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与追忆 ——浅谈王安忆其人其文
"我读书是看一本扔一本……被抛弃被遗忘的一闪念，实际上是一座桥梁，它将我们渡向彼岸——那更完美、更长久的存在。秋叶凋落了，树却添上了年轮。” ——王安忆
我庆幸自己最初接触王安忆的作品，并非《小鲍庄》、也不是《长恨歌》，而是《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
以我年少时的领悟力，不会明白《小鲍庄》此等寻根文学的“原罪”意识。后来因作者是王安忆，才会一读再读，慢慢看出《小鲍庄》里有两个主要的意象，一是包容一切、吞吐一切、破坏一切、成就一切的“水”，小鲍庄因水得名，因水遭灾，因水改变；二是时隐时现，如有人性、有生命的“货郎鼓”的声音，货郎鼓维系了小鲍庄和小冯庄，维系着人们的情感。感觉文章虽简短但构思奇特，始终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神秘气息。
而在《长恨歌》中，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不必揣度她写来如何的呕心沥血，读来也是煞费心力。作者目的或许只有一个：衬托女主角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于是她娓娓道来，弦音顿挫，低回慢转，到最后却是洗尽铅华，曲终人散，徒留虚无。
历史的沉淀，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那些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才能慢慢悟到。
而《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则要平实明了的多。
在《伤心太平洋》中，王安忆平静、客观的以不断插入叙述的方式，完整地展现了父亲的家族史，同时写出新加坡从卑微、伤痕累累走向繁华的过程，宏大壮阔的历史叙事中又有着强烈的抒情和浓郁的诗意，展现了一代华裔的海外生活和心路历程。当年读来就可谓一气呵成，欲罢不能，重读感觉还是如此。
《纪实与虚构》则道尽了小说家无中生有、又由有而无的语言。从自我创造到自我抹消，期间的痛苦，尤其是面对、描画、接触现实所带来的痛感，又有谁能够明白？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等人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于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大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于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就其本质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追忆，且是对一切流逝的追忆。但是在虚构的文体中，事实被有意识地筛选而遮蔽。
王安忆在作品中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她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骤然间来到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英雄气十足。为使血缘祭奠至我，我小心翼翼又大胆妄地越朝越代，九死一生。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也是个伤脑筋的工程。我还是采取这城市教给我的归纳方式，将社会关系归为几种。这关系有时很不好分，它错综复杂，盘根交节。我希望这两类关系放在一起有一种美丽的形式，后来我设计那纵向的关系如一棵一树，那横向的关系如周转的水波，一圈一圈荡漾开来。这是一幅田园风景。”
这样的文字，冷静、细致而又大气磅礴，令人不由得一读再读，低回不已。
我饶有兴趣的看她几个时期的照片，专注她的眼神（从未如此关注一个作家），少女时代明媚清丽带有些许青涩，但毫不胆怯；青春时代不加雕饰，挺拔如白杨树，目光凛冽，仿佛洞悉一切；中年以后身形依然挺拔，沧桑的面容，目光炯炯，让人没来由的感动。
继而有兴趣作家的生平，王安忆的人生经历很简单，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22岁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在乐队拉大提琴，27岁与李章结婚。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81年，因旺盛的创作欲以及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在上海作家中，王安忆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早慧而勤奋的她不断地超越自我，开掘出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丰沛源泉。
说她是文学界的王菲毫不为过，的确高冷，她的不断给人惊喜的写作，她的寂寞独行的探索，她对文学时尚、媒体喧嚣冷静断然的处置方式，都让她的读者既钦佩又捉摸不定。钦佩的是她的才气，她的探索勇气，她对严肃文学的执著；捉摸不定的是她的“傲气”，她的拒绝“热闹”的姿态，她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冷然……
不愿重复自己，拒绝时尚和喧嚣，对写作以外的东西不善经营，喜欢精神历险，敏感、多思、谨慎……总之在很多人眼里，王安忆无法归位，王安忆特立独行，王安忆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
王安忆曾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
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
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岁末年初，关注王安忆，其实是在关注时空、人生、理想、美和信念。
她在《纪实与虚构》中道"街道的美丽就在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变成具体的实物，它给无形的东西做成了一个盛器，使之变成有形的了。比如阳光，还比如电——那本来在雷雨之夜转瞬即逝的东西，在此成为辉煌的装饰，这使世界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再比如空间，街道具有给空间命名的特性，本来‘混沌’无状的空间被街道切割得又整齐又清楚，好辨别好称呼。……这使人认识世界有了现实的依凭。"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她从文化历史的范畴进一步推广到抽象的层面："时间和空间一样，都凭着以往现成的经验形成概念，形成了这个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她断言"空间是时间的盛器。"由此推衍到时间的本质：“时间以流逝的状态附着在一些实物上，像它呈现丧失的本质，这些实物使时间显形了。”
“我这才发现时间的无情，它不疾不徐地走着自己的路，显然不顾在它上面发生了什么变故。”在回忆自己患病的感觉时：“我日日哭泣，什么都是分崩离析。空间、时间、身体，什么都破碎了，不成行，布着裂纹，锐利地反射光芒。”这种感觉我们都体味过吧。
“生长的欲望，最终规划了时空，克服了这两者的虚空感。”由此，两种本质不同的时间形式，紧密地扭结在一起。
王安忆以这样的时空辩证，完成了她所有创作中最基本的认定。宇宙、自然、生命、人，都在看似虚空的缥缈中，重新回归最原始的秩序。
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而我们在王安忆流逝与追忆交织的时间形式中，看到了最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核。
我庆幸自己最初接触王安忆的作品，并非《小鲍庄》、也不是《长恨歌》，而是《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
以我年少时的领悟力，不会明白《小鲍庄》此等寻根文学的“原罪”意识。后来因作者是王安忆，才会一读再读，慢慢看出《小鲍庄》里有两个主要的意象，一是包容一切、吞吐一切、破坏一切、成就一切的“水”，小鲍庄因水得名，因水遭灾，因水改变；二是时隐时现，如有人性、有生命的“货郎鼓”的声音，货郎鼓维系了小鲍庄和小冯庄，维系着人们的情感。感觉文章虽简短但构思奇特，始终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神秘气息。
而在《长恨歌》中，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不必揣度她写来如何的呕心沥血，读来也是煞费心力。作者目的或许只有一个：衬托女主角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于是她娓娓道来，弦音顿挫，低回慢转，到最后却是洗尽铅华，曲终人散，徒留虚无。
历史的沉淀，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那些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才能慢慢悟到。
而《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则要平实明了的多。
在《伤心太平洋》中，王安忆平静、客观的以不断插入叙述的方式，完整地展现了父亲的家族史，同时写出新加坡从卑微、伤痕累累走向繁华的过程，宏大壮阔的历史叙事中又有着强烈的抒情和浓郁的诗意，展现了一代华裔的海外生活和心路历程。当年读来就可谓一气呵成，欲罢不能，重读感觉还是如此。
《纪实与虚构》则道尽了小说家无中生有、又由有而无的语言。从自我创造到自我抹消，期间的痛苦，尤其是面对、描画、接触现实所带来的痛感，又有谁能够明白？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等人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于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大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于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就其本质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追忆，且是对一切流逝的追忆。但是在虚构的文体中，事实被有意识地筛选而遮蔽。
王安忆在作品中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她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骤然间来到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英雄气十足。为使血缘祭奠至我，我小心翼翼又大胆妄地越朝越代，九死一生。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也是个伤脑筋的工程。我还是采取这城市教给我的归纳方式，将社会关系归为几种。这关系有时很不好分，它错综复杂，盘根交节。我希望这两类关系放在一起有一种美丽的形式，后来我设计那纵向的关系如一棵一树，那横向的关系如周转的水波，一圈一圈荡漾开来。这是一幅田园风景。”
这样的文字，冷静、细致而又大气磅礴，令人不由得一读再读，低回不已。
我饶有兴趣的看她几个时期的照片，专注她的眼神（从未如此关注一个作家），少女时代明媚清丽带有些许青涩，但毫不胆怯；青春时代不加雕饰，挺拔如白杨树，目光凛冽，仿佛洞悉一切；中年以后身形依然挺拔，沧桑的面容，目光炯炯，让人没来由的感动。
继而有兴趣作家的生平，王安忆的人生经历很简单，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22岁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在乐队拉大提琴，27岁与李章结婚。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81年，因旺盛的创作欲以及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在上海作家中，王安忆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早慧而勤奋的她不断地超越自我，开掘出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丰沛源泉。
说她是文学界的王菲毫不为过，的确高冷，她的不断给人惊喜的写作，她的寂寞独行的探索，她对文学时尚、媒体喧嚣冷静断然的处置方式，都让她的读者既钦佩又捉摸不定。钦佩的是她的才气，她的探索勇气，她对严肃文学的执著；捉摸不定的是她的“傲气”，她的拒绝“热闹”的姿态，她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冷然……
不愿重复自己，拒绝时尚和喧嚣，对写作以外的东西不善经营，喜欢精神历险，敏感、多思、谨慎……总之在很多人眼里，王安忆无法归位，王安忆特立独行，王安忆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
王安忆曾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
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
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岁末年初，关注王安忆，其实是在关注时空、人生、理想、美和信念。
她在《纪实与虚构》中道"街道的美丽就在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变成具体的实物，它给无形的东西做成了一个盛器，使之变成有形的了。比如阳光，还比如电——那本来在雷雨之夜转瞬即逝的东西，在此成为辉煌的装饰，这使世界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再比如空间，街道具有给空间命名的特性，本来‘混沌’无状的空间被街道切割得又整齐又清楚，好辨别好称呼。……这使人认识世界有了现实的依凭。"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她从文化历史的范畴进一步推广到抽象的层面："时间和空间一样，都凭着以往现成的经验形成概念，形成了这个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她断言"空间是时间的盛器。"由此推衍到时间的本质：“时间以流逝的状态附着在一些实物上，像它呈现丧失的本质，这些实物使时间显形了。”
“我这才发现时间的无情，它不疾不徐地走着自己的路，显然不顾在它上面发生了什么变故。”在回忆自己患病的感觉时：“我日日哭泣，什么都是分崩离析。空间、时间、身体，什么都破碎了，不成行，布着裂纹，锐利地反射光芒。”这种感觉我们都体味过吧。
“生长的欲望，最终规划了时空，克服了这两者的虚空感。”由此，两种本质不同的时间形式，紧密地扭结在一起。
王安忆以这样的时空辩证，完成了她所有创作中最基本的认定。宇宙、自然、生命、人，都在看似虚空的缥缈中，重新回归最原始的秩序。
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而我们在王安忆流逝与追忆交织的时间形式中，看到了最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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