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菲利普·拉金诗歌翻译
菲利普·拉金(1922-1985)，英国20世纪后半叶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反对从20世纪初开始统治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回归以哈代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写出了一种新的日常的准确的英国诗。尽管不时有批评的声音，比如，同时代的托姆林森就间接批评拉金过于地方气，缺乏更广阔的视野；谢默斯·希尼也曾批评他的诗过于消极和暗淡，相对于叶芝对抗死亡体现出的勇气和尊严，丧失了“人类精神伟大劳役”的责任感；伊格尔顿则把拉金看作一个反人类分子。另外，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安瑟尼·史威特《菲利普·拉金书信选》和安德鲁·莫欣《菲利普·拉金：一个作家的一生》的出版，大量拉金私人生活细节被公之于众后，法西斯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极右分子、憎恨女人的蠢货等标签逐一被贴在他身上，拉金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如果从反面理解，这些批评恰恰可能证明了拉金的价值，毕竟一个丰富的作家才能持续不断地引起争议。对拉金正面的评价同样不少，甚至远远多于负面评价。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菲利普·拉金：写平凡的大师》中认为，拉金的真正成就在于他为“日常”在英诗中做了第一次精确定义，“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平凡的生活——也就是说，不包括电影明星和独裁者的，我们大多数人过的生活——直到拉金出现，它们在英诗中才获得了精确的定义。他发明了一个缪斯：她的名字是庸常。她是属于日常，习惯和重复的缪斯。她住在生活本身之中，她不是一个超越生活的形象，不是一个渴求中的幻影，而是一个习惯于长期独身的男人朴实无华的伴侣。”理查德·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第二章中为了说明“自我的偶然”引用分析了拉金的《继续活着》。罗蒂认为拉金是一个布鲁姆所言的强健诗人，即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为“自己的独特性找到独特的文字或形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复制品和仿造品而已”。2008年，《泰晤士报》把拉金称作英国战后最伟大的诗人，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无疑，对这样一个诗人进行译介，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国内对拉金诗歌的译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这样晚，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和国内两大形势因素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拉金的译介研究得以开始。回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拉金诗歌翻译，依据拉金诗歌翻译的系统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国内对拉金诗歌的翻译属于起步阶段，翻译零散，缺乏系统性，甚至还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这些翻译有高厚堃1980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的菲利普·拉金的《诗三首》，其中包括《癞蛤蟆》《来到》和《降灵节的婚礼》；周钰良1985年1月发表于《外国文学》上的《诗十首》，包括拉金的《蛤蟆》并对拉金做了比较准确的介绍，即拉金近乎隐逸的生活与反叶芝、艾略特和庞德而宗哈代的诗学观念；黄新渠1985年3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小说与读者》一诗；王佐良1987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菲利普·拉金诗八首》，其中包括《上教堂》《背离之诗》《家》《水》《降灵节婚礼》《日子》《读书习惯》《在消失中》和一篇介绍拉金诗歌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王佐良的翻译在这一时期的拉金翻译中质量最高，很好地把握了拉金的特点，逻辑清晰，较准确地译出了原作闲谈式的语调。另外，王佐良对拉金的评价相对于该时期其他译者也更详细准确，比如指出了拉金的成功之处，即“在浪漫派的情感泛滥之后，在现代派的技巧与理论泛滥之后，在奥登一代的政治热情膨胀之后，特别是在狄兰·托马斯的符咒式的狂歌之后，他能头脑冷静地以哈代为师，从写实入手，用一种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代新的英国诗风”。王佐良认为，这种诗风颇具时代感，拉金以世态记录者的身份，用务求准确具体的态度描写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人特有的感受。比如《上教堂》一诗中，王佐良精准地把握住了宗教在不被重视的同时，人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严肃需求，而这种或类似的矛盾普遍存在于拉金的诗歌中。王佐良还指明了拉金诗歌中“准确”的价值：“准确是一种当代品质，科学技术需要准确，设计需要准确，施工需要准确，都是美的。”这种对当代美学观念变迁的把握，无疑对理解拉金，甚至理解某些当代诗都具有重大启示。
王希苏和徐青根1989年4月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战后英国诗歌集锦》，其中包括拉金的一首《走》；王恩衷和樊心民在1991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英美流派诗选》中收译了拉金的五首诗，其中包括《愿望》《礼拜》《来临》《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戴着你的容颜》和《降灵节婚礼》；傅浩1993年4月发表在《国外文学》上的《运动派诗钞》，其中收录了拉金的《到场的理由》；沈阳和丁祖馨1993年8月发表在《英语知识》上的《降灵节婚礼所见》，这一版本“因篇幅所限译者不得已做了某些删节”，并把拉金列为美国诗人；王林1994年2月《译林》上发表了《菲利普·拉金诗四首》(《癞蛤蟆》《来临》《鸽子》和《活下去》)，在诗人简介中，王林把拉金定义为浪漫主义诗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因为拉金本人是反浪漫主义的，而王林对拉金诗歌特征的介绍和浪漫主义也是相反的；1994年出版的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英国爱尔兰卷》收录了黄杲炘、李力、汪剑钊和王佐良翻译的《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上教堂》《家》《水》和《降灵节婚礼》；张剑1997年4月发表在《译林》上的《英国当代诗歌四首》，其中翻译了拉金的《三重时间》和《树木》。
第二时期是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拉金的诗歌翻译数量更多且较为系统，其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批评也得到了翻译。和上一时期相比较，新时期拉金的译者相对年轻，基本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之后，外语修养和知识视野也有了很大改善，翻译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当然，因为开放，参与者增多，也出现了部分质量较差的译作。2002年，在席亚兵的组织下，冷霜、席亚兵、杨铁军、周伟驰和雷武铃五位诗人同译了拉金的三首诗，发表在当年第8期《星星诗刊》上。这几首诗的翻译非常好，难得的是几位诗人的翻译各有不同。冷霜在其撰写的《诗心半在无字中——拉金诗合译小识》中比较了几位译者翻译的差别，比如在讨论拉金诗歌口语化特征的翻译时，冷霜说，“拉金这两首诗(《为什么昨夜梦到了你》和《割草机》)无论句法还是用词都比较平朴，是洗练而不显俚俗的口语，几位译者都注意到了。不过汉语翻译中，最难的就是翻译口语风的作品，拿第一首来说，席译在语风上比较接近原诗，冷译就略嫌文雅化了一些，虽然创出了相似的节奏；周译则带来了别样的一种口语的活泼质地。第二首诗中，有几个词很考功夫： unobtrusive， ‘退避’、‘谦和’、‘不显山露水’，均不如杨译的‘与世无争’来得自然，同样，kind，‘好心’是否该比‘仁慈’、‘善待’强？absence在英语里不算很书面化，但中文里竟一时找不到相宜的词——看来不简单呢！”这说明了中国对拉金翻译的进步与深入，同时也证明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与拉金诗歌本身的丰富。2003年桑克翻译了《菲利普·拉金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拉金诗选。该书以安东尼·史威特编辑出版的《诗集》为底本，选译了151首，包含了拉金早中晚期不少重要作品。该诗选的翻译争议较大。肖云华2005年9月在《文教资料》发表的《评〈菲利普·拉金诗选〉的翻译》中对桑克进行了批评。肖云华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诗歌选择不科学，许多拉金的重要作品未译；二、翻译错误太多，比如“self’s the man”被桑克译成“自我是这个男人”(正确的理解应为人都是自私的)等。肖云华指出的错误确实存在，对于诗歌译者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舒丹丹也是拉金诗歌的一位重要译者。她分别在《译林》(2005.11)、《诗选刊》(2006.5)、《诗歌月刊》(2006.10)、《星星诗刊》(2008.1)和《长江文艺》(2012.10)上发表了拉金诗歌的翻译。其翻译最大的优点是清晰准确地译出了诗歌本身逻辑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现代派诗歌中间存在断裂较多，逻辑发展不甚分明可以理解，那执著于反对现代派、主张清晰明了的拉金，就不能译得含混不清。
除了诗歌翻译，中国拉金翻译的另一个成就是他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评论。文学批评令人得窥拉金的文学观念，而爵士乐评也能令人间接触及拉金的心灵。现在能看到的有黄灿然和周伟驰2001年12月发表在《书城》上的《拉金随笔六篇》，包括《快乐原则》《声明》《个人背景》《我如何或为何写诗》《作家与他的时代》和《哈代的诗》，以及胡桑2013年发表在《上海文艺》上的《奥登的转变》。拉金的爵士乐评《爵士笔记》2009年7月由凤凰出版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译者为张学治、周晓东和孙小玲。该书的爵士乐评对理解拉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书内的序言和导言对饱受女权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攻击的拉金提出辩护，对理解拉金也非常重要。
中国国内对拉金诗歌的译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这样晚，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和国内两大形势因素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拉金的译介研究得以开始。回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拉金诗歌翻译，依据拉金诗歌翻译的系统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国内对拉金诗歌的翻译属于起步阶段，翻译零散，缺乏系统性，甚至还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这些翻译有高厚堃1980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的菲利普·拉金的《诗三首》，其中包括《癞蛤蟆》《来到》和《降灵节的婚礼》；周钰良1985年1月发表于《外国文学》上的《诗十首》，包括拉金的《蛤蟆》并对拉金做了比较准确的介绍，即拉金近乎隐逸的生活与反叶芝、艾略特和庞德而宗哈代的诗学观念；黄新渠1985年3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小说与读者》一诗；王佐良1987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菲利普·拉金诗八首》，其中包括《上教堂》《背离之诗》《家》《水》《降灵节婚礼》《日子》《读书习惯》《在消失中》和一篇介绍拉金诗歌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王佐良的翻译在这一时期的拉金翻译中质量最高，很好地把握了拉金的特点，逻辑清晰，较准确地译出了原作闲谈式的语调。另外，王佐良对拉金的评价相对于该时期其他译者也更详细准确，比如指出了拉金的成功之处，即“在浪漫派的情感泛滥之后，在现代派的技巧与理论泛滥之后，在奥登一代的政治热情膨胀之后，特别是在狄兰·托马斯的符咒式的狂歌之后，他能头脑冷静地以哈代为师，从写实入手，用一种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代新的英国诗风”。王佐良认为，这种诗风颇具时代感，拉金以世态记录者的身份，用务求准确具体的态度描写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人特有的感受。比如《上教堂》一诗中，王佐良精准地把握住了宗教在不被重视的同时，人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严肃需求，而这种或类似的矛盾普遍存在于拉金的诗歌中。王佐良还指明了拉金诗歌中“准确”的价值：“准确是一种当代品质，科学技术需要准确，设计需要准确，施工需要准确，都是美的。”这种对当代美学观念变迁的把握，无疑对理解拉金，甚至理解某些当代诗都具有重大启示。
王希苏和徐青根1989年4月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战后英国诗歌集锦》，其中包括拉金的一首《走》；王恩衷和樊心民在1991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英美流派诗选》中收译了拉金的五首诗，其中包括《愿望》《礼拜》《来临》《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戴着你的容颜》和《降灵节婚礼》；傅浩1993年4月发表在《国外文学》上的《运动派诗钞》，其中收录了拉金的《到场的理由》；沈阳和丁祖馨1993年8月发表在《英语知识》上的《降灵节婚礼所见》，这一版本“因篇幅所限译者不得已做了某些删节”，并把拉金列为美国诗人；王林1994年2月《译林》上发表了《菲利普·拉金诗四首》(《癞蛤蟆》《来临》《鸽子》和《活下去》)，在诗人简介中，王林把拉金定义为浪漫主义诗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因为拉金本人是反浪漫主义的，而王林对拉金诗歌特征的介绍和浪漫主义也是相反的；1994年出版的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英国爱尔兰卷》收录了黄杲炘、李力、汪剑钊和王佐良翻译的《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上教堂》《家》《水》和《降灵节婚礼》；张剑1997年4月发表在《译林》上的《英国当代诗歌四首》，其中翻译了拉金的《三重时间》和《树木》。
第二时期是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拉金的诗歌翻译数量更多且较为系统，其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批评也得到了翻译。和上一时期相比较，新时期拉金的译者相对年轻，基本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之后，外语修养和知识视野也有了很大改善，翻译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当然，因为开放，参与者增多，也出现了部分质量较差的译作。2002年，在席亚兵的组织下，冷霜、席亚兵、杨铁军、周伟驰和雷武铃五位诗人同译了拉金的三首诗，发表在当年第8期《星星诗刊》上。这几首诗的翻译非常好，难得的是几位诗人的翻译各有不同。冷霜在其撰写的《诗心半在无字中——拉金诗合译小识》中比较了几位译者翻译的差别，比如在讨论拉金诗歌口语化特征的翻译时，冷霜说，“拉金这两首诗(《为什么昨夜梦到了你》和《割草机》)无论句法还是用词都比较平朴，是洗练而不显俚俗的口语，几位译者都注意到了。不过汉语翻译中，最难的就是翻译口语风的作品，拿第一首来说，席译在语风上比较接近原诗，冷译就略嫌文雅化了一些，虽然创出了相似的节奏；周译则带来了别样的一种口语的活泼质地。第二首诗中，有几个词很考功夫： unobtrusive， ‘退避’、‘谦和’、‘不显山露水’，均不如杨译的‘与世无争’来得自然，同样，kind，‘好心’是否该比‘仁慈’、‘善待’强？absence在英语里不算很书面化，但中文里竟一时找不到相宜的词——看来不简单呢！”这说明了中国对拉金翻译的进步与深入，同时也证明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与拉金诗歌本身的丰富。2003年桑克翻译了《菲利普·拉金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拉金诗选。该书以安东尼·史威特编辑出版的《诗集》为底本，选译了151首，包含了拉金早中晚期不少重要作品。该诗选的翻译争议较大。肖云华2005年9月在《文教资料》发表的《评〈菲利普·拉金诗选〉的翻译》中对桑克进行了批评。肖云华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诗歌选择不科学，许多拉金的重要作品未译；二、翻译错误太多，比如“self’s the man”被桑克译成“自我是这个男人”(正确的理解应为人都是自私的)等。肖云华指出的错误确实存在，对于诗歌译者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舒丹丹也是拉金诗歌的一位重要译者。她分别在《译林》(2005.11)、《诗选刊》(2006.5)、《诗歌月刊》(2006.10)、《星星诗刊》(2008.1)和《长江文艺》(2012.10)上发表了拉金诗歌的翻译。其翻译最大的优点是清晰准确地译出了诗歌本身逻辑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现代派诗歌中间存在断裂较多，逻辑发展不甚分明可以理解，那执著于反对现代派、主张清晰明了的拉金，就不能译得含混不清。
除了诗歌翻译，中国拉金翻译的另一个成就是他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评论。文学批评令人得窥拉金的文学观念，而爵士乐评也能令人间接触及拉金的心灵。现在能看到的有黄灿然和周伟驰2001年12月发表在《书城》上的《拉金随笔六篇》，包括《快乐原则》《声明》《个人背景》《我如何或为何写诗》《作家与他的时代》和《哈代的诗》，以及胡桑2013年发表在《上海文艺》上的《奥登的转变》。拉金的爵士乐评《爵士笔记》2009年7月由凤凰出版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译者为张学治、周晓东和孙小玲。该书的爵士乐评对理解拉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书内的序言和导言对饱受女权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攻击的拉金提出辩护，对理解拉金也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