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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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集义
　　《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革命极其重要的一部文献。原稿经过曾国藩删改，删掉的文字达五千多字，改动的地方亦复不少。1944年我在湘乡“曾富厚堂”获见原稿真迹，将删改部分校正补抄，并将重要部分摄成照片，先后经罗尔纲先生笺证四版出书和梁岵庐先生整理印行，这部沉埋百年的忠王自述才得以“庐山真面目”和世人见面。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为了扩大流传，将我的《校补本》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同时又将《校补本》抄录交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排印发行。这么一来，这部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史料算是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毫无疑义，这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人们所极表欢迎的一桩事情。
　　自从罗尔纲先生《笺证本》发表后，在史学界曾引起过关于忠王自述的真伪问题和忠王写自述的动机问题的热烈争论。不少的人认为自述原稿确是忠王亲笔真迹无疑，决不是曾国藩所伪造。而忠王之所以写这部自述也一定有他的目的，主要是想争取曾国藩把对内残杀的矛头转而对外斗争；同时怀着万一不死、重振革命大业的希望；并总结太平天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些推论在自述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已足以令人信服，我不拟多所论列。只是曾国藩为什么要删改忠王自述这个问题，过去谈的人还不多，我以为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有加以探索的必要。
　　曾国藩在忠王自述《批记》中说：“……其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其余虽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从我校补回来的五千多字来看，曾国藩在好些地方确是按照着他自己所定的原则去从事删改的；但有许多地方又不尽然。为什么曾国藩要删改这些内容呢?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第一，忠王在自述中，恭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词句确实不少，如“中堂(曾国藩)运筹良才，九帅(曾国荃)精功智才韬略，将相勤劳，……”，“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曾国荃)智才爱众，惜士恩良。……”之类的话随处而有。忠王这样地颂谀敌人，诚然是一大污点，我们不必为他掩饰。但从他革命的一生，直到他被执后的表现，(忠王被执后，曾对持锥刺他的股的曾国荃斥责说：“老九!何为如此!各人做各人事，何须生气!”又对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作过“死耳”的表示。在自述里也写有“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词句。)足以证明忠王决不是象曾国藩所诬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那样的人，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希冀万一达到他的某种政治目的，这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这么一来，却深深地触犯了曾国藩的忌讳。所以凡是这样的词句，曾国藩几乎都把它删去。如果我们认为是曾国藩撝谦自居，那就错了。大家都知道，满族入关，用武力征服汉人，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从此中央及地方的军政大权主要掌握在满人之手，汉族人员不但受不到信任，而且常被排挤歧视，这里面充满着各种矛盾。即以曾国藩本人而论，尽管他死心塌地甘作奴才，但满清统治者对他怎样呢?薛福成《庸盦笔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咸丰初……粤贼之踞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攻武昌，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奕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祁寯藻)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这算是曾国藩倒霉，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其后，清朝政府在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之后，政权已摇摇欲坠，而曾国藩这个奴才又组成了湘军，积累了一些本钱，清廷才不得不给他一定权力，靠他支撑半壁江山，最后还任他为两江总督，总算对他有了信任；但满人并不因此对他减少猜忌，这，曾国藩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的一生始终以一个驯服的奴才相出现，不仅对清朝主子极尽恭顺的能事，就是对满族大员也莫不如此。范文澜先生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中指出他办团设“发审局”依靠了满人裕麟；练乡勇遭到绿营将领(多是满人)猛烈反抗，乃用色钦额总管营务，保举塔齐布升任湘军大将；塔齐布死后，特别尊祟多隆阿，曾一度推他做统帅，指挥湘军大将攻安徽陈玉成军。因此范老得出结论：“曾国藩反革命事业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于争取满洲皇族的信任。”这是一点不错的。曾国藩这种奴才作风，当他摧残了太平天国革命、攻陷天京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曾经读过一些中国旧书的曾国藩，他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他也想到“狡兔死、走狗烹”的结果，他深知本来对他有所猜忌的清朝皇帝将因他的“功劳”愈大、实力愈大而猜忌愈大，说不定还有杀身灭族之祸。所以，南京一被攻下，他一面叫曾国荃辞职回乡(当然还有因为抢掠吞没财宝受到各方面攻击的原因)，一面裁撤乡勇以示无他。象这样一个奴才相十足的曾国藩，试想那个时候有人对他“歌功颂德”，而这些“歌功颂德”的话又出于敌方领袖之口，他不害怕吗?他不害怕清朝主子怀疑他和敌人勾结一气吗?所有这些，就是他不得不删的道理；也许曾国藩以为这是“明哲保身”之计，但却充分暴露了他跟满清主子之间的深刻矛盾和活现出一副奴才的可怜相。正如范老所说：“曾国藩力求取得满族统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杀汉族人民，就是小事细节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第二，自述中不利于清军，首先不利于曾国藩弟兄和有利于太平天国的地方多被删掉。比如，当太平军攻克南京时，忠王对太平军军纪有很生动的叙述：“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沓(踏)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曾国藩把它删掉。因为他很了解，如果让它过分称道太平军的纪律严明，相形之下，就会更加显出湘军军纪的败坏。因此，必须删去。又如，在力战桐城时忠王写道：“每日交锋，军炮不息，那时清朝帅士每日万余与我见仗，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余重(座)，我止一孤城，城外营盘三座，力战力敌，是以保固桐城。”这一段话充分暴露出清军的无能与太平军的英勇，面子攸关，非删不可。这是重要的史实，只因曾国藩怕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于反革命不利，故把它删掉。再如，忠王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而写成的《天朝十误》，这本来是忠王写自述的一个苦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它不仅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深刻教训，而且可以使后来的革命运动有所鉴戒，这对革命方面来说是有利的，对反革命方面则是不利的，所以曾国藩把它全部删掉，甚至连自述里面好几处有关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叙述都删得一干二净。从此可以认识到，反革命分子不但要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且还要使革命永远失败下去，用心是很恶毒的。此外，已有人指出，忠王被执时这样写着：“……那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被两国(个)奸民拿获，解送前来。”明明忠王是被两个奸民出卖，然后解送曾营的，但曾国藩把“两国(个)奸民”改为“曾帅追兵”。这一改，狡猾的曾国藩实大有真意在：一方面是为了掩过；一方面是为了冒功。因为天京陷落，在反革命方面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捉到忠王，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曾国藩及其走狗捉到了忠王就可以向清政府报大功；如果捉不到忠王，就有罪过；如果捉到忠王，而捉住忠王的不是他的部下，他也就没有功。”实际上，忠王虽被捉到了，但捉到他的不是曾部，而是两个奸民，这个事实对曾国藩是过不去的；何况，曾国藩已经虚报清廷说忠王是肖孚泗亲自搜出的，这么一来，不但无功可言，反而有欺君罔上之罪，因此他非改不可。经过这么改动，曾国藩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了。还有，在自述原稿《天朝十误》第十条写着：“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起，而性命无涯。”曾国藩把这一条全部勾去，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一处的改动很明显是为了掩饰曾国荃部久攻天京不下的罪过。曾国荃围攻天京二年以上，病死二万，战死八、九千人，师老无功，清廷屡次督责，并命李鸿章带兵往助，虽因曾国藩力拒而止，由曾国荃竟其全功，但这一件事他是耿耿于怀的。现在这么一改，就大可解嘲一番：天京迟迟未能攻下，并不是作战不力，而是太平天国方面扯动了各处兵马全力来保守的缘故；结果还是攻下了，也就越加显得自己弟兄们艰苦作战的功劳。总之，老奸巨猾的曾国藩只要认为对革命有利、对自己不利和对反革命不利的地方，是丝毫也不会放过的，在他删改的几千字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得出来。曾国藩所谓“其余……概不删改，以存其真”的鬼话是完全骗人的。
　　第三，在自述中属于《保民赦降》这一部分也被全部删掉了。这主要是《招降十要》部分。忠王从保存革命实力或者保全旧部生命这一动机出发，劝曾国藩“要恩准两广之人勿杀，给票其回，或散作生意”，“将南京城内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亭(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人]具(俱)赦，仍旧为民。”他恐怕曾国藩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于是抬出“保民为乐”来打动曾国藩，同时又警告说：“用仁爱为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杀为威，杀之不尽”，“其等在外路阔，……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他并要求曾国藩让他“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招降之事。应该看到，忠王这样做是有他的想法的，但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尽管忠王怎么想和怎么讲，丝毫也不能打动专以残杀革命分子和善良人民并以他们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屠夫曾国藩。当忠王被杀害后，曾国藩复陈清廷奏折还说：“臣窃谓该逆(指忠王)断无赦理，江西、湖北各贼股亦断无凭该逆尺书全部就抚之理。”曾国藩、曾国荃攻下南京时还不打自招地承认：“……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至于杀降更是曾国藩、李鸿章之流的“拿手好戏”。李鸿章在苏州骗杀了天朝六个降王和四个降将，犹得意忘形地说什么“稍可自娱”、“少惬意”，真正是残忍透顶!其后，太平天国诸将或被俘或迫降，亦莫不一一惨遭杀害，士兵被杀害的更不计其数。忠王所寄托于刽子手曾国藩“保民赦降”的希望，当然是落空了。但是，在忠王仁慈爱民的主张对照之下，更加暴露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揭露了他们的残忍本质，狠狠地给他们以无情的讽刺和鞭鞑。象这一段适足以彰己恶的文字，曾国藩是不能让它公开出去的，因此必须删掉。
　　第四，忠王在自述的最后部分郑重地向曾国藩提出“要防鬼反为先”的意见，他肯定地认为“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应趁“今其未动，早定计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炮回”，照样制造，教练炮手，准备“与洋鬼子争衡”，并强调说“与其有争是定(与洋鬼子一定有战争)”。本来，反对外国侵略，是太平天国坚定不移的立场，也是太平天国革命超出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革命的地方。在这里，忠王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情：“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民族大义凛然，足令专以勾引外国势力、镇压国内革命运动为能事的汉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辈愧死!忠王虽以“防鬼”之说反复谕说曾国藩，想把对内斗争的矛头转而对外，得以继续贯彻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政策，但在清朝主子“宁赠友邦、勿与家奴”(那拉后语)的媚外思想指导之下，而曾经依靠过洋人华尔、戈登之流组织的所谓“常胜军”打击了太平军的曾、左、李辈又是生成一副奴颜婢膝的汉奸相，方以卖国求荣为得计，是不会接受忠王的意见的；不但不能接受，就是听起来也要掩耳却走的。若说要把这些话公开发表，得罪了外国主子，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大逆不道的事情，无论如何是曾国藩辈所不能做、所不敢做的。所以这一部分他们必须删去。所幸这部分材料在原稿中仍获保存下来，《校补本》补抄发表，使百年以后对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侵略的坚定政策有更明确的认识，而忠王忍死须臾犹不忘情于向反动头子作“防鬼反”的宣传，作无望的争取工作，他的“铁胆忠肝”愈益为后人所钦敬，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革命史和忠王革命的一生最光荣的一页!
　　总而言之，曾国藩不仅摧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杀害了太平天国革命领袖，而且还删毁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他的滔天罪行是无可饶恕的!郭沫若先生在《校补本》序言上写道：“奴才自昔横于主，毁了忠王更毁书!”真可谓慨乎言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