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走出诗歌之外、困于时局之中
泰戈尔不仅是诗人。在获奖之后，他还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参与了印度、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反思与实践。1913年以后的泰戈尔，虽然背上了诺奖的盛名，却在政治领域遭遇了诸多挑战。
一、
泰戈尔实际上生于孟加拉的一个显贵家庭，他获得诺奖的时间是1913年，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在此之前，甚至孟加拉当地的文学圈都很难认可他的作品。泰戈尔自己把自己的诗作译成英文，在欧洲获得了认可。
1913年是一个非常早的时间，要知道，等到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一个中国籍的作家获得文学诺奖。而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才刚刚过去两年，新文化运动还要两年才开始。
1913年以前，泰戈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个传统意义的作家——写作、讲学。他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基本是到获得诺奖之后才展开的。泰戈尔与印度的几位国父交往甚密，他与甘地、尼赫鲁等人既有交集，又有分歧。想了解作为诗歌以外的泰戈尔，需要了解20世纪初年印度的政治生态。
当时，印度的政治活动家们被困于一个奇特的处境之中，在两条阵线上作战：一方面，他们想要带领整个印度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避免印度被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动员起来，造成难以遏止的社会破坏与人员牺牲。当时印度的国情与中国不同，持续两个世纪的英国的殖民统治已经根深蒂固，印度民族本身没有自己的组织，更没有武装力量——这意味着即使这个民族再紧密地团结起来，也只能赤手空拳，在装备精良的英军面前不堪一击。二十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革命者的英勇再也无法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所以，对于当时的印度来说，暴力革命不是出路。于是就有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认为，英国人虽然占据了所有政府高位，但是没有印度人在各方面配合他们的统治，殖民政府终将倒台。
在二十世纪初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里，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快速有效动员的不二法门。印度国父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从事民族独立事业伊始，就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对于民族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即独立的民族国家，也抱有批判的态度。对于甘地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嫉妒、复仇，而国家里的每个人却可以对此心安理得，毫不顾忌潜在的道德谴责。用后来一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话说：个人的罪过以爱国之名被赦免了。
不论是在反英阵线上，还是在批判民族主义阵线上，泰戈尔都和甘地是统一的。除去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泰戈尔有一部名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政治论著，是他在日本、美国等地的演讲集。书中泰戈尔不止一次地表示，民族是道德的麻醉剂。民族可以欺凌弱者、妒忌强者，却让民族中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泰戈尔的言辞类似于用词文雅的道德说教，却也道出了民族主义的一些弊病。泰戈尔理想中人类和睦的共同生活，就是被民族主义粉碎的。“亚洲”就是这么被打碎的。“我们不属于任何民族，”泰戈尔如是说。
二、
泰戈尔出访的时候，通常的身份都是“文化使者”。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印度作家，但也算不上一个印度的政治和思想领袖。即使如此，他的出访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阻力。
1923年泰戈尔访华时，他被当做是“亚洲骄傲”受到中国文艺界的热烈欢迎。建设新文学，把中国文学推上世界文学的殿堂，这是陈独秀、鲁迅以及其他无数新文化派知识分子朝思暮想的。在印度，这一理想被泰戈尔实现了——甚至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就实现了。但是泰戈尔来华却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无情谩骂。各中原因，说穿了，是泰戈尔四处宣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推崇带有宗教色彩的伦理观。这在激进的陈独秀眼中，完全是封建迷信、复古反动——是的，文学要发展，但绝不能重新套上旧文化的枷锁。泰戈尔在北京演讲，也被一些反对者搅局。
此次中国之行，泰戈尔不曾想到，在文化观念上他竟会受到如此阻力。在一次演讲中，泰戈尔叹息道：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但是，毕竟泰戈尔来自印度，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很多中国人很难相信泰戈尔有资格对中国提建议。
泰戈尔刚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时候，曾说他对于亚洲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他中国之行留下的，很难说不是此信心的破碎。至少，人们很难想象“亚洲的”未来。当时，尼赫鲁曾说，当日本（一个“亚洲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沙俄（一个“欧洲国家”）时，从德黑兰到新德里，“整个亚洲”都为之振奋。中国实在没什么可振奋的，旅顺口从沙俄转到了日本手里。
三、
泰戈尔与法西斯意大利也曾有一番往来，其间很多政治抉择并非易事。
1926年，泰戈尔在意大利受到的礼遇，有点像是电影《刺杀金正恩》（The Interview）里那两个美国记者在朝鲜的待遇。当时意大利处处是繁荣祥和的景象。泰戈尔四处演讲，受到意大利听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场演讲是在罗马角斗场举办的，当泰戈尔进场时，一个合唱团的1000个小朋友与在场的近30000观众一齐肃立鼓掌。泰戈尔与墨索里尼有两次深会面，之后泰戈尔还称赞说：“墨索里尼阁下(His Excellency Mussolini)犹如经过了米开朗基罗的妙手雕琢，他的一举一动都闪耀着智慧和力量。”不过虽然泰戈尔对意大利文化大加赞许，但是他并不对法西斯主义发表意见。
但是，当泰戈尔要求见见贝纳戴托•克罗齐的时候，墨索里尼露出了马脚。克罗齐是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当时被墨索里尼政府软禁在那不勒斯。墨索里尼推说不知道克罗齐当时的处所，但又许诺说，如果泰戈尔有本事联系到克罗齐，他可以允许二人见面。后来泰戈尔确实见到了克罗齐，而且设法甩掉接待人员，见了很多受迫害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当他回到罗马的宾馆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接待员和酒店员工都急疯了。
上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确实做足了面子活。当时的欧洲，甚至世界，很多国家领袖和知识分子对于墨索里尼并不抱恶意。不少人甚至相当景仰他——这些人包括艾略特、伊兹拉•庞德、叶芝、萧伯纳、丘吉尔，乃至甘地。在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欧洲因为世界大战的消磨，负债深重，民不聊生。对此，议会民主制束手无策，处在崩溃的边缘。应运而生的，就是强调独裁和军事化管理的法西斯主义政府。在议会民主制衰微之时，法西斯主义一度成为一种近乎合法的替代策略。在当时，人们并没有预知法西斯必然导致军事扩张。而墨索里尼作为一个有领袖风范的国家元首，自然受到不少人的崇敬。直到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世界对于墨索里尼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了。
泰戈尔离开意大利之后，在瑞士见到了罗曼•罗兰。按罗曼•罗兰对泰戈尔说的话，在意大利，思想自由牺牲于所谓的“国家进步”，而且意大利并不是孤例。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还并未与战争挂钩。一些国家远远观望着法西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希望在战后政治乱局中看到曙光。这两种政治体制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管控经济，放弃了传统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
同时代的尼赫鲁提出了一个用来区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法西斯都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最为高贵，在国际舞台上理应受到高度尊重与关注；而共产主义者都奉行国际主义，乐于帮助世界上身处困境的阶级兄弟。这当然不是一个准确的区分。很多中国五四知识分子就既相信共产主义，又是民族主义者。
时局之中的政治抉择并不容易。
四、
而泰戈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民族主义的反面。他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把民族国家控诉为现代人类苦难的元凶。他认为，整片整片地方的居民被组织起来，围绕着政治和经济功能统一运转，才成了所谓民族。对于经济繁荣和政治强力的渴求，让人们忘记了生活原本的和谐与善良——这就是现代性悲剧的根源。泰戈尔的“国家觉醒”，可能意味着让国民回到和睦、明智的共同生活中去。1923年，当泰戈尔看到整个中国都在呼唤民族觉醒、国民富强的时候，内心感到深刻的忧虑——中国似乎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离开中国之前他曾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的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所以他曾在《吉檀迦利》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度：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对于泰戈尔来说，“让国家觉醒起来”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民族意识觉醒”的意思。他说：“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状态：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几乎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屈从于政治的和商业的人——有限目的的人。”而这首诗描摹的，大约就是是泰戈尔理想中的“无限目的”吧。说到泰戈尔的政治理念，还是回到了他的诗。
一、
泰戈尔实际上生于孟加拉的一个显贵家庭，他获得诺奖的时间是1913年，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在此之前，甚至孟加拉当地的文学圈都很难认可他的作品。泰戈尔自己把自己的诗作译成英文，在欧洲获得了认可。
1913年是一个非常早的时间，要知道，等到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一个中国籍的作家获得文学诺奖。而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才刚刚过去两年，新文化运动还要两年才开始。
1913年以前，泰戈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个传统意义的作家——写作、讲学。他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基本是到获得诺奖之后才展开的。泰戈尔与印度的几位国父交往甚密，他与甘地、尼赫鲁等人既有交集，又有分歧。想了解作为诗歌以外的泰戈尔，需要了解20世纪初年印度的政治生态。
当时，印度的政治活动家们被困于一个奇特的处境之中，在两条阵线上作战：一方面，他们想要带领整个印度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避免印度被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动员起来，造成难以遏止的社会破坏与人员牺牲。当时印度的国情与中国不同，持续两个世纪的英国的殖民统治已经根深蒂固，印度民族本身没有自己的组织，更没有武装力量——这意味着即使这个民族再紧密地团结起来，也只能赤手空拳，在装备精良的英军面前不堪一击。二十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革命者的英勇再也无法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所以，对于当时的印度来说，暴力革命不是出路。于是就有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认为，英国人虽然占据了所有政府高位，但是没有印度人在各方面配合他们的统治，殖民政府终将倒台。
在二十世纪初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里，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快速有效动员的不二法门。印度国父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从事民族独立事业伊始，就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对于民族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即独立的民族国家，也抱有批判的态度。对于甘地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嫉妒、复仇，而国家里的每个人却可以对此心安理得，毫不顾忌潜在的道德谴责。用后来一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话说：个人的罪过以爱国之名被赦免了。
不论是在反英阵线上，还是在批判民族主义阵线上，泰戈尔都和甘地是统一的。除去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泰戈尔有一部名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政治论著，是他在日本、美国等地的演讲集。书中泰戈尔不止一次地表示，民族是道德的麻醉剂。民族可以欺凌弱者、妒忌强者，却让民族中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泰戈尔的言辞类似于用词文雅的道德说教，却也道出了民族主义的一些弊病。泰戈尔理想中人类和睦的共同生活，就是被民族主义粉碎的。“亚洲”就是这么被打碎的。“我们不属于任何民族，”泰戈尔如是说。
二、
泰戈尔出访的时候，通常的身份都是“文化使者”。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印度作家，但也算不上一个印度的政治和思想领袖。即使如此，他的出访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阻力。
1923年泰戈尔访华时，他被当做是“亚洲骄傲”受到中国文艺界的热烈欢迎。建设新文学，把中国文学推上世界文学的殿堂，这是陈独秀、鲁迅以及其他无数新文化派知识分子朝思暮想的。在印度，这一理想被泰戈尔实现了——甚至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就实现了。但是泰戈尔来华却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无情谩骂。各中原因，说穿了，是泰戈尔四处宣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推崇带有宗教色彩的伦理观。这在激进的陈独秀眼中，完全是封建迷信、复古反动——是的，文学要发展，但绝不能重新套上旧文化的枷锁。泰戈尔在北京演讲，也被一些反对者搅局。
此次中国之行，泰戈尔不曾想到，在文化观念上他竟会受到如此阻力。在一次演讲中，泰戈尔叹息道：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但是，毕竟泰戈尔来自印度，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很多中国人很难相信泰戈尔有资格对中国提建议。
泰戈尔刚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时候，曾说他对于亚洲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他中国之行留下的，很难说不是此信心的破碎。至少，人们很难想象“亚洲的”未来。当时，尼赫鲁曾说，当日本（一个“亚洲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沙俄（一个“欧洲国家”）时，从德黑兰到新德里，“整个亚洲”都为之振奋。中国实在没什么可振奋的，旅顺口从沙俄转到了日本手里。
三、
泰戈尔与法西斯意大利也曾有一番往来，其间很多政治抉择并非易事。
1926年，泰戈尔在意大利受到的礼遇，有点像是电影《刺杀金正恩》（The Interview）里那两个美国记者在朝鲜的待遇。当时意大利处处是繁荣祥和的景象。泰戈尔四处演讲，受到意大利听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场演讲是在罗马角斗场举办的，当泰戈尔进场时，一个合唱团的1000个小朋友与在场的近30000观众一齐肃立鼓掌。泰戈尔与墨索里尼有两次深会面，之后泰戈尔还称赞说：“墨索里尼阁下(His Excellency Mussolini)犹如经过了米开朗基罗的妙手雕琢，他的一举一动都闪耀着智慧和力量。”不过虽然泰戈尔对意大利文化大加赞许，但是他并不对法西斯主义发表意见。
但是，当泰戈尔要求见见贝纳戴托•克罗齐的时候，墨索里尼露出了马脚。克罗齐是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当时被墨索里尼政府软禁在那不勒斯。墨索里尼推说不知道克罗齐当时的处所，但又许诺说，如果泰戈尔有本事联系到克罗齐，他可以允许二人见面。后来泰戈尔确实见到了克罗齐，而且设法甩掉接待人员，见了很多受迫害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当他回到罗马的宾馆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接待员和酒店员工都急疯了。
上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确实做足了面子活。当时的欧洲，甚至世界，很多国家领袖和知识分子对于墨索里尼并不抱恶意。不少人甚至相当景仰他——这些人包括艾略特、伊兹拉•庞德、叶芝、萧伯纳、丘吉尔，乃至甘地。在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欧洲因为世界大战的消磨，负债深重，民不聊生。对此，议会民主制束手无策，处在崩溃的边缘。应运而生的，就是强调独裁和军事化管理的法西斯主义政府。在议会民主制衰微之时，法西斯主义一度成为一种近乎合法的替代策略。在当时，人们并没有预知法西斯必然导致军事扩张。而墨索里尼作为一个有领袖风范的国家元首，自然受到不少人的崇敬。直到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世界对于墨索里尼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了。
泰戈尔离开意大利之后，在瑞士见到了罗曼•罗兰。按罗曼•罗兰对泰戈尔说的话，在意大利，思想自由牺牲于所谓的“国家进步”，而且意大利并不是孤例。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还并未与战争挂钩。一些国家远远观望着法西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希望在战后政治乱局中看到曙光。这两种政治体制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管控经济，放弃了传统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
同时代的尼赫鲁提出了一个用来区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法西斯都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最为高贵，在国际舞台上理应受到高度尊重与关注；而共产主义者都奉行国际主义，乐于帮助世界上身处困境的阶级兄弟。这当然不是一个准确的区分。很多中国五四知识分子就既相信共产主义，又是民族主义者。
时局之中的政治抉择并不容易。
四、
而泰戈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民族主义的反面。他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把民族国家控诉为现代人类苦难的元凶。他认为，整片整片地方的居民被组织起来，围绕着政治和经济功能统一运转，才成了所谓民族。对于经济繁荣和政治强力的渴求，让人们忘记了生活原本的和谐与善良——这就是现代性悲剧的根源。泰戈尔的“国家觉醒”，可能意味着让国民回到和睦、明智的共同生活中去。1923年，当泰戈尔看到整个中国都在呼唤民族觉醒、国民富强的时候，内心感到深刻的忧虑——中国似乎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离开中国之前他曾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的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所以他曾在《吉檀迦利》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度：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对于泰戈尔来说，“让国家觉醒起来”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民族意识觉醒”的意思。他说：“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状态：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几乎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屈从于政治的和商业的人——有限目的的人。”而这首诗描摹的，大约就是是泰戈尔理想中的“无限目的”吧。说到泰戈尔的政治理念，还是回到了他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