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第一次做义工

     
                
                
      周六参加了市志愿者协会的活动，去给贫困的孩子送助学金。这些孩子是由村里推荐上来，协会的人一一回访核实后确定名单，在网上呼吁爱心人士捐款资助的。小学生一个月资助100元，初中、高中依次累加50元。钱并不多，每两个月送一次。每次送助学金，都要从社会上招募爱心车辆和志愿者。秋天的时候我就想去，没有赶上，这次终于报上了名。
      早晨在服务中心集合，8:30出发，同车的四个人，张姐、王姐、小辛和我，只有我是第一次参加活动。张姐在街道工作，管计划生育，很是清闲，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志愿者协会，便过去兼职，“一去便再也放不下这些孩子们了。”王姐是一个生意人，开着一辆宝马，是此行的爱心车辆。小辛是大一的学生，在学院的青协得知的消息。我们被分配去夏张镇，24个孩子，遍布十几个村庄。
 
      第一个村庄就是有着万亩梨园的梨园村，春天的时候，曾和同事来看过梨花。那时候的村庄在春光与梨花的拥抱中，十分安详。而此刻重来，村子被冬日惨淡的雾霾笼罩，天气寒涩，街上空无一人，偶有一两个小孩子跑出来买东西，很是清寂。
      第一家是新芳家。农村的街巷相差无几，饶是张姐经常来，也几经问路才找到。进去的时候屋檐下一个妇人在捡花生，穿着红色的自做花棉袄，眼睛很大，有着天真无辜的神气。看到我们很热情，连忙打招呼，让进屋里。随即出来了一个男人，也很客气。进到屋里，桌子上有他们才吃完的早饭，一盘煎馒头片，几个玉米面糊糊碗，还有一盘黑咸菜。一个穿水红棉袄的女孩儿靠在窗前梳头，她就是新芳了，读七年级。之前的两人是她的父母。张姐让我们拿出表格给她填，小辛负责填表，我便发钱。这时候新芳的妈妈突然要跪下给我们磕头，被她男人喝止了。我听见张姐絮絮地跟新芳爸爸聊天，问他她的病情怎样了，有没有去医院，最近又受了什么刺激，劝他赶快带她去看病——这才知道，新芳的母亲精神分裂非常严重，发作起来会跑到大街上发疯。
         
     很快填好了表，我们告辞，新芳的爸爸还要留我们坐一坐，我们婉谢了。他们一家送到门口，张姐边走边嘱咐新芳要多多体谅妈妈，为爸爸分担。新芳低着头答应了。
     从新芳家出来，我问张姐新芳母亲的病，她也不甚知道病因，只是絮叨着，这不是发病的时候啊，春天才是发病的时候，肯定最近谁又刺激她了。
      接下来去的文慧家，只有奶奶在家，母亲也是精神病，父亲陪着去看病了。
 
       张姐说起不远处的另一个村子里的一家，十年前媳妇月子期间得了产后抑郁，又被公公的朋友诱。奸，神志渐渐不清起来。去派出所举报，凶犯却因有关系而免于刑罚，没审没关就放回家了。丈夫被怄得精神失常，常常要抱着一箱炮仗去炸派出所。由于经常做出这样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村子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们一家，什么救助扶贫的名额都不给他们，十岁的孩子像孤儿一样生长着。
       在苦难与不公面前，人的精神有多么强大就有多么脆弱，它可以战胜一切，却又不堪一击。然而在生存面前，没有人会去关注你的情绪，尤其生在情感克制淡漠的农村。
 
     梨园村的最后一家是鹏鹏家，在无梁殿旁。鹏鹏父亲癌症去世，爷爷和奶奶也是重病缠身，全靠母亲打零工支撑。他的母亲打扮的很清爽利落，将院落收拾的整洁清新，与其他家庭完全不同。鹏鹏也是我们当天拜访的人家中唯一跟着母亲生活的孩子。
 
      山东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性有着优越的选择权。在农村这种体力劳动占绝大比重的工作环境中，女人需要仰赖男人生存。一旦男人死亡或者不归，绝大多数的妇女都要再婚，而多半不会带着前夫的孩子。这些孩子长期由祖父母养育，虽有母亲，但并不来往。我们接下来拜访的孩子，都是这种畸形婚恋的遗存。
 
      佳枝和弟弟分别读七八年级，母亲是从云南买来的，在生下弟弟后，便跑走了，至今不知下落。娇娇的父亲意外死亡，母亲改嫁时抱走了三个月的弟弟，留下了她和奶奶一起生活。母亲和奶奶因为赔偿金闹翻，不相往来。我们问她跟妈妈有联系吗，她说没有。张姐转头去劝她奶奶，“要让她跟妈妈联系啊，你们有矛盾是你们的，但那是她亲妈啊，总有一天，你们要走在她头里，真忍心撇下她一个人么。”奶奶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新雨的经历又不同些。她出生八个月父亲和大伯在长春因过失杀人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她的父母亲并没有领结婚证，出事后，母亲丢下她走了，再也没有了联系。爷爷去料理了俩儿子的事情之后把她抱回来，养育至今。八岁了没有见过父亲的面。
      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刚刚吃过早饭，三间堂屋西边靠墙是一张旧沙发和茶几，西南角支了个憋气炉子，坐着的水壶吱吱冒着白气。正中间是一张八仙桌，旁边两张太师椅，东南角给奶奶支了张床，奶奶坐在床上，哮喘很厉害，说一句话要喘上半天。新雨在洗碗，头发短短的，穿着一件蓬松的黑色面包服。张姐喊她过来签字，她扭一扭身子，笑着拿毛巾擦干净手过来，又调皮又害羞。
       因为特殊的家庭环境，新雨在同学之间经常被欺负，没有小朋友和她玩。第一次回访和前几次来送助学金的时候，小新雨都躲在一边，不说话也不笑。协会帮着联系了爱心企业，去年暑假资助新雨和爷爷去长春见了爸爸，又让新雨参加了协会的夏令营。张姐说，“她的变化最大，现在都有笑模样儿了。”
 
      金鸣家也让人比较印象深刻。金鸣才只有八岁，他的父亲已经快六十了，以至于开始我以为是他的爷爷。父亲年轻时也识文断字，是村里的会计，但身体孱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耽误了婚娶，四十多岁去济南打工，做了几年老板看他老实本分，将自己的瘫痪女儿嫁给他。近五十岁，他带着媳妇回乡，村里为他集资盖了房子，然后又有了儿子。他上了年纪，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又要照顾瘫痪的妻子，孩子一天天长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他近无兄弟帮衬，远无亲戚照应，日子仍是艰难。
     一踏进堂屋门，就闻到一股陈旧的脑油味儿。堂屋里西北角的床上堆了山一样皱巴巴的脏衣服。被子翻着，白色的被里子已经成为黄褐色。地上瓜子壳和尘土积了厚厚一层。填好表，金鸣的父亲让我们“呷”一壶，我这才看到他握着个白底青花瓷手壶，壶身泛着温润的光，应该是长期把玩的结果。壶嘴和壶盖周围是一圈褐色的茶渍，壶盖与壶把儿上系着一根细线，线也浸成了茶色。——即便是这样的日子，也还是要呷一壶的啊。
 
     十二点多，我们才发了三千元，王姐临时有个从枣庄来的客户要见，我们就先回来了。一路上，张姐和王姐聊着乡间旧闻，我和小辛，都没有说话。
     正午的太阳高高挂在天上，冬天的原野萧索寂寥，麦子都瑟缩在地里，毫无生机。路旁的村庄，渐渐在视线中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