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皇帝的新装，说一说《老炮儿》的四个不像
电影《老炮儿》火了，可是进了电影院的老北京人，不论50后还是80后，都摇头了。
即便抛开影片后半部分的拖沓和各种奇葩情节（网上有的是，比如张学军从北医三院打车回位于后海的家，路过了北四环外的慧中路隧道；再比如“灯罩儿撞坏了城管执法车，城管把公车当私车，一口价300，当场掏钱私了；又比如张学军健康情况横甩韩国苦情戏十条街，不举+心脏病+癌。）仅仅聚焦张学军这个“老炮儿”，笔者收集身边老北京人的评价，异口同声的一个字“假”。有人说演戏本来就是假的，但故事可以假，人物不能假。老炮儿们还都活着呢，他们的老婆孩子、哥们儿弟兄、侄子外甥、街坊邻居也都没得健忘症，正是因为这些人看过电影，发现张学军从里到外都不像一个老炮儿，甚至不像一个老北京人，所有才会发出“假”的感慨。说白了，“假”就是“不像”。经过整理，“不像”反映在四个方面，正合一个“四不像”。
语言不像
网上有不少影片台词的摘录，附着翻译为人津津乐道。确实，片子里以张学军为首的众多所谓北京人，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儿都是京腔京韵京片子，外地人听起来或许觉得新奇有意思，但把这些词儿揉在一起，就不是地道的北京话。在真正的老北京人听来，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不会说人话。为什么这么说呢？京片子，或者说北京土话，即便再噶、再俏皮，毕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方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既不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样的黑话切口，也不是用来卖弄炫耀自己身份的，它是生活的语言。
老北京人说话，句子短，咬字儿狠，讲究一个干巴利落脆，因为“短”，所以“狠”，因为“狠”，所以“脆”，在这样的语言习惯中，如果一句话中如果小字眼儿太多，不论这句话多长或多短，都“狠”不起来，也“脆”不起来。在这一点上，首推老舍先生的作品。反观《老炮儿》就太过了，它生怕别人不知道老北京土话有多么诙谐、多么俏皮，所以愣往台词对白里擩，却不知道越擩越不像，越擩越不搭。就好比我们想喝豆汁儿了，那么通常会再点一份焦圈儿，而不是糖耳朵；如果我们馋臭豆腐了，我们会炸窝头片儿，而不是往驴打滚上抹。老北京人，吃有吃法儿，说有说法儿。
态度不像
北京城既然做了五百多年的首都，老北京人自然什么都见过了。得意的人和落魄的人，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于这座城市，他们的来去既然不是老北京人左右得了的，老北京人看不顺眼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自己把自己气死吧？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于是一来二去把性子磨没了，磨出一个没性子的文化。所以老北京人才会讲究礼数、礼节，待人接物讲究和气、客气。对于不懂规矩不讲礼数的人，老北京人是宽容的，因为“外地人”总是从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情有可原。如果和这样的人较真儿，不就显得自己也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了吗？
讲个故事，看完电影三天之后，笔者看到在一家中老年妇女服装店门口，发生了一段对话。外地小伙子问得愣：“去xx胡同怎么走？”营业员大姐答得脆：“对不起，不认识。您上前边问问吧。”小伙子走后，营业员和同事说道：“连个称呼也没有，这是问谁呢？”
面对求助的人，老北京人有热心的，也有冷脸的，但不论怎样，都不会不讲礼貌。我们可能在您走后发发牢骚，但当着您的面儿，不会不说一个“您”字，更不会让您下不来台。
在这一点上，张学军明显违背了老北京人的传统。问路的两个小年轻儿，不懂规矩没礼貌。但张学军的教训方式，不像一个大气的北京老爷们儿，更像一个傲娇的日本小老头儿。
行为不像
关于老炮儿的准确的定义，没人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老炮儿能打架、会打架。为什么老炮儿能打架、会打架？别忘了，老炮儿是50后，他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正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所有人都吃不上喝不上，都是瘦子。他们既不是天桥卖艺的好把式，也不是牛街的跤手，更不是什刹海体校的武术运动员，打架的时候他们不具备任何体力或技巧上的优势。他们能打架，凭的就是一个字“狠”。下手狠才能一招致胜，如果一招制不住对手，倒霉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了。普天下的小混混打架，都是这个路数，老炮儿也不例外。张学军担心闷三儿的小兄弟们下手没轻没重，实际上下手最没轻没重的，恰恰应该是他自己才对。
再讲个故事，笔者的一位长辈，年轻的时候是撂跤好手，身体好，把式好，三五个人近不了身，就因为这个，人也狂得不行。有次在饭馆里和邻座的三个人打起来了。对面的那个老炮儿，任由两个弟兄和他纠缠，自己不急着上手，而是悄悄儿从啤酒筐里拎出一个空瓶子，在墙上一磕，把瓶子底儿卸了，瞅个机会就往他脸上杵。据这个长辈回忆，脸被碴得跟花瓜似的，眼也封了，什么技术、招式、经验，全飞了，就知道捂着脸抱着头蜷着身子。最后让人打得跟血葫芦似的，脸上的疤瘌，一辈子也下不去了。
这就是老炮儿能打架的原因，也是几个老炮儿能打几十个红卫兵的原因。
回到片子里，张学军两次动手，都是撅人手指头，但都没撅折。一击得手却没有剥夺对方的行动能力，这会招致猛烈的报复。这不是小学生、中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闹着玩，而是用血换来的教训。
思维不像
老炮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浑”。没钱买烟了，没钱下馆子了，没钱滑冰了，他们就会劫钱，不管对象是小偷还是富裕人家的小孩儿；看见谁戴了新帽子、新皮带、新手套，他们会抢；有漂亮女孩儿在旁边的时候，他们说话格外糙、打架格外狠。老炮儿不打女人，指的是漂亮女人，16岁的话匣子他们肯定不打，46岁的胖橘子，你看他们打不打？一句话不对付，轮起气筒子就往脑袋上砸。
老炮儿的“浑”体现在行为的无逻辑性，尤其是被激怒的时候。
再再讲个老故事，笔者的一位长辈，专指着“佛爷”（小偷）上贡活着。有一天，他的兄弟刚完成了一次“一赶三”（坐一站公交车，偷三个钱包），正在分赃的时候，他们被三个东北人拿刀逼住了。钱、烟、衣服都被劫了。他们穿着秋衣秋裤狂奔回家，裹上衣服拿着刀就出来了。他们在四九城的公交车上摸了一天。到了天黑的时候，他已经不确定三个东北人的样子了。在公交车快到站的时候，他透过军大衣摸到一个东北人腰里别着家伙。这个人长什么样，腰里别的是刀子还是叉子，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车开门的时候，他把刀尖捅进东北人的肚子，一压刀把，刀身就断在肚子里。他扭头就下车了。
这件事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老炮儿就是这么浑。
四个“不像”说完，要问问为什么影片中的张学军与真实生活中的老炮儿差别如此之大，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在导演这里。早就有人指出，编剧兼导演的管虎是作为一个崇拜者创作《老炮儿》的。为什么会成其为崇拜者呢，因为少年时代的管导从老炮儿身上感受到了“美”，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为什么能感受到“美”呢？因为他与老炮儿之间有距离，老炮儿不见得有多美，是距离产生了美。即便是再伟大的人，如果被人看到了鼻毛，他就不会为这个人所崇拜了。继续追问，为什么会有距离呢？因为老炮儿生活在胡同里，而以管导为首的主创团队（不算那谁和那谁），无一例外生长在部队大院里，他们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所谓“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留在主创们幼小心灵中的是老炮儿风光的一面，而非下作的一面。
多说一句，之所以产生“反映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就是真实的北京文化的写照”的误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学会了胡同串子的语言”，说白了，他们学到的只是语言。真实的京味儿文化是多元的，不是一个群体、一类人、一个题材、一套作品能够表达得完的。
即便抛开影片后半部分的拖沓和各种奇葩情节（网上有的是，比如张学军从北医三院打车回位于后海的家，路过了北四环外的慧中路隧道；再比如“灯罩儿撞坏了城管执法车，城管把公车当私车，一口价300，当场掏钱私了；又比如张学军健康情况横甩韩国苦情戏十条街，不举+心脏病+癌。）仅仅聚焦张学军这个“老炮儿”，笔者收集身边老北京人的评价，异口同声的一个字“假”。有人说演戏本来就是假的，但故事可以假，人物不能假。老炮儿们还都活着呢，他们的老婆孩子、哥们儿弟兄、侄子外甥、街坊邻居也都没得健忘症，正是因为这些人看过电影，发现张学军从里到外都不像一个老炮儿，甚至不像一个老北京人，所有才会发出“假”的感慨。说白了，“假”就是“不像”。经过整理，“不像”反映在四个方面，正合一个“四不像”。
语言不像
网上有不少影片台词的摘录，附着翻译为人津津乐道。确实，片子里以张学军为首的众多所谓北京人，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儿都是京腔京韵京片子，外地人听起来或许觉得新奇有意思，但把这些词儿揉在一起，就不是地道的北京话。在真正的老北京人听来，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不会说人话。为什么这么说呢？京片子，或者说北京土话，即便再噶、再俏皮，毕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方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既不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样的黑话切口，也不是用来卖弄炫耀自己身份的，它是生活的语言。
老北京人说话，句子短，咬字儿狠，讲究一个干巴利落脆，因为“短”，所以“狠”，因为“狠”，所以“脆”，在这样的语言习惯中，如果一句话中如果小字眼儿太多，不论这句话多长或多短，都“狠”不起来，也“脆”不起来。在这一点上，首推老舍先生的作品。反观《老炮儿》就太过了，它生怕别人不知道老北京土话有多么诙谐、多么俏皮，所以愣往台词对白里擩，却不知道越擩越不像，越擩越不搭。就好比我们想喝豆汁儿了，那么通常会再点一份焦圈儿，而不是糖耳朵；如果我们馋臭豆腐了，我们会炸窝头片儿，而不是往驴打滚上抹。老北京人，吃有吃法儿，说有说法儿。
态度不像
北京城既然做了五百多年的首都，老北京人自然什么都见过了。得意的人和落魄的人，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于这座城市，他们的来去既然不是老北京人左右得了的，老北京人看不顺眼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自己把自己气死吧？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于是一来二去把性子磨没了，磨出一个没性子的文化。所以老北京人才会讲究礼数、礼节，待人接物讲究和气、客气。对于不懂规矩不讲礼数的人，老北京人是宽容的，因为“外地人”总是从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情有可原。如果和这样的人较真儿，不就显得自己也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了吗？
讲个故事，看完电影三天之后，笔者看到在一家中老年妇女服装店门口，发生了一段对话。外地小伙子问得愣：“去xx胡同怎么走？”营业员大姐答得脆：“对不起，不认识。您上前边问问吧。”小伙子走后，营业员和同事说道：“连个称呼也没有，这是问谁呢？”
面对求助的人，老北京人有热心的，也有冷脸的，但不论怎样，都不会不讲礼貌。我们可能在您走后发发牢骚，但当着您的面儿，不会不说一个“您”字，更不会让您下不来台。
在这一点上，张学军明显违背了老北京人的传统。问路的两个小年轻儿，不懂规矩没礼貌。但张学军的教训方式，不像一个大气的北京老爷们儿，更像一个傲娇的日本小老头儿。
行为不像
关于老炮儿的准确的定义，没人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老炮儿能打架、会打架。为什么老炮儿能打架、会打架？别忘了，老炮儿是50后，他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正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所有人都吃不上喝不上，都是瘦子。他们既不是天桥卖艺的好把式，也不是牛街的跤手，更不是什刹海体校的武术运动员，打架的时候他们不具备任何体力或技巧上的优势。他们能打架，凭的就是一个字“狠”。下手狠才能一招致胜，如果一招制不住对手，倒霉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了。普天下的小混混打架，都是这个路数，老炮儿也不例外。张学军担心闷三儿的小兄弟们下手没轻没重，实际上下手最没轻没重的，恰恰应该是他自己才对。
再讲个故事，笔者的一位长辈，年轻的时候是撂跤好手，身体好，把式好，三五个人近不了身，就因为这个，人也狂得不行。有次在饭馆里和邻座的三个人打起来了。对面的那个老炮儿，任由两个弟兄和他纠缠，自己不急着上手，而是悄悄儿从啤酒筐里拎出一个空瓶子，在墙上一磕，把瓶子底儿卸了，瞅个机会就往他脸上杵。据这个长辈回忆，脸被碴得跟花瓜似的，眼也封了，什么技术、招式、经验，全飞了，就知道捂着脸抱着头蜷着身子。最后让人打得跟血葫芦似的，脸上的疤瘌，一辈子也下不去了。
这就是老炮儿能打架的原因，也是几个老炮儿能打几十个红卫兵的原因。
回到片子里，张学军两次动手，都是撅人手指头，但都没撅折。一击得手却没有剥夺对方的行动能力，这会招致猛烈的报复。这不是小学生、中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闹着玩，而是用血换来的教训。
思维不像
老炮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浑”。没钱买烟了，没钱下馆子了，没钱滑冰了，他们就会劫钱，不管对象是小偷还是富裕人家的小孩儿；看见谁戴了新帽子、新皮带、新手套，他们会抢；有漂亮女孩儿在旁边的时候，他们说话格外糙、打架格外狠。老炮儿不打女人，指的是漂亮女人，16岁的话匣子他们肯定不打，46岁的胖橘子，你看他们打不打？一句话不对付，轮起气筒子就往脑袋上砸。
老炮儿的“浑”体现在行为的无逻辑性，尤其是被激怒的时候。
再再讲个老故事，笔者的一位长辈，专指着“佛爷”（小偷）上贡活着。有一天，他的兄弟刚完成了一次“一赶三”（坐一站公交车，偷三个钱包），正在分赃的时候，他们被三个东北人拿刀逼住了。钱、烟、衣服都被劫了。他们穿着秋衣秋裤狂奔回家，裹上衣服拿着刀就出来了。他们在四九城的公交车上摸了一天。到了天黑的时候，他已经不确定三个东北人的样子了。在公交车快到站的时候，他透过军大衣摸到一个东北人腰里别着家伙。这个人长什么样，腰里别的是刀子还是叉子，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车开门的时候，他把刀尖捅进东北人的肚子，一压刀把，刀身就断在肚子里。他扭头就下车了。
这件事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老炮儿就是这么浑。
四个“不像”说完，要问问为什么影片中的张学军与真实生活中的老炮儿差别如此之大，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在导演这里。早就有人指出，编剧兼导演的管虎是作为一个崇拜者创作《老炮儿》的。为什么会成其为崇拜者呢，因为少年时代的管导从老炮儿身上感受到了“美”，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为什么能感受到“美”呢？因为他与老炮儿之间有距离，老炮儿不见得有多美，是距离产生了美。即便是再伟大的人，如果被人看到了鼻毛，他就不会为这个人所崇拜了。继续追问，为什么会有距离呢？因为老炮儿生活在胡同里，而以管导为首的主创团队（不算那谁和那谁），无一例外生长在部队大院里，他们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所谓“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留在主创们幼小心灵中的是老炮儿风光的一面，而非下作的一面。
多说一句，之所以产生“反映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就是真实的北京文化的写照”的误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学会了胡同串子的语言”，说白了，他们学到的只是语言。真实的京味儿文化是多元的，不是一个群体、一类人、一个题材、一套作品能够表达得完的。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