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谈佛、道两教

按：本篇摘录自程存洁2012年发表的《唐长孺先生谈佛道两教的发展》，摘录时随文改正了一些明显讹误。据作者所言，这是唐先生在1992年10月至次年6月两个学期里，为92级博士程存洁、石云涛所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课的部分讲课记录。按，1992年12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出版，唐先生在后记中说：“本书虽说完成，实际上缺漏甚多，比如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思想学术方面理当说明佛道两教的发展。事实上对于佛道二教，业已积稿数万言，却因自己感到这方面的修养太差，终于删除。”本篇记录稿反映的恰好是唐先生在写作《三论》时对于佛道两教的看法。（2016/2/18）

东汉时期讲名教。狭义的名教就是儒家提倡的道德。儒家的经典分为两大派：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经本身是有的，但如何解释，却未留传下来，仅是口口相传而已，直到汉代才将其写在卷本上。今文经就是用当代文字来写的经文和注释。汉朝时，易、诗、书、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为五经。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博士之下设学生。到东汉光武帝时，形成了今文经十四博士。今文经的特点不是纯粹的儒家经典。今文经派都承认谶纬。 西汉后期、东汉时代，兴起了古文经派。据说汉武帝时，鲁恭王要扩大自己的宫室。于是将孔子的老巢（据说孔子的老巢一直保存到汉）拆掉，在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墨迹，是儒家经典，是用秦以前的古文字篆书书写的。东汉时代，有人提议设立古文经博士，但人们反对。古文经学始终在民间流行，未能取得正统官学的地位。 与此同时，调和派出现，提出择善而从，因为已有人对古文经进行解释了。古文经派认为孔子并非预言家。从这一点看，古文经派比今文经派进步。东汉中叶以后，马融是当时的大儒，他的弟子郑玄学通今古，以古文经为主，补助今文经，但仍难免芜杂，亦未能摆脱谶纬迷信的影响。河北、山东青州一带盛行郑玄之学，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今文经派认为郑玄杂乱了今古文经。 袁绍不太尊重郑玄。汉末大乱，北方战争不休，南方较为安定。刘表，《三国演义》说他是一个平庸之人，但他实际上是名士的领袖。刘表在荆州安定百姓，与曹操关系较好。刘表在战乱时占据荆州（今湖北），是全国较为安定的地区。他利用外来的势力，全国很多流民，包括许多经学家逃到荆州来。这里工商业也是最发达的。他模仿洛阳太学，来投奔他的四方学者都到他设立的学校任课。古文经学本来只是私传，并不为官府承认，但到刘表时，他承认了古文经。古文经学在荆州成为一个中心。《周易》在学术上有一次大改变。其他各经的情况则不太清楚。 荆州之学是反对郑玄之学的。到曹操大兵南下吞并荆州时，荆州遭到了极大破坏。那些名士被带到了许昌。曹操反对名教，对儒家不感兴趣。他讲究法家的统治学。从汉武帝以来的儒家独尊的学风到此时也随之消失了，形成了法家的兴起。诸葛亮也注意法家。曹操也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说“先刑后礼”。“中央选什么人才”又是一个讨论的题目。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学术界展开了道德、才能二者的讨论：“才性合”和“才性异”，以及“名、实”的关系。曹魏后期出现了所谓玄学。玄学是一种新的道教，与荆州学派有很大的关系。 名理学。东汉末年，太学已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而是议政之处。曹魏时，更是如此。儒家之学已相当衰落。魏晋时期，黄老之学兴起。道教提倡“无名”本体论。凡是有“名”的东西，都有合法性。无名即无为。新道家兴起。司马氏是河内儒家大族，世代治儒学。司马氏继位时，要求服丧三年，特别提倡孝道（虚伪的礼教），这说明司马氏当国后，重新恢复儒家礼教。此时，儒家已开始复兴。曹操、曹丕统治时，门阀贵族多是儒家大族。汉代讲宇宙，只讲其构成历史，而此时讲宇宙本体论，认为“无”是最高的。治乱与名教的关系，治乱为本，名教为末。“天法道，道法自然”，最高的是自然。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玄学分两派。王弼、何晏等在朝的正统玄学家综合儒道、统一名教与自然的学说，重新为名教找到了理论根据，也正好适应了司马氏当国后儒学复兴的要求。《无为论》、《论语注》是何晏等集体编注的。清谈不是空谈，有它的实际政治意义，与清代的清议类似。王弼是清谈哲学家，著有《周易注》、《老子注》。汉代的《周易》之学大体上都是今文学家之说。古文学家讲训诂。王弼的《周易注》不讲这些，专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老子注》是发挥王弼自己的见解，完全摈弃了汉代的迷信。这两本注都说明本体：名教本于自然，名教是自然的体现。后来出现了崇有派。崇有派主张天地本体是“有”，目的是肯定名教，而经过汉末之后，名教是被轻视了。 然而，在野的激进派玄学家大概都是不愿意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人，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嵇康公开表示反对当今的尧、舜，最后被司马氏杀掉。阮籍，《世说新语》记载了他许多不孝的事情，其事未必尽皆可信，但所表现的总的精神风貌却大体不错。阮籍早年写的文章并不反对礼学，但是到了后来司马懿与曹爽激烈斗争时，他完全反对名教。之后，这一派玄学又分化为两种派别，一派如葛洪《抱朴子》所说，他们无视礼法规范，奢侈荒淫，不问世事，号为自然；另一派发展下去，必然危及现存统治。这一派发展到极端便是鲍敬言。他的理论是无君论，公然提出无君的主张。他的思想来源于嵇康。 同时，我们也看到，汉代今古文经派重新解释经文学的有《春秋左传集解》。王肃是儒学之家，其父亲是汉末名士、经学家。王肃本人是个博学家，注五经。西晋时设博士来教授王肃注释的五经。魏晋时对汉代的解释不满。当时玄学风气成为主流，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完全崇尚玄学、崇尚对儒家的新解释。黄河以北以郑玄为主。洛阳是魏、晋两代国都。当时的名家贵族崇尚玄风。 东汉初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光武帝儿子楚王英已经信仰佛教。佛教的传入，已经翻译佛经。佛教中心有二：洛阳和江南。有人认为汉代已经从海道传入佛教了。当时的佛教虽然已经翻译了一些佛经，但是汉代佛教被认为是诸道中的一种。佛教到魏晋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当时是多神，佛陀也被认为是诸神中的一种。魏晋时，西域来的佛教徒增多了。这时也有汉人当和尚。第一个出家汉人是朱士行，他也是第一个去西域求经的人。这时主要是佛教的大乘教。当时中国流行玄学，为了传播佛教，佛教徒与名士往来。本来佛、道有些共同之处，因此出现了“格义”，便于理解。“格义”不免是要歪曲佛教原义，但是这是不得已的方法。佛教可以流行，也是中国化的第二步。东晋时期，有人认为佛教是玄学的附庸。 魏晋盛行的玄学兴起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盛行郑玄的注释，以古文经学为主。从东汉后期的马融时起即已如此。今文经学家王肃反对郑玄，但又很崇拜古文经学家马融。王肃写的书很少流传下来。由于王肃是晋文帝的亲戚，加上他的学说已经系统化，所以他开新经学之风。王肃介于郑玄、王弼之间，属荆州学派。今文经学的衰亡早在东汉时已有萌芽，到西晋时已经衰亡，到永嘉之乱时，连章句之学都没有了，除《春秋公羊传》一部外，全都失传了。 当时经学里出现了王弼的《周易注》。河北地区盛行郑玄之学。三国时期，江南盛行汉代流传下来的学派，表现是遵循汉代治学轨辙，既反对郑玄之注，也反对王弼的《周易注》。江南学风偏于保守。三礼，在北方盛行郑玄礼，江东盛行汉代流传下来的秦和礼（庆氏？），与郑玄礼不同。魏晋时，江南地区与河南地区很不相同。简言之，河北玄学不流行，江南同样如此。孙吴灭亡后，晋武帝时，因要平定江南而将江南世家大族名士迁到洛阳，这批人必然受到洛阳风气的影响。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名士渡江，他们带着他们的学术思想进入江南，这必将对江南学风带去很大影响，由于他们渡江而将洛阳学风带到了江南。 东晋太学里，王弼注的《周易》处于优势。东晋后，江南流行孔安国撰写的《古文尚书》。本来《尚书》只有28篇，而孔的注多了好多篇，而且他的注在汉代并没有。清代人怀疑孔注是王肃伪造，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固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在时间上王肃在前，因而不是王肃伪造。孔注在西晋时并不流行，到东晋时才流传。东晋时，《尧典》《舜典》合为一篇。《春秋左传集解》是郑玄的学生杜预作的注，这个流行于北方。而南方流行孔安国撰写的《古文尚书》。以上三部书是南北经学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伪《孔传》在青齐地区不流行？为什么杜预传与伪孔传是新经学？因为他们摈弃了繁琐。 《论语集解》是曹魏时期何晏与其他人一起作的集解，其中采纳了郑玄的注。这部《论语》讲孔子与弟子的问答之辞。到梁朝，皇侃根据何晏的集解加以注释，作《论语义疏》，里面含有佛教的东西。何晏的集解还不能说是经学之作，而皇侃的书却是。这部书在中国早已失传，后传到日本，到清代又传回本国。皇侃是贺玚的弟子。贺玚生于儒学世家。王弼与贺玚的意见不一样。贺玚注释《中庸》。贺玚、皇侃使儒学玄学化。贺玚注的《中庸》本是《礼记》里的一篇。《论语》里说孝、神，不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中庸》之所以特别受到重视，原因在于儒学玄学化，是因为篇中所述“诚明之体”、“天命之性”等义理，是玄学家感兴趣的命题，可以藉之阐发玄义。此外，《孝经》是人人必读之书，连和尚也注释《论语》、《孝经》，用佛教哲学来解释。 从学风方面来说，佛教受到清谈的影响，往往聚集人来进行讨论。大儒典越是到后来越是受到玄学的影响。如贺玚，世代相传经学。宋齐之间，周颙在佛教哲学里是个大师，是振兴般若学的重要人物，是三论宗的先驱，同时又是一位玄学家。他对齐梁时期儒学风尚有颇大影响。他作的官是国子博士，他的儿子周舍也讲儒学。他的侄儿周弘正在梁陈间是位儒学大师，是位玄学化的儒学家，曾作国子祭酒，对《周易》《论语》《孝经》作注。可见，周家是一个玄学世家。从南朝流派来看，是经学化的儒学，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演变传统。 南北不同：一、北方盛行郑玄之注，南方盛行魏晋流传下来的学风；二、儒经中是玄学化的经学；三、讲儒经的人更像一个玄学家。 佛教学风：佛教的传入必须与中国文化相适应。西晋时，佛教徒在外要宣传佛教，佛教的教义必须借助于通行的语言，叫“格义”。“格义”相当流行，无非是便于解释。释道安不准他的徒弟用“格义”，因为它往往脱离原义。他的一个弟子慧远用庄子的话来解释佛经。汤用彤、陈寅恪先生都认为佛学是玄学的一个附庸。东晋后期，佛教逐渐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虽然如此，但佛教仍然受到玄学的影响。在江南主要讲经，叫“义经（？）”，来解释佛经。讲经，讲哲学方面的较多，讲宗教信仰的较少。佛教崇尚义学，属玄学化，也是中国化的过程，第一步就是佛道结合。 道教最早在江南流行的是太平道，其后是神仙道。太平道以符水治病来吸引群众。到晋代统一全国时，在中原流行的天师道（天师道原来在四川流行，由于曹操灭川，张鲁投降，曹魏时才流行于中原。）通过北方和四川两条道路传入江南。 神仙道，葛洪传播。葛洪认为较好的是李家道（原在四川，孙吴时传入江南，东晋时则广泛传入江南)，还有帛家道，是在民间流传，也有世家大族信仰。帛家道是北方乃至江浙一带的道士以帛和的名义在民间巫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派。 三国时期，我们未看到天师道在江南传播。东晋后期，天师道传入江南。杜子恭，名炅，在杭州传播天师道，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很大，据说他的人员有好几万。王羲之是五斗米道、天师道的信徒。陈寅恪先生认为凡是名字中有“之”、“道”字者就是天师道徒，因为六朝时人最重家讳、最讲究避讳，“之”、“道”、“灵”字是道教的标志。王羲之是从北方带来天师道的。王氏、陈氏等与天师道徒都有往来，他们与上层、下层都有来往联系。杜子恭将天师道传给孙泰，世家大族也信奉孙泰。司马道子杀掉孙泰。孙泰死后，其子孙恩继承。孙恩起义，八郡响应，后被镇压。这三代都是继承天师道的旧规，都是在下层民众中活动。太平道与天师道在下层民众中活动，以符水为人治病，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吉凶，因而有影响力。天师道与道家没有多大关系。孙恩三代都在传教。天师道与太平道一样，都是崇奉老子。《老子想尔注》在敦煌发现，他们的老子与道教中的老子是不一样的。曹丕曾下令修理老子庙，后又停诏。他说，孙恩（？）一伙以为我信奉天师道。 道教徒以为老子西度流沙，佛是老子的化身——《老子化胡经》。 神仙教派都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了，成为一个小团体。他们是散漫的，并不是宗教。他们有各种办法：吐纳、灵草、炼丹。他们属上层人士，因为炼丹需要结交一些有钱的人来支持。他们与天师道、太平道不一样，彼此间没有什么联系。 南北道教趋势：天师道与神仙道二者结合。神仙道在东晋时有上清派，从其自身编制系统看，魏夫人是北方人，她的传承弟子是杨羲。杨羲是晋简文帝的老师，之后传给了丹阳的许家（许迈、许谧），到梁朝时出现了一个大师陶弘景。另一派是灵宝派。它的经典是自身编造的，此点与上清派一致，但上清派更高层一点。据说灵宝派是葛洪旁支的一个人编造的（佛经也有编造），他模拟佛经。他们主要是要求长生不死。《道经》里也吸收有佛经的内容。 我们看到，天师道发展到宋文帝时，出了个陆修静。他的老师是谁，我们不知道，但《道藏》中的《陆先生道门科略》里讲到他是位天师道徒。五斗米道不遵守教规，于是陆修静整顿教规。到宋代，天师道还在流行，但已很散漫，于是陆修静要求有严格的组织。当时，灵宝派的道经真伪相杂，陆修静花了很大工夫来整理《灵宝经》。陆修静以天师道的身份来整理《灵宝经》，表明二者开始结合。陆修静也尊重上清经。他的最大贡献是编修了道经总目录，目的是要与佛教相抗衡。佛教到南北朝后期产生了判教，认为大、小乘等教都要统一起来，只有高低之别，没有真伪之分。我说，陆氏就是受这种思潮影响。他把道经分为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和四辅。我们可以推断，他把所有教派统一起来，且将所得的道教经诀总括为“三洞”，对道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陆修静到晚期统一道教，尊重上清、灵宝派，将道家拉入道教里去；模拟佛经，整理道经。此后，我们看到，天师道还在下层民众中流行，但是神仙道和上清道也开始在流行。总之，南方道教发展趋势：天师道的组织逐渐趋向神仙派。 顾欢曾经注释《老子》，作《夷夏论》，引起轰动。顾是道家信徒。玄学家讲老子，《夷夏论》里讲老庄是道教，居然把老庄拉入道教。上清派大师陶弘景相信《太平经》（？），表明道教徒将道家拉了进来，这一过程到唐代才完成。道教五经模仿儒家五经。周武帝时有一次佛道之争。 北朝道教：天师道设置二十四治，本在关中、四川一带。曹操平定汉中后，将张鲁迁到北方，后天师道也传到了北方，二十四治也在北方设置。三大治也照样存在。治的最高道官是天师，世代相传。最早看到，早期道经《大道家戒令》痛斥道教组织腐败（“开皇”也是道教年号），唯一见到的纪年是曹操时。因此，这部令虽然不一定是曹操时制定，但可以看出时间较早。这些组织依然存在，但已相当腐化。关中是天师道传布地区，道教盛行。后秦信佛教，佛教大盛。到后秦后期，寇谦之先在关中，后去河南嵩山，声称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要他出来清理整顿道教。《太上洞渊神咒经》（按此为误记，当作《老君音诵戒经》）的主要点是：现在的天师道已很腐败，三张之法有很多“伪法”要予以清除。寇谦之自称“系天师”，与佛教相争，但又不认为佛教是邪教。由于寇谦之与北魏大臣崔浩交结很好，寇谦之说受到上天的嘱咐，要崔浩帮助他，尊拓跋焘为太平真君。拓跋焘有与天师道结合的痕迹。北魏皇帝从拓跋圭起就相信长生不死。拓跋焘信仰道教，废佛教，且杀佛教徒。“三武之祸”第一祸是崔浩的主意。拓跋焘死后，恢复佛教。北魏皇帝每次登极，都要接受道箓，表明他们信道教。但是，北方未有像南朝那样信神仙道。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盛行。北齐，寇谦之的教派衰微，北齐皇帝信奉佛教。寇谦之在北方的活动时间不长。关中地区兴起楼观道，北周时，受南朝上清派影响很大。北周武帝平定北齐，把道教影响到了北齐。北周武帝信奉道教，废除佛教。这是“三武之祸”的第二祸。隋唐时期，关中一带流行楼观道，其他地区流行重玄派，即用佛教教义来解释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