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双悲剧时代之思

        难道，如古希腊悲剧般辉煌、璀璨、也充满哀叹的诗歌，再也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上？难道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哀歌只是纯然的抒情？卡夫卡的寓言只是自娱自乐的游戏？海德格尔满溢着还乡情怀的?
        西方应该有两个悲剧时代。一个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时代，另一个，便是逝去不足百年的，自荷尔德林到二战结束的第二悲剧时代。这个意义上的“悲剧”，已不仅仅意味着雅典剧场上演的神、人的痛苦的戏剧，而是诗人们对神离去的哀叹和恸哭。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为什么会出现哲学？为什么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出现了强烈的本源冲动？西方哲学“本体论和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 或许正是因为古希腊本源的丧失，诸神的第一次集体退场，迫使古希腊人去填补这形而上的空缺以抚慰无法安宁的内心。哲学家们纷纷从自然中寻找世界的真正唯一起源:是泰勒斯的“水”？是阿那克西美尼的“土”？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气”？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是赫拉克利特的 “火”？还是恩培多克勒说的“原子”？还是……到底哪个自然之物才能填补形而上的空缺，让古希腊人真正过上安宁、扎根的生活？亦或是，原初的丧失之物——诸神——根本无法用自然之物来填补或替换?那丧失了根基的生活如何不令人哀伤？悲哀怎能不在希腊半岛上升起？悲剧恰恰在自然哲学快要终结时兴盛。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仿佛正是：诸神的离去、本源丧失的难以填补，悲剧诗人们难以遏制地在希腊大地上歌唱哀恸和伤悲。诗人们或许最了然自然哲学家们以自然之“有”填补形而上“空无”的虚无本质，怎能不哀叹？怎能不痛苦？无法确知起源的的生活如何盼望？即便是气象宏大开阔的品达也在其“天鹅绝唱”的末尾，毫不掩饰地唱道：“人。” 而索福克勒斯的歌队，围绕着雅典的环形剧场，在酒神节上无助地呼唤着阿波罗(Apollo)：“所有的地方你最喜爱忒拜，/你的遭雷击的母亲也喜爱这里。/如今，我们全城的人都患上了重病，/我求你走下帕尔纳索斯山，/或跨过波涛滚滚的地峡，/前来帮助我们医治疾病。” 虚无主义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上腾空而起! 以至于欧里庇德斯直接让酒神在戏剧中登场。 或许正是因为过分的哀叹激起了强烈的内心焦虑，而这一焦虑不可阻挡地化作了战争的激情，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战争，用亲人逝去的伤痛掩盖了精神对本源难寻的苦闷和焦虑，柏拉图的理念论在战后便悄然兴起了 。难以名状的，只能“凝神关照” 的“理念”成为了本源，接踵而至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巧妙地将“形式”成为了本源，可见“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走得那样远。” 随后从东方而来的基督教精神巧妙地同新柏拉图主义耦合，三位一体的上帝成了统治西方近两千年的精神主宰和形而上的绝对本体，尽管异端横行，但教会依靠强力，杀伐不断。
        当荷尔德林第一次地感到神的隐遁和其不在场的现实后，他无不悲哀地歌唱道：“当那位父自人类那里调转过脸去，/而哀恸则合乎法理地开始。” 西方最猛烈的现代性浪潮也由此发端了。尼采无不地犀利地，续接着荷尔德林的下文，让查拉图斯特拉喊出了：“上帝死了” 。此言一出，彼岸的上帝仿佛瞬间抽回了他在此世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万们将“上帝死了，一切皆可。” 奉为牢不可破的圭臬。欧罗巴的诗人们再次感受到虚无的来袭，并再次集体哀叹神的离去。不论是游荡于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之间，仿佛异化成天使的里尔克，还是徘徊于城堡大门之外，遥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的卡夫卡的K，甚至是飘飞在失去了生殖力的荒原之上的T.S.艾略特，都无不哀恸和感伤，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一片哀歌。或许是故伎重演，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战和二战。现实，再一次凭着纯然的嗜血，以身体和至亲的苦难掩盖/加剧了对诸神离去的哀恸。形而上的世界，大约也在两次大战中永远地被摧毁了，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中的歌者，在临终前或许无不叹息地写下：“Wege,nicht Werke.（道路，而非著述）” ，而或许正是这句看似语焉不详的箴言，为欧洲的形而上学永远地关上了大门，作为本体论的欧陆哲学或也因之，永远地终结了。
        悲剧时代或许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现代性，就是一个诸神不断轮替的时代，各类人造的“‘主义’神”轮番亮相，诗人们甚至还来不及哀叹，下一个新神或许已经闪亮登场了。因而真正的诗人，或许只能走向沉默和和绝境，并在沉默和绝境中守候、等待末日拯救的来临，亦或是纯粹而绝对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