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

台湾前枢机主教单国玺在得知自己罹患肺腺癌，仅余约四个半月的生命时，惊问：“为什么是我？”祷告半小时后，他欣然接受，反问道：“为什么不是我？”
从七月胃镜检查发现肿瘤，到经历手术、化疗、病情进展、再化疗的曲折过程，这两个问题也时常在我的脑际萦绕。尽管目前国内癌症高发，平均十万人中胃癌患者也就三十余例，完全是小概率事件，偏偏让我得着，如同中彩票般的“运气”，直较我很难不叩问：“为什么是我？”我远不若单主教通达世情，短短半个小时便参透命理，想了很久，才恍然自释：“为什么不是我？”
我检视了自己罹癌的种种可能原因。首先，基因遗传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与我有血缘关系的近三十人中，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身染此病的。其次是饮食和作息。这是一个因素。我自幼在祖父母身边长大，八岁才回到父母身边。老人家生活节俭，我在营养上未免欠缺，从小就体质孱弱。大学毕业后，长期一人生活，也难免失于调养，尤其是2010年回国后，饮食质量急剧下降，对体质影响更大。我还习惯晚睡，总要到十二点了，时间一久，自然伤身。再次便是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因素了。虽说医学界还没有充分的数据证明某些特有的人格特征和生活经历是引发癌症的重要原因，医生们也不认为应激、抑郁和悲痛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但我仍然相信这些因素与我的病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我的性向与常人不同。直白地说，我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身份带来的不可言说的压力可想而知。从初二时我朦胧地察觉到自己独特的性向，到二十四岁那年赴美读书，困惑、迷茫与挣扎伴随着我的成长岁月，青春原本明亮的底色沾染了沉郁的灰度。在美国的日子，我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身份，随即而来的便是情感与性欲的饥渴。因为在异国他乡难以寻觅合适的伴侣，我只能从一种压抑进入到另一种压抑。回国后，外在的限制不再存在，我立即陷入了一连串轻率甚至荒唐的追逐游戏，这让我的心依然少有饱足而宁静的时刻。这条辛苦异常的道路，大多数人难于理解，而在我心中却有一些更隐秘难言的欲念。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三岛由纪夫的欲望和写作》的文章，在那里我这样描述三岛先生的“欲望”——“三岛先生热爱自己的同性，他眼中的美完全是构建在雄性基础上的，通过男性的阳刚与力量得以体现，具体的形象是年轻男子的躯体、他们的凹凸的肌肉、他们运动后淋漓的汗水、他们莽撞无畏的行为……如果只是如此，三岛先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少数人群中的一员，这里的少数是相对的概念，它的真实的绝对数量其实是很可观的。可是，他眼中的真正的美是年轻男子的垂死挣扎的躯体、他们因为疼痛而颤抖的凹凸的肌肉、他们受伤后流淌的淋漓的汗水和鲜血、他们莽撞无畏到慷慨赴死的行为……真正令他的欲望得到满足、给他以美感体验的不仅仅是那些充满了阳刚与力量的同性，而更是他们的死亡，因为在他眼中男性的阳刚与力量只有在赴死的过程中才能有最强烈的表现。那种死于青春的惨烈和痛苦才是他心中至高的美，才是令他痴迷沉醉并毕生追寻的欲念”。其实，这何尝不是在剖解我自己的心底至深处的结？当我为《奔马》那短短一行的结尾幻想无限，为《忧国》那长达近三千字的描写心醉神迷，为影视作品（尤其是张彻导演的电影）中那些鲜血淋漓的画面血脉偾张，为在自己的小说里尽情编织同样的迷梦而志得意满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终有一日会亲身实践这开膛破腹的“壮举”。记得当我拿到胃镜报告时，正在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仲夏之死》。我立时悚然心惊，远远将书册从案头丢开。我想到了那著名的“潜意识定律”。深深根植于潜意识中的欲念是否最终造成了我躯体上的疾患？有趣的是，在我的胸腹间刻下那条长长的疤痕之后，我突然停止了对三岛的迷恋，失去了三岛式的欲求，这是不是说明我终究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终究无法如他那般纯粹？
第二，我与家人关系疏离。这源于我的曲折的童年。我的父母在文革期间从上海插队落伍到了安徽，从那时起就在合肥市定居。我出生后，父亲进大学深造，母亲工作，两人都无暇照拂我，上海的爷爷奶奶便将我接到他们身边。从我有记忆开始，祖父母就代替了父母的形象烙印在脑海中。尽管他们生活节俭，缺少文化，对我的成长未必有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了我此生最亲近的血亲。八岁那年，陌生人一般的父母出现在我的面前，将我带回合肥读书。我满怀不愿，哭着离去。在我年幼的心中，这形同一场绑架，强烈的怨恨与抵触从一开始便在我与父母之间种下了。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小学与初中），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回到爷爷奶奶身畔。放假后的第一天便回归，开学前的最后一天才离开，这是少年人的反抗。按理说，如此漫长的时间，足够一对父母感化孩子，重塑相互关系。可惜，将我带至世间的这对夫妻没能合格地扮演为人父母的角色。他们对我学业表现的关注远甚对我的内心感受。在性格上，父亲对身边的人有很强的控制欲，尤其看重长幼间的尊卑与服从，他理想中的儿子是应该对他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母亲也是一个不会关注他人感受的人。即便是爱与关心，她也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对方如果稍露无法接受的意愿，就会招致她的不满。最简单的例子，便是他们与我对话的模式。每当父亲发出指令而我不愿遵从时，谈话立刻进入了斗争模式。他会寻出种种理由批评我的错误，如果我尝试辩解，一句话说过，就会遭到第二轮攻击。在母亲那边，情形略有不同。她不及父亲聪明善辩，说话都略带口吃。当我不随她意，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她会打断我，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最初的话语，直至我精疲力竭，宣告放弃。我与双亲之间的矛盾在我回国之后达到了顶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无法如他们所愿，接受传统的婚姻；二是我不愿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拿后一点来说。我回国后，父母也陆续从合肥回到了上海，理由是贴身照顾我年迈的奶奶，内里也有就近准备拆迁分房的考量（父母的户籍已迁回上海，落户至我奶奶处，而当时盛传拆迁在即）。对此，我是不赞成的。一方面确实是为他们考虑：奶奶的房子太过狭小，只有九平方米，他们还需另外租房；又有一个姑姑一个叔叔比邻而居，日日相见，人际关系复杂，难保不受委屈。另一方面是我自己的私心：我当时在沪工作，父母若与我定居同一城市，定会频繁往来，而我只想离他们远远的。至于高龄的奶奶，我提出为她请一个专职的保姆，费用由六个子女平分，我们家的那一份由我承担。我的建议自然遭到父亲的严厉反对，为此双方抵牾了很久。一晃五年过去了，奶奶去世，拆迁仍是无期，父母与亲戚们相处也颇多不谐。受了气的他们迁怒于我（因我无力为他们在上海提供好的生活），同我多有争执，再加上我工作不顺，惧怕他们施加的压力，双方见面的频次从最初的一周一次减至一年数回，最后我干脆去了南京工作。我与家人的疏离源于彼此的爱都是自私的，都固执地认为，如果对方爱自己，就应该无条件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在我患病后和父亲的谈心时，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我原来希望你结婚，然后一家三口一起在上海生活……现在看来是实现不了了。”父母本就清贫，一向节俭，对金钱物质看得甚重，既然儿子无法满足自己的哪怕一个愿望，那亲情自然就淡薄了。所以，在我病得最严重时，他们是最先想要放弃的人。
第三，我学习工作的专业不合兴趣与天分，为转变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像很多同性恋者一样，我生性敏感细腻，对艺术有兴趣，在创意写作上有一定天分。但我求学时修读的专业是理工科，还一路从学士读到了博士。一是因为我从小养成的被动压抑的个性，阻碍了我尽早做出顺从内心的选择；二是因为我的虚荣心，让我沾沾自喜于费尽心力取得的尚算不错的成绩和似是而非的机会，而忽视了自己真实的潜力。我入了一道“宽门”，最终发现里面的路没有多长。当我举步维艰，再难前进时，才想到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窄门”。虽然最后我在过往的积累和内心的热望之间找到了平衡，完成了职业的转型，但此时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直接的导火线是我回国之后断断续续有两年没有工作，巨大的身心压力，急剧下降的饮食质量，再加上为排遣愤懑我所作的大量剧烈运动，终于伤及免疫系统，酿成了巨祸。这便是我的悲哀之处：走过艰辛的前路，好不容易攒齐了种种历练，准备脚踏实地地做一些真正顺从自己内心的事情时，却发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第四，我行事急功近利，没有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无论学习与工作，无论做喜欢与不喜欢的事，我都过度关注结果，急于获得功利层面的回报，而对过程缺乏耐性，更忽视了工作本身蕴含的美。这就使我常常陷入焦虑，少有精神的愉悦和内心的富足。例如，我在尝试写作的初期，就以一篇小小说获得了奖项的肯定。此后，我在写每一篇文字的时候，都记挂着能否获奖。自然，我再也没得到过什么奖项，写出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最要命的是在写作时感受到的乐趣逐渐衰退了。生病之后，我对很多事的结果再不能有什么奢望，这反而助我参透了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现在，我只想做我喜欢、觉得快乐和有意义的事，不问结果与回报。这就是人生的反讽：当我拥有漫长而确定的时间时，我对时间缺乏耐性；当时间变得短暂与不确定时，我反而找回了它。
这篇小文，动念起笔时，本想追寻疾病的造因，写毕却发现成了之前人生的总纲。这里，有我全部的悲喜哀愁，解释了我的种种思虑与言行，也是我写下的所有文字的灵感来源。一场重病，让我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我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弥补以上自省中的种种缺陷。当医生在努力去除我体内的癌细胞时，我要勉力去除心中的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