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上的作家

有种眼红，叫做别人的年会。现金必是十万+，旅游必去美利坚，车子要送特斯拉。而自己却只能在席间紧紧捏着老板抛撒的一方薄薄红包，无人时打开——一百，不谢。
去年我却有幸参加了一次别人的年会。这是家小影视公司，全部员工加上客人坐了三桌。不过由于是影视行业，所以颜值不低，气氛浮夸，也算不虚此行。我年纪轻轻被安排坐在了首桌，乃是因为与主人同乡的缘故。破天荒地，第一轮我就抽中了奖品，一时间合影留念，宾主尽欢。
然而左右都是长者，我极不自在。主人再三提点我，左首的那位是同乡文学前辈，曾获老舍文学奖，你们可多交流。而我素不爱恭维人，也不知如何与作家交流，便只是吃菜。席间聊完电影便开始聊上新三板了，我更加透明起来。
不过我发现左边的作家非常的朴实。我每每夹菜，他总要让，若是自己夹完，也会提醒我夹，然后再不多一言。如此酒过三巡，一位英俊的青年编剧带着自己的模特女友前来敬酒。模特身材惹火模样诱人，主人起身带着酒意再三对青年编剧煽情地说道：保护好她。保护好她。
而我夹菜的视线刚好与她的短裙相齐，我想，这样短的裙子，恐怕谁也保护不了她了吧。
这场热闹的年会不知何时才结束，而菜也要吃完了。主人已经第三次对我提起“老舍文学奖”，也再三对作家言及了我编剧的身份。作为客套，我只好问了左首的作家：毛老师，您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
作家一愣，有些羞赧。
我有些困惑，您都是“老舍文学奖”得主了，谈起创作当是眉飞色舞的，怎么是这种羞惭的表情呢？
但作家还是克服了窘迫说：我最近在写我的一天。写我卖鞋的那些事儿。
我有些恍惚：卖鞋？由来民谣歌手爱扮落拓，而这又唱的哪一出？
作家：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底层人民。我的职业是卖鞋的。
我只好生硬的接下去：您在哪儿卖鞋？卖的什么鞋？
作家：就是最普通的鞋，我在前门那边。
我：那里现在可是文化街。
作家连连否认：不是什么跟文化有关的，就是老百姓穿的鞋，我一直卖鞋，在老家就卖，已经几十年了。我写作也就写我们最底层的生活，最近写的就是我们生意人的一天，从一早上进货写起，写到晚上关门，一分钟都不能歇的一天。
在“新三板”的背景音里，我有些不是滋味儿，却客套道：听起来真有意思。
作家立马兴奋起来，这才绽放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神采：你真觉得有意思？太好了！有很多人说我写的东西不好看，没有阳光。看了心里难受，让我别写。
他的神色又有些低落，变得严肃起来：但我后来想明白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追求的是阳光、是欢乐。但对于我们底层人民来说，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能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很多人一辈子的每一天就是像我写的这样，从早忙到黑——一辈子都是没有阳光的。
我被这样的自述说楞了，接着提了一个俗套的问题：那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呢？
作家这又得意起来（我发现他的情绪很天真，和小孩一样）：我呀，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写，我们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他跟我说，我只要坚持五年，就一定能发表。我听了他的，一直坚持写作。不过，我用了三年就发表了（他笑得露出了牙）。后来我在老家开店总是被工商税务欺负，这个赶我那个赶我，我就干脆到了北京。我想着武汉也能发展文学，但还是比不上北京。我就把我的鞋店搬到了北京。《北京文学》的编辑很喜欢我的作品，他们让我多写，可我写不出来，我一定要用生命写我的作品，我写的全都是真事儿。一句假话也没有。编辑劝我虚构，让我多发表，赚稿费。我就不虚构，不是真事儿我不写。
聊新三板的客人们都有些高了，互相吹擂得更欢。我却看到了一个快老的小老头的坚定。他其实并不是很老，但由于“底层人民”的操劳，他的模样已像个小老头儿了。
他说这话时两眼闪着清澈的光，看我像小孩遇到知己。这神色在霾都也真是少见了，或许真的因为这作家是底层人民吧。
我：您的作品，在网上可以看到吗？
作家：在我邮箱里——你这个手机能上网吧？
我：可以。
我没想到他还知道智能手机，挺潮。
作家指挥着我：你进一下163的邮箱。
我：好。
网络不太好，我好不容易打开163邮箱。
“密码是000，1234567！”他大声说。
我就这样进入了他的邮箱。
里面是他近来的作品，和编辑的回复。
“回去慢慢看！”他笑着说。
“毛老师，一会儿您怎么回去？”客人们东倒西歪，纷纷告退了，我想着此地离前门甚远，虽然绕路，我倒不妨驱车送一程。虽然我素来是很懒的。
“我很方便，我骑我进货的电动车来的，一会儿就回去了。”他欣快地说。
“天气这么冷，真的方便吗？”
“一点也不冷，我先走啦！”他高兴地离开了。
从那个晚上起，我对“底层人民”产生了无限好奇，也试图在我的祖辈中找到底层人民，但他们都还算不上。后来我想到了这样的标准，那就是他们是否有资格讨论生活的阳光。如果没有，那么他们就是底层人民，因为阳光不曾穿透上层人群抵达他们的领空。
对于他们来讲，我们披戴着阳光，而他们唯有披星戴月。是什么让我们生而在他们之上——莫非因为我们曾吃得苦中苦，故而为人上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