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谈鼎堂

周作人和郭沫若，本来交集不多，曾在《现代》杂志同期刊发文章，因先后次序之事，郭闹过意见，后来施蛰存写《郭沫若的<争座位帖>》一文，说得很清楚。不过这事很快就过去了，两人关系还是不错的，陶亢德的《知堂与鼎堂》所叙述的纠纷与劝解表明了这一点。乃至在时代倾覆之际，郭沫若写《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透露出的推崇与善意，想必是让周作人有些感动的。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人的地位及处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周作人沦入社会的边缘，郭沫若位居要津，显然很难有直接的交往了。不过，私下的看法总是有的，不妨看看知堂是如何谈鼎堂的。
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写给鲍耀明的信中，有云：“对于溥仪的尊评甚当，他已经苦炼成为八股专家，写得上好的应制文（即是《前半生》）了，但据说这是作家协会有人给他帮忙，有人说是他的同族老舍与有力焉，其实八股工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不过在这件事上大约没有帮什么忙吧？”
其时，香港的《新晚报》“人物志”副刊正在连载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周鲍通信中，聊起这个事。鲍耀明在来信中说，“新晚报《宣统皇帝自传》果如先生所料，进入第三集‘学习’阶段后，便失去‘人气’矣”，周作人做此答复。调侃溥仪苦心修炼为八股专家，是暗讽其被改造得彻底，与周自身的“顽固”恰成对比。其实这件事和郭沫若本无关系，但也无辜地被牵扯上了，曰“八股工夫顶好的自然要算”他了，所谓捎带脚是也。不过也说明郭在这方面名气之大，已到了随便可拉来陪绑的地步。
这种名气，在另一封信里体现得更为彰明。同一年，鲍耀明给知堂老人寄来一册香港出版的《五四文坛点滴》（赵聪著），知堂读后在信中谈谈感受，“书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
这一则非捎带脚，乃是专门谈郭。由香港的议论引出北京的舆论，真是普及面够广大，无远弗届。知堂说“个人对他并无恶感”，也是实情，从早年的交往观之，的确如此。但时过境迁，郭沫若的言行，在知堂看来，未免越来越离谱，他的批评，秉承的乃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转风”之快速实有些看不大惯，所以“不大能够佩服也”。具体到郭对鲁迅的态度之变，属见风使舵一典型范例，知堂一生于鲁迅持平视的观点，自然要出语讥刺了。
而两封信里，均提及老舍，或可看做一种误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