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三部曲》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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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霍兰（Tom Holland）文，郑远涛 译 “他的脸多年来萦绕在我的心头。”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所著的亚历山大大帝小说三部曲之中，可能说这个话的人不计其数。在历史文学暨成长故事的翘楚之作《天堂之火》里，道出此言的可以是亚历山大恃强凌弱、难以安抚的母亲，或是他至爱的朋友赫菲斯提昂，或是任何马其顿人——他在小说结尾当上了这些人的国王。在《波斯少年》里，这可以是巴勾鄂斯的轻声细语，这位有一对羚羊眼睛的宦官【注】，先是引诱了亚历山大，继而陪伴他上路远征到大地的尽头。在《葬礼竞技会》里，这可以是杀戮成性的将军角色们的宣告，他们在那伟大的征服者英年早逝之后力挽狂澜，却无法顺延国祚。没有虚构作品像瑞瑙特的三部曲这样，通篇燃烧着亚历山大的俊朗与魅力。这些小说的全部地景都仿佛被这种光芒辐射。难怪她笔下的亚历山大，会在一个众神之真实被深信不疑的世间，散发着似乎超凡入圣的气质。

然而，这话是瑞瑙特本人的自白。它出自作者给大学旧友卡西娅·阿伯特的信上，那个时候，她正要动笔演绎亚历山大的生平。早在1920年代，牛津大学念书期间，她就在城里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发现一个古代艺术的宝库，深为震动，终生不曾忘怀。克里特岛风行跳牛的弥诺斯文明复制品、雅典全面兴盛的古典时代光采熠熠的青年雕塑、哲学家和诗人和城主的胸像：这一切都久久存留在瑞瑙特的记忆中，强烈地影响了她日后写成的小说。不过，对她诱惑最为持久的似乎是亚历山大，正如她向旧时同窗讲起的那样：“他的头发在额上那样跃跃弹跳，还有那想必在他二十来岁已经沧桑毕露的美……”《波斯少年》的结构，或许可以让人稍稍窥知她如何写起亚历山大来。尽管对于小说的叙述者——巴勾鄂斯而言，亚历山大的进军起先只是一件轻淡的传闻，但消息的激动性不可阻挡地狂增暴长，最终，他被带到那伟大的征服者面前，被相遇的迷醉和热情所淹没，心折一生。对于瑞瑙特自己，情况或许也是如此，而经过了一番必要的变形（mutatis mutandis）。

她自己倒不会做这样的类比。对于把她与亚历山大的世界分隔的鸿沟，她没有幻念。她拒斥任何将昔人和今人视为雷同的观点。她坦率地说：“假装情况是那样，会是一种逃避与背叛，是背向他们、而在熟悉的事物里轻松自得。”在她的感受中，古代世界与她成长环境的反差，就像爱琴海夏季与英格兰二月细雨的对照一样强烈，而正是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她对亚历山大的热情。1948年，瑞瑙特不堪忍受战后英国灰暗气氛的压抑，乘轮船前往南非，一去不返。这种追寻新奇、色彩与刺激而放手一搏的举动，1953年再次发生：写过一系列以当代英格兰为背景的小说之后，她开始用虚构文学替古希腊招魂，后来凭着亚历山大三部曲登峰造极。遭受阉割的童奴巴勾鄂斯，在对那伟大征服者的顺从之中发现解放，玛丽·瑞瑙特也一样，把自由的快乐首先跟亚历山大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从瑞瑙特对亚历山大的痴迷中，也多少可以发现另一因素——切身认同。这在《天堂之火》里尤其显著，她写此书，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不但要复现自古以来最富个人魅力的征服者的抚养教化，而且要探索那孩子如何成了那男人的前身。关于亚历山大早年能找到的史料，瑞瑙特搜罗一空；但这些文字远远提供不了她需要的细节。一般说来，古代传记作者对笔下对象的童年缺乏兴趣。他们无一例外地把儿童刻画为成年自我的缩小版。结果，亚历山大早年的史料恰恰匮乏小说家通常最珍视的那种心理细节。为了补足缺漏，瑞瑙特可从她的足以令最严苛的古典学者满意的古代知识中汲引，但是那依然不够她所需要的。她无疑向最高标准看齐，竭尽可能地追求史实准确，然而也不会放过小说家的特权——虚构那不可得知的部分。因此，《天堂之火》是航向往昔的一趟双重旅程：既返回公元前4世纪（这是当然），又归向瑞瑙特写作生涯的源头活水。

小说开篇时，亚历山大溜进母亲的床席，要求她告诉他：自己是她最宠爱的人，这行为跟瑞瑙特先前作品的一个主人公互相呼应。她最后一部当代小说《御者》（The Charioteer）有个手法甚为接近的开篇，故事主角——五岁的罗瑞·奥德尔离开自己的卧室，最终投进了母亲怀里。方才他见到了忧心的情景：夜阑时分，他父亲收拾行包，永久地离家而去；于是，他便去母亲怀抱之中寻求庇护。“后来，当逝水流年迷糊了他那天夜晚的种种记忆，将日后的知识覆盖在上面的时候，他最记得的是那时第一次知道了独此一身的负荷、囚困与神秘。”罗瑞成长起来的英国，依然对同性性行为论罪，他始终无法挣脱主流社会对其性倾向的鄙视，过着一直需要妥协的生活。亚历山大则不然。如罗瑞一般，他也见证了夜阑时分令人极其困扰的场景：他父亲闯到母亲这儿来，而亚历山大正掩蔽在她的床上。“孩子看见他扑向他母亲，就像那擒食的波吕斐摩斯。他仿佛倒竖着浑身的毛发，连腹下丘壑黑林里吊挂的棒子也自动举起，挥向前方，神秘而恐怖的一幕。”然而，亚历山大不会准许这段插曲变成支配他的伤痕。尽管他后来的性生活无疑带有它的印记，他却凭着自己的意志改塑它，如同对别的事情一样。在他看来，他父亲沉湎于色欲，那种生活不为他所取。相反，他对赫菲斯提昂忠诚不渝，让自己成了新的阿基琉斯，跟帕特罗克洛斯第二亲密无间。这个后来征服世界的人，被刻画为一个首先征服自己的男子。

玛丽·瑞瑙特在1970年代，写亚历山大三部曲的时期

参照瑞瑙特本人的生平，不难发现这个范例对于她该是如何意义重大。如罗瑞一般，如亚历山大一般，她是一场极不幸福的婚姻所生的孩子。她不顾父母双方的激烈反对，决心在世上活出自我，毫不懈怠地驱策自己。她的第一个抱负——成为护士，使她投身一套培训课业，那里笼罩着最严冷的寄宿学校的氛围，肯定影响了她在《天堂之火》中对亚历山大及其伙伴们所忍耐的斯巴达式制度的描写。她的第二个抱负——成为小说家，也被她百折不挠地追求不懈。当然只有她才能够写出她的小说，但无论如何，瑞瑙特在她的新生涯中从来不乏支持。1935年，尚是护士学员的她，邂逅了命中注定要陪伴她度过一生的女人。在朱莉·穆拉德身上，她找到了更远的一个点，在此跟亚历山大相接。瑞瑙特在《天堂之火》的后记中写道：“他在感情上对赫菲斯提昂的忠诚，是关于他生平最确凿的事实之一。”这令人不禁感觉她是同时在向自己一生的挚爱致敬。

这样一种抒怀从未让我们感到荒唐可笑，可见她在亚历山大三部曲中取得了多么可观的成就。她描绘的亚历山大的世界如此质地细密、丝丝入扣，对其心理的洞悉如此可信，读者每每不假停顿，便接受了瑞瑙特写他的尺度。“人在悲伤时，比在喜悦中更渴望知道日月星辰在照常运转。”对于大多数人，这么一种渴望只会滋生妄念；但借着亚历山大，瑞瑙特便能够寻索一位确实按着自己的抱负来塑造世界、并让自己成为时代中枢的英雄。她的三部曲读来有令人醉心的快乐，使我们得以分享这样一个人的光辉与伟力。《波斯少年》中巴勾鄂斯有言：“在他左右，我觉得自己更美丽了。”所有迷恋瑞瑙特演绎的亚历山大故事的读者，都难免产生近似的感受。

然则巴勾鄂斯这个人物，《葬礼竞技会》所谓“优雅、婉娈的宠臣”，生为男性而有女儿之态，暗示了整个雷厉风行的三部曲之中构成阴影的暧昧性。在成书的年代，对同性恋的疑虑依然盛行，瑞瑙特赋与同性伙伴关系的尊严，令她相较于芸芸历史小说作者更显出是个独创性不可估量的作家。非但如此，她的独创也体现于另一方面——这一点，或许会给我们的当代感性造成更大困扰——亚历山大三部曲是一种挑战，揶揄着我们关于“女性作家”的基本观念。自幼因脚大、渴望职业生涯而被母亲嘲笑的玛丽·瑞瑙特，并不很喜欢女人的身分。她语气平淡地说：“男人有更多乐趣。” 同代作家之中，跟她一样对生为女性感到如许怨念的，恐怕只有写《卡罗尔》的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了。身为男儿是如何激动人心，在《天堂之火》跃然纸上，而作者同样着力之处，是把身为女子设定为一种凄苦的、退而求其次的境况。没有马匹的驯服，没有在争夺姑娘时率先擒来的纪录。三部曲通篇之中，她们被描述为叽叽喳喳、聚堆如鸟，以“窃窃细语的私房话”消磨其汉子们武功上的元气。“女人无法像我们一样，向自己的敌人下挑战书，”亚历山大向赫菲斯提昂评道，“她们只能以女人的方式复仇。与其责怪她们，我们该感谢众神让我们生为男人。”

奥利佛·斯通执导的电影《亚历山大》中的巴勾鄂斯

这番宣言，其意识形态基础当然忠实于历史上亚历山大所抱有的信念——但这话既出于一位女性之手，未免令读者感到一丝眩惑。因此，许多瑞瑙特的早年读者会相信她是个隐身于笔名的男性作者，也许不足为奇。实际上，古希腊文化对男性与女性领域有严格的区分，尽管如此（或许正是因此），她的小说反复探讨性别二元模糊之后的意味。“有的阉者成了女人，”巴勾鄂斯告白，“有的并不然；我们自成一类，必须找到自己的活法。”他投身于自我的创立，毅力可惊，堪称瑞瑙特笔下人物中最具独创性、也最具典范性的一位。健与美，这一对骈行的理想，在巴勾鄂斯身上获得平衡，他既强健到陪着亚历山大行过最艰难的征途，又床笫娴熟，比任何女子更完全地满足亚历山大。男人们，甚至亚历山大自己，也受到一种性别融合机会的试探而改造自我。亚历山大把脸面刮净，迥异于他须发旺盛的父亲，而且传闻说他带有“天然的体香”，这些女性化的特质反而增强了他作为世界征服者的魅力。女子面临的情势则大不相同。一切逃脱“封闭窒息的女人堆”的尝试只给她们带来败亡。就连最有权势者，最后都被自己的野心摧毁。敢与她霸道可畏的丈夫对抗的奥林匹娅斯，后来与儿子永久暌离，最终受石刑而死。摆布自己丈夫的欧律狄刻，穿男装狩猎，“自记事以来就知道她本应生为男孩”，却在事业的高潮一刻来了月经，丧失时机。如果亚历山大三部曲的世界终究是悲剧，那么它对于女性尤其是悲剧。

玛丽．瑞瑙特吊诡的地方，以及她令古代世界起死回生的非凡成就的关键，在于她打破成规同时又返顾往昔，既进步又倒逆。借着亚历山大三部曲，同性爱小说第一次跻身主流文化；但内中对民主制的鄙视、对英雄主义的理想化呈现、对女性特质的不信任，又深深忠实于早已消逝的亚历山大时代。正如最佳历史小说毫无例外地做到的那样，它迫使读者抛开自己的条条框框，接纳一个已消逝世界的原貌。在中东地区连年战乱的阴影下，亚历山大的理想的高尚性，于我们看来或许未免要打折扣，不如对于瑞瑙特那般不证自明，可能我们更容易认同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973年——《波斯少年》出版一年后——的表述：“其罪行亦凶恶”。但是洛威尔也感到了亚历山大那伟大的磁力——瑞瑙特三部曲的读者们，对洛威尔的挽诗中令人不安的力量将会心有戚戚焉：

‘but if you wish to blackguard the Great King,

think how mean, obscure and dull you are,

your labors lowly and your merits less…’

“但如果你要詈骂那伟大的国王，

想想你怎么浅陋、无名又乏味，

你事业卑下，才能更下之……”

（本篇是英国Virago出版社2014年版亚历山大三部曲的序文。作者汤姆·霍兰生于1968年，是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家，作品中译本有《波斯战火》、《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与悲剧》等。译者郑远涛，是亚历山大三部曲的中译者。）

【注】Gazelle-eyes是《波斯少年》第二章里巴勾鄂斯的礼仪老师奥若梅当对他的昵称，直译为“羚羊眼”，中译本改用”小鹿“。

汤姆·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