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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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去悉尼上学的时候我胆子很小，住在最安全的华人区也从来不敢超过晚上八点回家，所以同学约我去看澳洲最大的Mardi Gras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我犹豫了好久，他以为我是不接受同志而犹豫，实际上我是害怕赶不上11点的火车。
那天下午四点从Townhall火车站出来之后，两边街道就开始封锁，穿着粉红色护士装、露着胸毛的壮汉们，带着泡泡袖头上顶着血红色心型帽子的吸血鬼美女们，拖着长长充气尾巴、胸部全裸的猫咪男，以及清一色黑皮衣满身纹身的哈雷机车队冲着我们浩浩荡荡开过来。
警察已经封锁了两条街的街道，游行人群混在易装男女的海洋中，我几乎记不清自己吃了多少粒彩虹豆喝了多少罐免费饮料，还被几个巨大的穿绿色婴儿装吸奶嘴的白人哥们搂着合影，总之那天我回家的时候浑身充满了甜蜜的气味，也让“同志”这个看似已经被世人接受的美丽气泡在脑海里萦绕了好久，直到有一天被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戳破。
Mardi Gras这种类似狂欢节的同志游行永远是欢乐的、忘情的，而真正的同志生活远非如此。至少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被看做违规者、异教徒、孽子、荒人，同性恋者，有病的人。
1994年，朱天文写出记录同志生活的《荒人手记》，一举拿下台湾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首奖。也是在1994年，台湾主流政治开始讨论同志议题。到了2007年，正在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参加台湾第五届万人同性恋游行，并且提前到达游行集合处向同志致意。
《荒人手记》写的，是一名中年同志陪伴罹患艾滋病的朋友度过最后的日子，以及对自己的一生挚爱、初恋以及在台湾西门町遇到的男生的回忆。可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回忆的故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福柯的性学，佛教的义理，颜色音乐学，三千年前的中国史，破腹自杀的武士道，但凡你能想到的，这本书里都写到了。简直要变成一本研究性文集，内容庞杂而又纵横开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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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与师父胡兰成在日本）
知道朱家三姐妹是因为胡兰成。朱天文是胡兰成最得意的女弟子。我买过她描写大学生活的素雅清丽的《淡江记》，《黄金盟誓之书》，台湾独特生存景致的《世纪末的华丽》，后现代意味十足满纸符咒密码的《巫言》，但是最喜欢的就是《荒人手记》。而这本书的“情感烈度”也让其他所有相较之下都寡淡如水，像是喝下一瓶人头马之后再喝什么二锅头女儿红，都没有这第一杯烈得烧喉。书里的情感密度大到非我族类能一次吸收殆尽，看完几章就必须得合上书愣神半天，否则就像一碗硬邦邦的米饭打到胃里，根本无法消化。
顺手抄一段。主人公“我”知道初恋“杰”出轨的事实之后：
“我走了一程又一城，徒步横越台北市西区到东区，在回来杰的家，从楼下望见房子有灯亮着，我差点休克，扶住胃躲进街角，直想腹泻。我折走离去，一圈一圈绕着附近巷子想，反复辩证，推理出完善坚固的逻辑返来楼底，然而仰头一望，顷刻崩解，被自己转回身时的影子吓一大跳逃跑。我惊疑每个往巷子里行去的踪影是否是杰，或那人，屏息跟踪，像一颗摇晃的露珠随时被涸没。后来我把自己一层楼，一层楼往上搬，每上一层蜷蹲阶口大吐气以免昏厥。来到杰家，轻敲门，准备说出练了千百遍的台词。我将平常极了的说，我回来拿东西的。”
与以自我身份体认写作同性恋者的白先勇的《孽子》比起来，朱天文写的《荒人手记》还是有大不同。语言上的事情先不去说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耻感。《孽子》有耻感，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那种纠结、困顿无法排解的情绪，而朱天文因为本人不是同志，所以描述里没有耻感。《荒人手记》里的“我”比较坦荡，自我认识的困惑时期非常短，更多困惑来自对同志个体身份的寻找、探索以及分析。所以说，《荒人手记》情感核心虽强，但是现代性和研究性不输小说情节本身。
也是这本书让我真正意识到，和台湾作家相比，大陆作家缺少的是什么，那就是深情。我看台湾女作家的书有过撕心裂肺的感受，看大陆作家的书从来没有过。喜欢的台湾女作家随随便便就能举出很多个：苏伟贞、朱天文、齐邦媛、陈雪，以及现在已经被斥为矫情鼻祖的琼瑶。
曾几何时，为了合群以及掩饰内心的情感需要，有多少中学时期迷恋过琼瑶的人开始大肆哂笑她；曾几何时，我们开始嘲笑情感的表达，嘲笑公开场合的失态，嘲笑浪漫的举动，曾几何时我们都变成了铁石心肠的、只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的人，只因为以上这些情感“不酷”。
上海作家毛尖曾经说过一段话，“深情是台湾女作家的一种胎记。公开私下，我们都妒忌这种深情，这是台湾社会给女性的空间，让女性保留抒情的能力也给予抒情的便利。所以，我自私的希望台湾作家守住抒情的位置，这比描述现代性更为重要，也更加艰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大众对朱天文、侯孝贤、张大春的热爱绝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对未来的惧怕，对现代性的逃避。”
深情不是软弱，也不是矫情，深情是社会赋予女性的独特权利，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它，也许我们只是害怕对方的回应是一堵冷冰冰的墙，于是我们收起自己，假装铁石心肠，只是恐惧受伤，于是把自己的心包裹成了更坚实的茧，台湾女作家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受伤，越深情，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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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浓得化不开的情感之外，《荒人手记》里词语的古典繁复是我在任何一本书里都没有看到过的，有人曾经形容她的写作风格有点像“日本人唱爵士乐”，虽然怪怪的，但是读顺了别有情调。在我眼里，《荒人手记》更像是毕加索晚年做的那些装置艺术，脱离了色域斑斓大开大合，却有意识地用各种材料——木头报纸铁丝陶瓷覆于色彩之上，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雕塑加绘画加空间，怪异三维，玄言断句，但是整体上却像极了周围互为牵连的世界，契合在一起，混淆在一起，劈头盖脸像我们砸过来，有些不管不顾的味道。
这种像是“装置艺术”的特色，既是语言风格，又是小说结构。其实作为一个把读书当成享乐消遣的俗气读者，一本书能够打动我完全只是因为蕴含情感的深刻，和构思多么精巧全无关系。可我还是要说《荒人手记》的结构，因为它和中国古典小说那种圆弧式首尾相合的结构全然不同，可以算是独创的伊始，能够看到从伊始到成熟的全部端倪。
朱天文在一个访谈里曾经聊到小说结构，她说，“卡尔维诺有个很美的隐喻：时间是否会迷路，遇到岔路口。我写《巫言》就一直不断岔题，当下的人，物，事的枝节上生发出另外的物和事，从一个花园到另一个花园，流连忘返，在文字中就离开了一直惦记的时间，把时间变成了空间。这就是我的路径。”
《荒人手记》里很能看得出这种路径。从阿尧的死到动物之死，再到佛之生死经义，宇宙轮回；从同性爱人永桔的丝绸之路拍摄，联想到伊斯兰巡礼，再到中亚，再延伸至禁欲主义，话题的延伸无休无止，正像是“我”与永桔之间的同性爱，“我们每每岔出主题，回顾来路，一径岔去的路径来到今天，已把我们带离。”
这种分岔结构使内容充实至有点过溢。罹患艾滋病的阿尧逝世之后，朱天文由阿尧之死想到鱼之死，用整整三页细细回忆一帮少年在野外烧烤后留下的野生河鱼怎样慢慢死去：
“征兆先是失去重心，与颠躑于途的努力不使身体倾斜。若倾斜超过了四十五度角，鱼会抖擞一振向前冲，借冲力把身体扳正，平稳浮一刻，又斜了。几番起落终将放弃前，鱼倒栽葱的以吻抵住缸底游游游，最后，一松口，飘开，像慢动作放映栽一记大筋斗，仰腹跌在缸底，不动了。其生与死之角力过程，石磨般磨苦我的心志。”
接着她又写象之死，“众象围而拱之，几次未果，喷出高亢鸣呼，两两厮磨，以性之战栗激同伴生之欲情。”
读这段，想到前年六月在云南丽江看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白族，彝族，独龙族，摩梭族，用肢体模拟巨象狂奔马群嘶鸣，用植物模拟人类求偶争宠孔雀交尾，瞬间觉得生灵壮丽，心灵纯净。阿尧的死，和野鱼之死，象之死并无不同，他们均在同伴的陪伴中往生。《荒人手记》虽然写同志，色欲如泥沙俱下，但是却纯净之极。
这只能归结于天赋，绝不可能用勤劳苦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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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三姐妹与父母的全家照）
《荒人手记》带给我的语言以及结构上的震撼要超过情感震撼。现代社会杂志电影浸淫下的我们对同志并不陌生。然而这个族群生存境况的惨烈、被社会所不容所排斥所边缘化的程度，是这本书才带给我的身临其境的感触。书中如阿尧，以艾滋之身痛苦死去，“我”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痛苦挣扎之后最终能够不懂情感地混迹于社会，用性来代替爱，人变成了兽；连“我”都不如的，那些在Gay吧门口“捡尸”的人，因纵欲过度躯干早早衰丑，面庞似被瘟疫犁过满面疤坑，在“漫芜的泊浮中捞一个身心俱疲的醉娃娃”，他们毫无机会。
去年《奇葩说》第二季有一个辩题叫“该不该向父母出柜”，我对其中马薇薇说的话记忆犹新，她说，“我不鼓励同志向父母出柜，不鼓励他们向这个世界出柜，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的‘柜子’消失，因为我们共进退。”
这句话说的多好。
我们没什么资格鼓励同志公开性向，因为我们不配。不管我们多么感同身受，多么明白他们的痛楚，我们永远无法和他们站在一起，体验他们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所以拥有千万粉丝的蔡康永亦感到孤独，亦为之落泪，因为他可以鼓励同志出柜，但却无法照顾他们，保护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独自一人站在深渊里。
我后来把《荒人手记》送给两个朋友。一个出柜了，一个没有出柜。其实送了之后我觉得后悔，因为我怕这本书的坦然和无惧反而会伤害他们，因为我们的社会毕竟仍然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可我也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快乐，能够自私的为自己活一回。就像朱天文在书里说的，生时应当快乐，因为死时，我们都会死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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