱乐者》就多次刊文批评他指挥的音乐会，对他的艺术处理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一次，瑞士某交响乐团的指挥应邀来沪指挥上交演出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和舒曼《春天交响曲》，效果一般，有乐迷在《爱乐者》撰文直陈其弊，并对上交一些乐手的表现提出严厉批评。陈燮阳不护短，在上交的员工大会上读了该文，激励演奏员们引以为戒，奋发向上。
从艺已过50年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指挥家多长寿，托斯卡尼尼、瓦尔特、斯托科夫斯基、朱里尼、切利比达克，莫不如此。指挥台上的陈燮阳，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一如往昔。更重要的是，岁月洗礼，铅华洗尽，他如今指挥出来的音乐更加醇厚、流畅、温暖，给人留下的回味空间更加寥廓悠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