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除非不写，否则就应该面对真实
前几天找小杨要来去年这篇采访的文档。去年夏天，文章登在成都某家房地产公司的高端杂志上，鲜为人知。今年，我的新书出版，自己也得吆喝几声，就跟下面的其他采访和书评放在一起吧。
周成林：除非不写，否则就应该面对真实
文/杨济铭 摄影/冯小平
我们约在星期三下午见面，西御河沿街的一处茶园内。即便先前天阴得好像很快就要落雨，但里面的人声依旧鼎沸。身后的一桌男士正在玩扑克牌，相比其它中老年茶客，显得安静不少。周成林回到成都后，常把下午时间投入到这样的市民生活中。
但他很快又要远行了，下一个目的地是印度。竹椅上正好放着一本前不久他才从网上买来的全英文印度旅行指南，十分厚实。这个旅行计划将伴随着他的第二本文集初稿的完成而启动，他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的第二本书是指即将由中信出版社结集出版、收入“思享家”系列丛书的《爱与希望的小街》。这本10万字左右的新作目前“基本上大局已定”，仍以他写作《考工记》的时代背景为基础，不过描述的对象从亲人转向了他过去的朋友。如若将《考工记》视为周的个人史写作主干，那么《爱与希望的小街》则是这个主干上发散出来的枝桠。
2012年8月出版的《考工记》是周成林的第一本散文集，次年，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评审认为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带给人一种真实的沉重，这是上世纪80年代普通人生命中的沉重…...作者冷峻的笔调让人很难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态来阅读本书。”
早于个人作品的出版，周成林最初是通过译著面向读者的。凭借长达十余年的英文自学，他先后翻译了《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日本日记（上）》《客厅里的绅士》，以及目前不太愿意提及的《世事如斯：奈保尔传》（他甚至不认可这本传记最终由出版社给出的中文定名，并坚持原译名《世事如此：奈保尔正传》）。
V．S．奈保尔是周成林喜爱的作家之一，翻译之前他已读过这位英籍印度裔文学家的几乎所有的原版著作。周成林十分清楚这本传记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意义，遂决定顶着彼时巨大的经济压力，开始着手翻译。期间的无数个日子里，他时常带着笔记电脑和Patrick French写就的原著，坐在成都黄瓦街边的茶铺里，逐字逐句地将英文转换为汉字。然而，过程十分缓慢，他每天顶多能翻译两到三个页码。在极为精细的翻译工作中，他认为《世事如斯》这一书名过于文雅，而奈保尔的文字以简洁平白著称，因此《世事如此》更切合传主的人生及其文字风格。
看过出版社发来的清样后，周成林发现，这些（出版社方面的）修改有的破坏了原著的语调；有的增添了原著没有的语句；有的随意调整句序；有的改动累赘拖沓……随后，他言辞激烈地做出了批评：“除了少量合理的修改，其它修改自以为是，水准低级，极其恶劣，绝对不可接受，也绝对不可原谅。”在他看来，历时近两年翻译完成的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著作，最终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由于在《奈保尔传》的翻译标准上与出版社存在严重分歧，周成林后来公开表示：不对该书的最终翻译负责。对于出版社呈现给读者的内容，周成林无可奈何，他只能通过个人博客发布了两篇《<奈保尔传>的编译问题》，把自己的原译和英文原文以及出版社修改后的内容做了大量对照，并作出说明。
正如他所讲，译事艰难。《奈保尔传》也为他的翻译生涯划上句号。从另一角度分析，周成林觉得中国的读者既可怜又可悲，“他们读着翻译稿酬千字不足百元的译著，一方面心安理得，觉得书价愈便宜愈好，另一方面又不满意现今译著的粗制滥造（这当然也是事实，尤其那些养尊处优但又不负责任的译者或编辑），要求译者都向傅雷和李健吾等前辈看齐，对译者以地摊货的价格售卖瑞士名表见惯不惊。稍有眼界的，知道译著若有问题，责任不完全在于译者，或许原文生涩不那么‘美文’，或许出版社的编辑也有责任。缺少鉴识的，则随意臧否。”
谈及翻译，周成林摊开随身携带的ipad，把前一天他在《纽约书评》电子版上读过的一篇文章于现场进行了展示。这篇文稿中书评人对加缪《局外人》的最新英文译本进行了褒奖，周把其中的一段特意复制了下来，一边在屏幕上移动着手指一边用汉语翻译道：“翻译无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很主观，一个有水准的译者不仅仅要依赖于对语言的理解，或者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字把握，而且需要具备对文本叙事背后看不见的情感和文字肌理的把握能力。”
S=三利荟 Z=周成林
S:从《考工记》里面的文章写作时间来看，很多都是在2004、2007、2008几个年份中完成的，而最后一篇最早是发在《读库》，给人一种时间上的延缓之感。还请谈谈成书的过程。
Z：事先没想到会把它编成一本书。最早的文章是我在青城山上写的，当时写了几篇之后，我觉得可以接着写下去。而且一开始写这些东西时发觉它们跟我以前写的完全不一样，尤其在风格上面，它们会显得平实一些。当时想把这些过去发生的事写出来，是因为自己经过的这些事值得一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读者也会有共鸣。《考工记》前面几篇文章写完以后我逐渐有了信心，陆陆续续又写了很多。
以前我也写过影评，那时候我还处于一种比较粗放的阶段，从《考工记》最初的几篇文章开始，我慢慢找到一点自己的风格，当然仍不成熟。包括这本书出版后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满意，不是因为内容，主要是风格还处在一个转换期。直到现在，我才觉得风格上有自己的东西了，之前写的受人家的影响比较大。
S：你说之前写的东西受了一些影响，是指什么？
Z：2000年我到深圳后才开始正儿八经地写作。当时我还没有转换我的阅读，大概是从2005年起，我的阅读兴趣从中文转向英文，在此之前主要还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激进的变化。
我现在基本以英文阅读为主了，但写作还是用中文。这实际上也很尴尬，到现在如果才开始用英文写作，在我这个年纪稍微晚了一点。在中文写作方面，我已经建立了一定基础，所以我现在只能用英文阅读中文写作。虽然这种状况比较尴尬，也有很多的优势。当你摆脱中文这种语言的熟悉环境，会发现英文写作的世界也很广大，在英文世界汲取的东西，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S：或许从一个读者角度去观察，会认为《考工记》这本书已经将你要记录的那个时代的那些身边故事差不多讲述到头了，但后来你又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写了《爱与希望的小街》。两本书的侧重点有哪些不同？
Z：《考工记》写完我也没觉得完全就可以告一段落。那本书里面写的更多的是亲人，正在筹备出版的《爱与希望的小街》也是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故事不一样。《考工记》我都还认为粗了一点，或者说受传统的影响还多了一点，我后面写的这本书，里面多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它更冷静语言也更简单。
这两本书的不同，主要还是写法和风格的变化，当然也有心态的变化。第一本书的写作无知无觉，这本书则是有知有觉。当然，这不是说有知有觉就不能写出好东西。我个人感觉，新的这本书写得比《考工记》更好。《考工记》里有一些评论，我现在文章里面评论性质的东西更少，因为读者也不是傻瓜，他们会有自己的评论。《考工记》因为写的是自己的亲人，里面会掺杂一些个人情感，不管是好的情感还是不好的情感，都可以写出来。但《爱与希望的小街》涉及到周围的人，如果再那样去写，我觉得对他们不公平。对家人不公平他们或许会原谅你，但对于以前那些朋友，即便我们已经不再来往，但需要给他们一个公平。比如我写《同情兄》，并没有把自己写得很完美高大一切正确。对于过去的事，客观一些更好。
写作它们的过程，因为要把过去的一些事件重新翻出来看，都是很痛苦的。大家都没有原则性地错误，但走到今天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除非不写，否则就应该面对真实。
S:《同情兄》里面有一句，你说，“我那时写东西还不敢面对所有的真实”。
Z：对。当没有完全面对真实的时候，写的东西可能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学，因为他们往往不敢面对真实，只能说是用老道的语言把这些东西巧妙地绕过去了。这不是真正有水准的写作，“虽然真实会让人不快，但你必须面对，”这是奈保尔说的。
S：你的写作内容几乎全是非虚构的，今后也不会涉足小说这个领域？
Z：不可能一辈子都写自己，人的经历再多也有写完的时候。等第二本书出来，我会觉得应该对这种题材的写作告一段落。对身外的世界，我会投入更多的兴趣。虚构写作除非你现在写得已经非常有名气了，或者在商业写作方面取得成功了（比如写穿越小说之类），否则对作者来说是难以为继的。而且时代也在改变阅读趋势，我觉得我若是要去写小说并以此维持生计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个人对真实的东西更有兴趣。比如我要是把《考工记》写成虚构的东西的话，不管书卖得好不好，对读者的吸引力会很小。
S：当然，也有像《威利的中国老婆》这样的作品，来源于生活见闻，但又尝试着注入了一小部分虚构。
Z：你说的这篇最近刊发在《南方都市报》的副刊。这一组文章其实我写完已经好几年了，有四五篇，都是四五千字。这几篇基本上都是半虚构，但也都有真实的来源，有一些是在茶馆里面听到的故事。它们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称为小品吧。我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写作，因为有更多的自由度。
S：是怎样走上翻译这条路的？似乎当前你对这件事已显得心灰意冷，或许是因为《奈保尔传》？
Z: 我自学英语有十多年了，也有超过十年以上的翻译经历。翻译也是个巧合，因为从小对文字就有兴趣，后来又学了英语，加之我开始写作，几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开始翻译一些他人作品了。毕竟，写作不要文凭，翻译也不要文凭。
奈保尔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也许他的一些观点未必让人认同，但他的语言非常好。我之前读的都是他的英文原版，跟读翻译后的有很大区别。当时正好一个朋友推荐了我来翻译，我也考虑了半天，因为这本书确实很厚。《奈保尔传》不像《客厅里的绅士》的文字读上去那样优美有趣，我猜测只有对奈保尔有了解或者做文学研究的人会去读。当时我的经济压力也非常大，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没想到后来出版搞成这个鬼样子。你看它的装帧，一眼就会以为是地摊文学，很遗憾。这也是我最后一本翻译的书了。
S：时下做图书的翻译工作应该是比较艰难的。
Z：我最早翻译《时光中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是在2003年，千字70元。到最后一本书《奈保尔传》，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了，每千字的翻译酬劳大概千字80元。我和我北京的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事，他很惊奇，他说杨绛的翻译稿酬每千字才100元。中间我也翻译过一本《日本日记（上）》，那是我拿的翻译稿酬里最高的，每千字是90元，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日文，我只有找我住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帮忙做义工。后来《日本日记》要翻译下半部，我和他们商量，是否能考虑到我艰难的经济状况而破例——提高稿酬和预付一部分款项。虽然预付在国内没有先例，但在国外是很普遍的。他们后来说，稿酬有上浮空间，但预付免谈。我后来只能推辞了，干脆不译。
我的这个稿酬在翻译行业还算是比较高的。可以想象，一些小出版社连千字60元、70元都达不到，据说前些年也有千字翻译才50元的。如果以这个行当作为生活来源，只有饿死。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读者不见得明白其中的苦衷。
S：去年去东南亚旅行，包括接下来会去的印度，是想追随毛姆、奥威尔和奈保尔的足迹？
Z：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之前对东南亚国家的认知很少，由于翻译毛姆的这本游记（《客厅里的绅士》），也会产生出去看看的想法。去旅行也是一种工作，去寻找一些素材。这次去印度，也不完全是因为奈保尔，而且他笔下的印度，也不能百分之百切合现代。我认为印度虽然跟中国邻近，但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应该去看一下，里面有很多值得一写的内容。估计会去一到两个月。
等我把这本书的初稿写完后，想尽快去印度。这样我可以带着书稿一边旅行一边做必要的修改，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比较轻松和愉快的状态。对我来说，在路上的感觉是十分好的。
S：也就是说今后你的写作将着重放在游记上面？
Z：我不敢肯定，因为旅行范围可大可小，财力也可大可小。我是一个完全不依赖于官方或商业机构的旅行者，能量也有限，所以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做一些旅行。如果某个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出去，我觉得那样也没有多大意思。比如我以前去日本，基本上算是昙花一现浮光掠影。
当然要做一个独立的旅行者兼写作者，在中国，比西方的同行要艰难得多也痛苦得多。但这是现实，你不可能超越现实，除非去改变自己的身份。身份的焦虑肯定有，特别是当你有一定的追求的时候，面对文化你会有很多局限。最大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一本护照。
S：为媒体供稿，是否是一股从侧面推动你去写作的动力？
Z：虽然为一些媒体副刊供稿，但我一般不去赶时髦，比如不会去写马尔克斯去世，哪怕奈保尔死了我也不想写什么东西。如果我去赶这种时髦，可能我会比较有钱，当然也不会发财。或许写出来得到一些钱，但过两年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文字垃圾。有人曾经问奥威尔，为什么写的小说与当时的时局都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一个作家有些事情需要沉淀。赶时髦赶得太急，有时会影响你的判断。写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需要一定时间去思考，如果马上要做出反应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把身份混淆了，很多人喜欢一发生什么事件就开写，不管是文化还是时评，所以专栏作家在我看来是最没有理想的，但他们也是作家中过得相对比较好的。
S：虽然你目前已经不做翻译了，但回头对比翻译和自己的创作，哪一种更具诱惑力？
Z：翻译是给人家做衣服，写自己的东西更愉悦。
周成林：独立作家、译者，成都人，曾居澳门、深圳和云南大理等地，著有文集《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即出），译有《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客厅里的绅士》等，部分文字刊于《南方都市报》、《万象》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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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林：除非不写，否则就应该面对真实
文/杨济铭 摄影/冯小平
我们约在星期三下午见面，西御河沿街的一处茶园内。即便先前天阴得好像很快就要落雨，但里面的人声依旧鼎沸。身后的一桌男士正在玩扑克牌，相比其它中老年茶客，显得安静不少。周成林回到成都后，常把下午时间投入到这样的市民生活中。
但他很快又要远行了，下一个目的地是印度。竹椅上正好放着一本前不久他才从网上买来的全英文印度旅行指南，十分厚实。这个旅行计划将伴随着他的第二本文集初稿的完成而启动，他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的第二本书是指即将由中信出版社结集出版、收入“思享家”系列丛书的《爱与希望的小街》。这本10万字左右的新作目前“基本上大局已定”，仍以他写作《考工记》的时代背景为基础，不过描述的对象从亲人转向了他过去的朋友。如若将《考工记》视为周的个人史写作主干，那么《爱与希望的小街》则是这个主干上发散出来的枝桠。
2012年8月出版的《考工记》是周成林的第一本散文集，次年，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评审认为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带给人一种真实的沉重，这是上世纪80年代普通人生命中的沉重…...作者冷峻的笔调让人很难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态来阅读本书。”
早于个人作品的出版，周成林最初是通过译著面向读者的。凭借长达十余年的英文自学，他先后翻译了《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日本日记（上）》《客厅里的绅士》，以及目前不太愿意提及的《世事如斯：奈保尔传》（他甚至不认可这本传记最终由出版社给出的中文定名，并坚持原译名《世事如此：奈保尔正传》）。
V．S．奈保尔是周成林喜爱的作家之一，翻译之前他已读过这位英籍印度裔文学家的几乎所有的原版著作。周成林十分清楚这本传记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意义，遂决定顶着彼时巨大的经济压力，开始着手翻译。期间的无数个日子里，他时常带着笔记电脑和Patrick French写就的原著，坐在成都黄瓦街边的茶铺里，逐字逐句地将英文转换为汉字。然而，过程十分缓慢，他每天顶多能翻译两到三个页码。在极为精细的翻译工作中，他认为《世事如斯》这一书名过于文雅，而奈保尔的文字以简洁平白著称，因此《世事如此》更切合传主的人生及其文字风格。
看过出版社发来的清样后，周成林发现，这些（出版社方面的）修改有的破坏了原著的语调；有的增添了原著没有的语句；有的随意调整句序；有的改动累赘拖沓……随后，他言辞激烈地做出了批评：“除了少量合理的修改，其它修改自以为是，水准低级，极其恶劣，绝对不可接受，也绝对不可原谅。”在他看来，历时近两年翻译完成的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著作，最终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由于在《奈保尔传》的翻译标准上与出版社存在严重分歧，周成林后来公开表示：不对该书的最终翻译负责。对于出版社呈现给读者的内容，周成林无可奈何，他只能通过个人博客发布了两篇《<奈保尔传>的编译问题》，把自己的原译和英文原文以及出版社修改后的内容做了大量对照，并作出说明。
正如他所讲，译事艰难。《奈保尔传》也为他的翻译生涯划上句号。从另一角度分析，周成林觉得中国的读者既可怜又可悲，“他们读着翻译稿酬千字不足百元的译著，一方面心安理得，觉得书价愈便宜愈好，另一方面又不满意现今译著的粗制滥造（这当然也是事实，尤其那些养尊处优但又不负责任的译者或编辑），要求译者都向傅雷和李健吾等前辈看齐，对译者以地摊货的价格售卖瑞士名表见惯不惊。稍有眼界的，知道译著若有问题，责任不完全在于译者，或许原文生涩不那么‘美文’，或许出版社的编辑也有责任。缺少鉴识的，则随意臧否。”
谈及翻译，周成林摊开随身携带的ipad，把前一天他在《纽约书评》电子版上读过的一篇文章于现场进行了展示。这篇文稿中书评人对加缪《局外人》的最新英文译本进行了褒奖，周把其中的一段特意复制了下来，一边在屏幕上移动着手指一边用汉语翻译道：“翻译无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很主观，一个有水准的译者不仅仅要依赖于对语言的理解，或者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字把握，而且需要具备对文本叙事背后看不见的情感和文字肌理的把握能力。”
S=三利荟 Z=周成林
S:从《考工记》里面的文章写作时间来看，很多都是在2004、2007、2008几个年份中完成的，而最后一篇最早是发在《读库》，给人一种时间上的延缓之感。还请谈谈成书的过程。
Z：事先没想到会把它编成一本书。最早的文章是我在青城山上写的，当时写了几篇之后，我觉得可以接着写下去。而且一开始写这些东西时发觉它们跟我以前写的完全不一样，尤其在风格上面，它们会显得平实一些。当时想把这些过去发生的事写出来，是因为自己经过的这些事值得一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读者也会有共鸣。《考工记》前面几篇文章写完以后我逐渐有了信心，陆陆续续又写了很多。
以前我也写过影评，那时候我还处于一种比较粗放的阶段，从《考工记》最初的几篇文章开始，我慢慢找到一点自己的风格，当然仍不成熟。包括这本书出版后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满意，不是因为内容，主要是风格还处在一个转换期。直到现在，我才觉得风格上有自己的东西了，之前写的受人家的影响比较大。
S：你说之前写的东西受了一些影响，是指什么？
Z：2000年我到深圳后才开始正儿八经地写作。当时我还没有转换我的阅读，大概是从2005年起，我的阅读兴趣从中文转向英文，在此之前主要还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激进的变化。
我现在基本以英文阅读为主了，但写作还是用中文。这实际上也很尴尬，到现在如果才开始用英文写作，在我这个年纪稍微晚了一点。在中文写作方面，我已经建立了一定基础，所以我现在只能用英文阅读中文写作。虽然这种状况比较尴尬，也有很多的优势。当你摆脱中文这种语言的熟悉环境，会发现英文写作的世界也很广大，在英文世界汲取的东西，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S：或许从一个读者角度去观察，会认为《考工记》这本书已经将你要记录的那个时代的那些身边故事差不多讲述到头了，但后来你又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写了《爱与希望的小街》。两本书的侧重点有哪些不同？
Z：《考工记》写完我也没觉得完全就可以告一段落。那本书里面写的更多的是亲人，正在筹备出版的《爱与希望的小街》也是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故事不一样。《考工记》我都还认为粗了一点，或者说受传统的影响还多了一点，我后面写的这本书，里面多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它更冷静语言也更简单。
这两本书的不同，主要还是写法和风格的变化，当然也有心态的变化。第一本书的写作无知无觉，这本书则是有知有觉。当然，这不是说有知有觉就不能写出好东西。我个人感觉，新的这本书写得比《考工记》更好。《考工记》里有一些评论，我现在文章里面评论性质的东西更少，因为读者也不是傻瓜，他们会有自己的评论。《考工记》因为写的是自己的亲人，里面会掺杂一些个人情感，不管是好的情感还是不好的情感，都可以写出来。但《爱与希望的小街》涉及到周围的人，如果再那样去写，我觉得对他们不公平。对家人不公平他们或许会原谅你，但对于以前那些朋友，即便我们已经不再来往，但需要给他们一个公平。比如我写《同情兄》，并没有把自己写得很完美高大一切正确。对于过去的事，客观一些更好。
写作它们的过程，因为要把过去的一些事件重新翻出来看，都是很痛苦的。大家都没有原则性地错误，但走到今天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除非不写，否则就应该面对真实。
S:《同情兄》里面有一句，你说，“我那时写东西还不敢面对所有的真实”。
Z：对。当没有完全面对真实的时候，写的东西可能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学，因为他们往往不敢面对真实，只能说是用老道的语言把这些东西巧妙地绕过去了。这不是真正有水准的写作，“虽然真实会让人不快，但你必须面对，”这是奈保尔说的。
S：你的写作内容几乎全是非虚构的，今后也不会涉足小说这个领域？
Z：不可能一辈子都写自己，人的经历再多也有写完的时候。等第二本书出来，我会觉得应该对这种题材的写作告一段落。对身外的世界，我会投入更多的兴趣。虚构写作除非你现在写得已经非常有名气了，或者在商业写作方面取得成功了（比如写穿越小说之类），否则对作者来说是难以为继的。而且时代也在改变阅读趋势，我觉得我若是要去写小说并以此维持生计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个人对真实的东西更有兴趣。比如我要是把《考工记》写成虚构的东西的话，不管书卖得好不好，对读者的吸引力会很小。
S：当然，也有像《威利的中国老婆》这样的作品，来源于生活见闻，但又尝试着注入了一小部分虚构。
Z：你说的这篇最近刊发在《南方都市报》的副刊。这一组文章其实我写完已经好几年了，有四五篇，都是四五千字。这几篇基本上都是半虚构，但也都有真实的来源，有一些是在茶馆里面听到的故事。它们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称为小品吧。我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写作，因为有更多的自由度。
S：是怎样走上翻译这条路的？似乎当前你对这件事已显得心灰意冷，或许是因为《奈保尔传》？
Z: 我自学英语有十多年了，也有超过十年以上的翻译经历。翻译也是个巧合，因为从小对文字就有兴趣，后来又学了英语，加之我开始写作，几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开始翻译一些他人作品了。毕竟，写作不要文凭，翻译也不要文凭。
奈保尔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也许他的一些观点未必让人认同，但他的语言非常好。我之前读的都是他的英文原版，跟读翻译后的有很大区别。当时正好一个朋友推荐了我来翻译，我也考虑了半天，因为这本书确实很厚。《奈保尔传》不像《客厅里的绅士》的文字读上去那样优美有趣，我猜测只有对奈保尔有了解或者做文学研究的人会去读。当时我的经济压力也非常大，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没想到后来出版搞成这个鬼样子。你看它的装帧，一眼就会以为是地摊文学，很遗憾。这也是我最后一本翻译的书了。
S：时下做图书的翻译工作应该是比较艰难的。
Z：我最早翻译《时光中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是在2003年，千字70元。到最后一本书《奈保尔传》，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了，每千字的翻译酬劳大概千字80元。我和我北京的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事，他很惊奇，他说杨绛的翻译稿酬每千字才100元。中间我也翻译过一本《日本日记（上）》，那是我拿的翻译稿酬里最高的，每千字是90元，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日文，我只有找我住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帮忙做义工。后来《日本日记》要翻译下半部，我和他们商量，是否能考虑到我艰难的经济状况而破例——提高稿酬和预付一部分款项。虽然预付在国内没有先例，但在国外是很普遍的。他们后来说，稿酬有上浮空间，但预付免谈。我后来只能推辞了，干脆不译。
我的这个稿酬在翻译行业还算是比较高的。可以想象，一些小出版社连千字60元、70元都达不到，据说前些年也有千字翻译才50元的。如果以这个行当作为生活来源，只有饿死。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读者不见得明白其中的苦衷。
S：去年去东南亚旅行，包括接下来会去的印度，是想追随毛姆、奥威尔和奈保尔的足迹？
Z：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之前对东南亚国家的认知很少，由于翻译毛姆的这本游记（《客厅里的绅士》），也会产生出去看看的想法。去旅行也是一种工作，去寻找一些素材。这次去印度，也不完全是因为奈保尔，而且他笔下的印度，也不能百分之百切合现代。我认为印度虽然跟中国邻近，但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应该去看一下，里面有很多值得一写的内容。估计会去一到两个月。
等我把这本书的初稿写完后，想尽快去印度。这样我可以带着书稿一边旅行一边做必要的修改，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比较轻松和愉快的状态。对我来说，在路上的感觉是十分好的。
S：也就是说今后你的写作将着重放在游记上面？
Z：我不敢肯定，因为旅行范围可大可小，财力也可大可小。我是一个完全不依赖于官方或商业机构的旅行者，能量也有限，所以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做一些旅行。如果某个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出去，我觉得那样也没有多大意思。比如我以前去日本，基本上算是昙花一现浮光掠影。
当然要做一个独立的旅行者兼写作者，在中国，比西方的同行要艰难得多也痛苦得多。但这是现实，你不可能超越现实，除非去改变自己的身份。身份的焦虑肯定有，特别是当你有一定的追求的时候，面对文化你会有很多局限。最大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一本护照。
S：为媒体供稿，是否是一股从侧面推动你去写作的动力？
Z：虽然为一些媒体副刊供稿，但我一般不去赶时髦，比如不会去写马尔克斯去世，哪怕奈保尔死了我也不想写什么东西。如果我去赶这种时髦，可能我会比较有钱，当然也不会发财。或许写出来得到一些钱，但过两年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文字垃圾。有人曾经问奥威尔，为什么写的小说与当时的时局都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一个作家有些事情需要沉淀。赶时髦赶得太急，有时会影响你的判断。写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需要一定时间去思考，如果马上要做出反应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把身份混淆了，很多人喜欢一发生什么事件就开写，不管是文化还是时评，所以专栏作家在我看来是最没有理想的，但他们也是作家中过得相对比较好的。
S：虽然你目前已经不做翻译了，但回头对比翻译和自己的创作，哪一种更具诱惑力？
Z：翻译是给人家做衣服，写自己的东西更愉悦。
周成林：独立作家、译者，成都人，曾居澳门、深圳和云南大理等地，著有文集《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即出），译有《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客厅里的绅士》等，部分文字刊于《南方都市报》、《万象》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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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5-12-11 11:5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