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自已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的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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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已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的离题
尼古拉斯•罗伊尔 / 文
严子杰 / 译
德里达所有作品都关注离题的鬼异（apparitional）影响，继而重新思考离题的性质和归属；他认为“播撒”（dissemination）必然意味着一套颇为“古老的”“离题理论”（theory of digression）（参见O 27）。他离题，显然是为了引出弗洛伊德对道德起源的讨论；这明显是“增补的逻辑”（离题的增补性、虚构性增补，以及法律本质上的增补性虚构）的又一范例。弗洛伊德被迫用故事去解释道德的起源，但与此同时却暴露出这个故事的无效或事实上的不可能。德里达引用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1913）里提到的儿子谋杀原初父亲（primeval father）的话题：
在原始社会里我们最先学到的道德戒律和道德限制，都被解释为一种对策，而这些对策针对的行为本身，让该行为的行动者心里产生、“罪行”（crime）这个概念。按这种解释，行动者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但如果懊悔是先于道德和法律产生，他们又为什么会懊悔呢？——德里达说］，于是它们决定永不再犯，认为这样没有好处。这种创造性的罪疚感（creative sense of guilt）一直存续在我们心里。我们在神经官能症病患（neorotics）的反社会（asocial）行为里可以侦测到这种罪疚如常发挥作用，它继续制造新的道德戒律和道德限制，旨在为已经犯下的罪行赎罪，同时预防一犯再犯……神经官能症病患的罪疚感依赖的从来都不是事实（factual），而是心理现实（psychical realities）；他们宁愿相信心理现实，就好像正常人应付现实一样认真。
（Freud 1985,222;部分引自B 197-8）
以上是弗洛伊德对道德起源所作的解释。德里达则对其思路中所隐含的双重束缚——“让［父亲］继续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杀死他”——加以探究。他认为，对弗洛伊德而言，“失败会令人对道德更为敏感”（参见Freud 1985，204，n.1）。
德里达接着描述并巧妙地转化弗洛伊德的故事，他说：
因此，道德起源于一宗无效的罪行，当中根本没有任何人被杀；它来得太早或太迟，且无法终止权力的行使；事实上，这宗罪行没有开启任何东西，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在犯罪之前，忏悔和道德已经成为可能。弗洛伊德似乎抓住了一起事件的现实状况，但那根本称不上事件，它是“非事件”（non-event），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准事件”（quasi-event）：该“事件”既需要，又废止叙事性的记述。
（B 198）
德里达的重点并不是指出弗洛伊德太幼稚或太怀旧：他关注回到起源，以此为道德的起源编故事。德里达之所以在其他作品中记述弗洛伊德（例如《弗洛伊德和写作场景》［FSW］、《推测——有关“弗洛伊德”》［SF］和《档案热》［AF］），其动力来自于他对弗洛伊德作品的欣赏，而且他十分重视弗氏精神分析的价值和重要性，其中最为干脆的表态莫过于《千万不要忘记——精神分析》（LUNFP）这篇文章了。
一如往常，他非常关注一种解构性的心甘情愿（labour of love）。他说：“我非常喜爱我解构的一切……我想解构的文本都是我所喜爱的”（EO 87）。他在《法律门前》里对弗洛伊德的解读背叛了后者，但其实也更忠于后者。他的解读透视出一个“不能自已的弗洛伊德”，证明了弗洛伊德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比［弗洛伊德］意图表达的，可能还要多、还要少，也许完全不同”（OG 158）。总之，它证明了德里达的说法（如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指出）：“对增补的忽视便是法律”（OG 149）。
《图腾与禁忌》的那段引文是弗洛伊德作品中带给我们稍纵即逝、令人好奇、却又阴森恐怖之感的那些瞬间之一：它是“为”德里达而写的，它一直等待后者的到来和发现。弗洛伊德显然忽视了增补的存在，虽然他正有效地把增补理论化：他在故事里写道，儿子杀了父亲后感到“懊悔”，但德里达提出了增补式的询问：“如果懊悔是先于道德和法律产生，他们又为什么会懊悔呢？”弗洛伊德的说法正是一种增补的逻辑，他其实在暗地里指出：“在犯罪之前忏悔和道德已经成为可能”，所以他的文本也不完全是荒谬的。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的文本需要根据德里达所谓的事件（event）的概念去理解，它是一宗“不能尽信，也不能不相信”的事件，它必定是“虚构”出来的一次“诡异”行径（B 198-9）。
德里达的论述旨在忠于弗洛伊德早期的观察（这一看法在他1897年写给威廉•弗里斯的信中已有所论及）：“在无意识中没有丝毫现实的迹象，所以真实（truth）与注满情感（cathected with affect）的虚构（fiction）之间其实难以区分”（引自B 192）。在弗洛伊德关于道德的起源的故事中，我们不必深究作者的“意图”，也不必深究“他本人是否相信弒父是一种现实和史实”（199）。相反，他的解说揭示了（不管他自己如何思考他所说的）一起“并非事件的事件”，也是一件“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纯粹事件”、一宗“没有人会在事发地点遇上的事件”；这起奇怪的非事件“建立了法律，图腾崇拜的两项基本禁忌——谋杀和乱伦”；它“仿如虚构”（199），这个叙事需要发生，也需要废除。正如理查德•比尔兹沃思指出，“与其说它是一种想象的叙事，不如说它是虚拟的叙事（simulacrum of narration）”（Beardsworth 1996，37）。德里达认为这起“准事件”带有虚构的叙事性，因此他认为“这是文学的起源，也是法律的起源”（B 199）。
（文章选自→
《导读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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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荐→
《导读弗洛伊德》（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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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已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的离题
尼古拉斯•罗伊尔 / 文
严子杰 / 译
德里达所有作品都关注离题的鬼异（apparitional）影响，继而重新思考离题的性质和归属；他认为“播撒”（dissemination）必然意味着一套颇为“古老的”“离题理论”（theory of digression）（参见O 27）。他离题，显然是为了引出弗洛伊德对道德起源的讨论；这明显是“增补的逻辑”（离题的增补性、虚构性增补，以及法律本质上的增补性虚构）的又一范例。弗洛伊德被迫用故事去解释道德的起源，但与此同时却暴露出这个故事的无效或事实上的不可能。德里达引用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1913）里提到的儿子谋杀原初父亲（primeval father）的话题：
在原始社会里我们最先学到的道德戒律和道德限制，都被解释为一种对策，而这些对策针对的行为本身，让该行为的行动者心里产生、“罪行”（crime）这个概念。按这种解释，行动者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但如果懊悔是先于道德和法律产生，他们又为什么会懊悔呢？——德里达说］，于是它们决定永不再犯，认为这样没有好处。这种创造性的罪疚感（creative sense of guilt）一直存续在我们心里。我们在神经官能症病患（neorotics）的反社会（asocial）行为里可以侦测到这种罪疚如常发挥作用，它继续制造新的道德戒律和道德限制，旨在为已经犯下的罪行赎罪，同时预防一犯再犯……神经官能症病患的罪疚感依赖的从来都不是事实（factual），而是心理现实（psychical realities）；他们宁愿相信心理现实，就好像正常人应付现实一样认真。
（Freud 1985,222;部分引自B 197-8）
以上是弗洛伊德对道德起源所作的解释。德里达则对其思路中所隐含的双重束缚——“让［父亲］继续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杀死他”——加以探究。他认为，对弗洛伊德而言，“失败会令人对道德更为敏感”（参见Freud 1985，204，n.1）。
德里达接着描述并巧妙地转化弗洛伊德的故事，他说：
因此，道德起源于一宗无效的罪行，当中根本没有任何人被杀；它来得太早或太迟，且无法终止权力的行使；事实上，这宗罪行没有开启任何东西，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在犯罪之前，忏悔和道德已经成为可能。弗洛伊德似乎抓住了一起事件的现实状况，但那根本称不上事件，它是“非事件”（non-event），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准事件”（quasi-event）：该“事件”既需要，又废止叙事性的记述。
（B 198）
德里达的重点并不是指出弗洛伊德太幼稚或太怀旧：他关注回到起源，以此为道德的起源编故事。德里达之所以在其他作品中记述弗洛伊德（例如《弗洛伊德和写作场景》［FSW］、《推测——有关“弗洛伊德”》［SF］和《档案热》［AF］），其动力来自于他对弗洛伊德作品的欣赏，而且他十分重视弗氏精神分析的价值和重要性，其中最为干脆的表态莫过于《千万不要忘记——精神分析》（LUNFP）这篇文章了。
一如往常，他非常关注一种解构性的心甘情愿（labour of love）。他说：“我非常喜爱我解构的一切……我想解构的文本都是我所喜爱的”（EO 87）。他在《法律门前》里对弗洛伊德的解读背叛了后者，但其实也更忠于后者。他的解读透视出一个“不能自已的弗洛伊德”，证明了弗洛伊德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比［弗洛伊德］意图表达的，可能还要多、还要少，也许完全不同”（OG 158）。总之，它证明了德里达的说法（如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指出）：“对增补的忽视便是法律”（OG 149）。
《图腾与禁忌》的那段引文是弗洛伊德作品中带给我们稍纵即逝、令人好奇、却又阴森恐怖之感的那些瞬间之一：它是“为”德里达而写的，它一直等待后者的到来和发现。弗洛伊德显然忽视了增补的存在，虽然他正有效地把增补理论化：他在故事里写道，儿子杀了父亲后感到“懊悔”，但德里达提出了增补式的询问：“如果懊悔是先于道德和法律产生，他们又为什么会懊悔呢？”弗洛伊德的说法正是一种增补的逻辑，他其实在暗地里指出：“在犯罪之前忏悔和道德已经成为可能”，所以他的文本也不完全是荒谬的。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的文本需要根据德里达所谓的事件（event）的概念去理解，它是一宗“不能尽信，也不能不相信”的事件，它必定是“虚构”出来的一次“诡异”行径（B 198-9）。
德里达的论述旨在忠于弗洛伊德早期的观察（这一看法在他1897年写给威廉•弗里斯的信中已有所论及）：“在无意识中没有丝毫现实的迹象，所以真实（truth）与注满情感（cathected with affect）的虚构（fiction）之间其实难以区分”（引自B 192）。在弗洛伊德关于道德的起源的故事中，我们不必深究作者的“意图”，也不必深究“他本人是否相信弒父是一种现实和史实”（199）。相反，他的解说揭示了（不管他自己如何思考他所说的）一起“并非事件的事件”，也是一件“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纯粹事件”、一宗“没有人会在事发地点遇上的事件”；这起奇怪的非事件“建立了法律，图腾崇拜的两项基本禁忌——谋杀和乱伦”；它“仿如虚构”（199），这个叙事需要发生，也需要废除。正如理查德•比尔兹沃思指出，“与其说它是一种想象的叙事，不如说它是虚拟的叙事（simulacrum of narration）”（Beardsworth 1996，37）。德里达认为这起“准事件”带有虚构的叙事性，因此他认为“这是文学的起源，也是法律的起源”（B 199）。
（文章选自→
《导读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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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荐→
《导读弗洛伊德》（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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