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关于艾柯的三篇 其の一 by 商业周刊
翁贝托·埃科：“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会回忆起一切”
来源：艺术新闻中文版
撰文：TANC
当地时间2016年2月19日，84岁的翁贝托·埃科在米兰的家中病逝。这位著作等身的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不仅因小说《玫瑰之名》而家喻户晓，其《美的历史》《丑的历史》等艺术著作也以其生动的语言和渊博的知识为人熟知，并已成为大量读者的艺术启蒙之作。2015年，埃科曾在由导演大卫·费拉里奥拍摄的三段短片中讲述有关记忆的历史，这件作品亮相于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国家馆的展览。埃科过世的消息令各界人士深感惋惜，正如其作品《悠游小说林》的中文译者俞冰夏所言，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离开有如一个时代的终结。
现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音乐响起之后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负未见分晓之前便匆匆离席。知道开头与结尾，是会让我们更快乐呢，还是从此丧失了戏如人生的神秘与刺激？
——翁贝托·埃科《带着鲑鱼去旅行》
米兰。当地时间2016年2月19日，84岁的翁贝托·埃科在米兰的家中病逝，他生前的意大利出版社Bompiani证实了这一噩耗。作为符号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小说家、大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跨越诸多学科和领域，一生中共有140余部著作出版。
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在致全国的悼词中说道：“他（埃科）是欧洲当代知识份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代表，是一位永不疲倦向着未来进取的学者。”
埃科年轻时遵从父愿进入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学习法律，后改学中世纪哲学及文学，其毕业论文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2008年在接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访问时，他曾笑谈“我爱上中世纪的过程，同有些人爱上椰子如出一辙。”在大学期间，埃科不再信奉上帝，并离开了罗马天主教。此后，他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担任文化编辑，并在母校兼职授课。
我采纳“混成模仿体”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新先锋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学语言颠覆得面目全非，那么，插科打诨、装疯卖傻也应该属于那个活动的一部分。
——翁贝托·埃科《误读》
自这一时期，埃科就成为了一位流行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观察者，并且积极介入了艺术创作和社会互动的讨论。1962年，在米兰和威尼斯举办的第一届“编程艺术”（Arte Programmata）展览的图录中，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同年，他还出版了著作《开放的作品》（Opera aperta），该文本深刻地影响了诠释当代艺术现象的方法。翌年，他又结识了活跃于60年代的先锋艺术团体六三学社（Gruppo 63），这批画家、音乐家和作家对埃科此后的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包括艺术家及作家恩里科·巴伊（Enrico Baj）、 尤金尼奥·卡麦（Eugenio Carmi）和诗人埃米里奥·塔蒂尼（EmilioTadini）。
作为一位符号学家，埃科的涉猎领域极其广泛，无论是文字、宗教图像、标语、服饰、乐谱，甚至卡通，都是他用来透视和解读文化的素材。他曾在2002年对一位《卫报》的记者说道：“我不是一位正统基督教徒，所以没法说出诸如’荷马和华尔特·迪斯尼是无差别的’这样的话，但是我的确认为，米老鼠和日本俳句在文化上是同样重要的。”
中文译者俞冰夏：“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翁贝托·埃科是第一个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上大学的时候百无聊赖，看了至少三遍《傅科摆》，对主人公之一卡索邦在投身于某种超于日常生活的神圣阴谋论逻辑和回归倒霉的毫无逻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纠结与失落至今还是十分感同身受。因为这本《傅科摆》，我看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翁贝托·埃科的书，在大三更为百无聊赖的时候，索性把其中一本——《悠游小说林》翻译了出来。
大概我的认识论在很早的时候印上了埃科的烙印，至今仍然相信识破任意系统里的符号运动是知识分子或文人的首要任务，虽然这个任务已经显得越来越轻而易举因此微不足道。
埃科一生当中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美学是其中一个，他晚年出版的几本装帧精美的《论美》《无限的清单》和《美的历史》等是非常值得收藏的美术史百科全书。他对美学的一个看法我很喜欢，即艺术史从来都是文化人的艺术史，留下的都是有鉴赏能力的人认为美的作品——农民，工人，手工艺人的审美，历史不予记载，我们也鲜有认知。另有一本《论丑》更有意思，收录了所谓“美的反面”——那些艺术史里类似噩梦中的怪兽的形象，埃科认为人类用图像记载这样的形象，是为了直面自己噩梦里面对的敌人。
翁贝托·埃科不仅是后现代理论界的重要人物，也是为数不多提供了很多可供大众享受的知识的理论家。作为他那一代后现代理论家里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俞冰夏，2016年2月20日，于布鲁塞尔
翁贝托·埃科谈“记忆”
- ▬ -
“记忆“成了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馆——“意式符号”(Codice Italia) 的中心论题，在导演大卫·费拉里奥（Davide Ferrario）拍摄的三段短片“论记忆”（Sulla memoria）中，埃科结合自传式的个人传奇经历，谈古论今，抛砖引玉：从荷马史诗、但丁、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博物院落成到近代革命、科学幻想、人工智能；话题跨越宗教、历史、符号学、哲学和现代医学。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诗意地向我们娓娓道来“时间、记忆与回忆的重塑”。
艾柯：【作为人类，当我们使用“我”，指代的便是我们的记忆。记忆是一个人的灵魂，如果谁失去了记忆，他就变成了植物，也就没有了灵魂。对有信仰的人而言，如果没有记忆，地狱也就失去了含义。惩戒的前提在于时刻警记犯下的罪行。
记忆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陈旧的记忆被不断钩沉。譬如，我现在想起了很多之前不曾回忆起的童年往事。记忆的王国会不断开疆拓土。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的灵魂也愈加丰满。一个成年人的心灵比婴孩要大得多。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我们选择性地消除或遗忘那些痛苦的记忆，仅留存那些美好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曲解的方式，这在后来也被神经科学所证实。用一种相对固化的方式来考量过去，这在极端的保守派中较为常见：他们重新占有他们过去认为值得占有的东西。而相反，那些革命反叛族群，则试图抹去记忆，忘却一切之前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从头开始”。
共同记忆意味着同一的身份。如果没有一种共有的欧洲身份，我们就不能认定自己是欧洲人。与个人记忆平行而论的，就是图书馆的植物性记忆。图书馆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也就是说，共同记忆、阅读、书籍、身份认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博学院落成之时，图书馆、博物馆就成为了记忆得以延续的场所。
图书馆是共同记忆的标志和事实存在。当但丁在《神曲》的《天堂篇》中想象上帝时，他是怎样完成描述上帝这一艰巨任务的？用这个方法：“在仅仅一卷中就描述了弥散在宇宙中的所有东西。”他视上帝为所有图书馆中的百科殿堂。
当我们探讨记忆时，目前最当务之急的问题早在50年代，伊萨克·阿西莫夫就已经预见了，这是一位伟大科幻小说家。他构想了一个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社会。在一场战争中，因为忽然停电一切瞬间暂停。军事智囊团开始寻找能够心算9x9乘法表的人类，五角大楼动用力量捉捕到了这个人，因为他是唯一得以让战争继续，击溃敌人的人。这虽然仅是一则预言，但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进行心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按下一个按钮（答案跃然于屏幕）。这导致了年轻一代记忆力的萎缩。我的同事告诉我，现在很多年轻的大学生甚至不记得教授30分钟前究竟说了些什么，除非他们记了笔记。
语义记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偶发记忆来源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验。也有这种情况，人们记住了他们的语义记忆，却忘却了偶发记忆。比如他们知道谁是拿破仑，却没有关于自己母亲的任何记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可能跟大脑结构有关。
所以，我的书主要是借集体记忆的片段来唤醒个人记忆。《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有点反普鲁斯特，重新发现过去的意味，借外部事物，而不是内在记忆。
我们由时间构成，生活在时间之中。但我们却对时间没有准确的定义。生活在时间之中，我们就像一个运动员，想要往前跳，必须先后退几步。如果他不加速几步，就没法往前跳。海德格尔的概念中有三个“绽出”的时间性：过去、现在、未来。圣·奥古斯丁也说过这番话。没有记忆，就没有灵魂。我们拥有灵魂，才能想象未来。
“我们就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这是一句引述牛顿本人来纪念他的话，实际上出处可能更加古老，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可能是来自沙特尔的伯纳德（沙特尔学校校长、中世纪哲学家伯纳德）。这很有意思，因为来自中世纪，而中世纪被认为是从黑暗到创新的一个过渡时代，因为每个人必须对《启示录》完全诚服。
但在创新、科技不断更迭的今天，我们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来佯装。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却异常伪善的宣言：伟人们比我们更重要；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尊重所有的过去，但我们也可以在其中有所建树。当父辈们不再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的，并开始询问我们现在发生了哪些新鲜事的时候，他们便“死去了”。我记得我的父亲曾连着好几个晚上阅读我的毕业论文，那里头有很多拉丁语的引用他看不懂。那是关于托马斯·阿奎纳的哲学。他其实什么也没看懂，但还是坚持读完了我的论文。他不再向我叙述他的故事，而是反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他。
名单和条目总是让我欣喜不已，有没有一张清单有关记忆？当然，那是收集已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而不用被迫去组织它们。第一张清单发现于荷马的《伊利亚德》，诗人不知道这么描述希腊军舰的壮观和强大，所以他开始列举一系列船只。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得健忘症或帕金森病，记忆的容量也与日剧增。因此，记忆随着年纪退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当然前提是你身体健康，你能记住的就越多。我今天突然想起了很多我不曾回忆起来的童年往事。因此我们记忆的疆域在不断扩展，那些在我们儿时曾经被完全移除大脑表层的记忆。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特事件。我小时候从来不说方言，我父母都跟我说标准意大利语。当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说方言时，我也渐渐能听懂，但我之前从来不会说。现在我会流利地说方言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在晚年掌握了很多我年轻时候不曾学会的技能。我想：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将回忆起一切。】
《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2005年，新星出版社
“我们认为，基本可以说，开放性——可以理解为艺术信息的基本的含糊性——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作品的常数。有的画家或者小说家读过本书之后会拿着他们的作品问我们，这些作品是不是‘开放的作品’，对于这些人们我们只能以显然是强硬的争论的口气回答说，‘开放的作品’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事实上也许从来都不曾存在过。”
——摘自第5页
“每一件作品，从古代的岩画到小说《约婚夫妇》，都是向无限的品位开放的艺术品。”
————摘自第34页
《美的历史》，彭淮栋译，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某些希腊诗人吟咏的女性美，在后世某个时代才由画家与雕刻机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只要想想，下一个千年，火星人蓦然碰见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以及毕加索同时代的爱情故事里描写的美女，这位火星人将会何其诧异。”
——摘自第14页
“但我们的未来访客不会不发现另一件怪事。参观前卫艺术展览的人买他们无法理解的雕塑，参加‘偶发’艺术活动者依照时尚的正典穿着化妆。他们穿牛仔裤或名牌衣服，发型与化妆来自时尚杂志、电影、电视标榜的模型，也就是媒体提倡的模型。他们追随的美的理想，是商业消费世界提供的，而那是前卫艺术对抗逾五十年的世界。”
——摘自第418页
《丑的历史》，彭淮栋译，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谈艺术上的丑，我们要记住：至少从古希腊到近代，几乎所有美学理论都说,任何一种丑都能经由艺术上忠实、效果充分的呈现而化为神奇。”
——摘自第19页
《无限的清单》，彭淮栋译，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谈清单的书很少,而且为了审慎起见，它们都限制自己只处理以文字开列的清单，原因是，你非常不容易解释一张图像如何既呈现事物,又暗示所谓的‘不及备载’，好像这图像承认自己由于画框所限，无法处理那么多其他事物似的。此外，在卢浮宫，以及在这本书里，我的研究都必须像我像之前的《美的历史》和《丑的历史》那样附图呈现事物，然而研究的性质是视觉上的不及备载,和研究美、丑有其差异。”
——摘自第7页
来源：艺术新闻中文版
撰文：TANC
当地时间2016年2月19日，84岁的翁贝托·埃科在米兰的家中病逝。这位著作等身的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不仅因小说《玫瑰之名》而家喻户晓，其《美的历史》《丑的历史》等艺术著作也以其生动的语言和渊博的知识为人熟知，并已成为大量读者的艺术启蒙之作。2015年，埃科曾在由导演大卫·费拉里奥拍摄的三段短片中讲述有关记忆的历史，这件作品亮相于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国家馆的展览。埃科过世的消息令各界人士深感惋惜，正如其作品《悠游小说林》的中文译者俞冰夏所言，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离开有如一个时代的终结。
现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音乐响起之后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负未见分晓之前便匆匆离席。知道开头与结尾，是会让我们更快乐呢，还是从此丧失了戏如人生的神秘与刺激？
——翁贝托·埃科《带着鲑鱼去旅行》
米兰。当地时间2016年2月19日，84岁的翁贝托·埃科在米兰的家中病逝，他生前的意大利出版社Bompiani证实了这一噩耗。作为符号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小说家、大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跨越诸多学科和领域，一生中共有140余部著作出版。
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在致全国的悼词中说道：“他（埃科）是欧洲当代知识份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代表，是一位永不疲倦向着未来进取的学者。”
埃科年轻时遵从父愿进入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学习法律，后改学中世纪哲学及文学，其毕业论文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2008年在接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访问时，他曾笑谈“我爱上中世纪的过程，同有些人爱上椰子如出一辙。”在大学期间，埃科不再信奉上帝，并离开了罗马天主教。此后，他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担任文化编辑，并在母校兼职授课。
我采纳“混成模仿体”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新先锋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学语言颠覆得面目全非，那么，插科打诨、装疯卖傻也应该属于那个活动的一部分。
——翁贝托·埃科《误读》
自这一时期，埃科就成为了一位流行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观察者，并且积极介入了艺术创作和社会互动的讨论。1962年，在米兰和威尼斯举办的第一届“编程艺术”（Arte Programmata）展览的图录中，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同年，他还出版了著作《开放的作品》（Opera aperta），该文本深刻地影响了诠释当代艺术现象的方法。翌年，他又结识了活跃于60年代的先锋艺术团体六三学社（Gruppo 63），这批画家、音乐家和作家对埃科此后的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包括艺术家及作家恩里科·巴伊（Enrico Baj）、 尤金尼奥·卡麦（Eugenio Carmi）和诗人埃米里奥·塔蒂尼（EmilioTadini）。
作为一位符号学家，埃科的涉猎领域极其广泛，无论是文字、宗教图像、标语、服饰、乐谱，甚至卡通，都是他用来透视和解读文化的素材。他曾在2002年对一位《卫报》的记者说道：“我不是一位正统基督教徒，所以没法说出诸如’荷马和华尔特·迪斯尼是无差别的’这样的话，但是我的确认为，米老鼠和日本俳句在文化上是同样重要的。”
中文译者俞冰夏：“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翁贝托·埃科是第一个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上大学的时候百无聊赖，看了至少三遍《傅科摆》，对主人公之一卡索邦在投身于某种超于日常生活的神圣阴谋论逻辑和回归倒霉的毫无逻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纠结与失落至今还是十分感同身受。因为这本《傅科摆》，我看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翁贝托·埃科的书，在大三更为百无聊赖的时候，索性把其中一本——《悠游小说林》翻译了出来。
大概我的认识论在很早的时候印上了埃科的烙印，至今仍然相信识破任意系统里的符号运动是知识分子或文人的首要任务，虽然这个任务已经显得越来越轻而易举因此微不足道。
埃科一生当中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美学是其中一个，他晚年出版的几本装帧精美的《论美》《无限的清单》和《美的历史》等是非常值得收藏的美术史百科全书。他对美学的一个看法我很喜欢，即艺术史从来都是文化人的艺术史，留下的都是有鉴赏能力的人认为美的作品——农民，工人，手工艺人的审美，历史不予记载，我们也鲜有认知。另有一本《论丑》更有意思，收录了所谓“美的反面”——那些艺术史里类似噩梦中的怪兽的形象，埃科认为人类用图像记载这样的形象，是为了直面自己噩梦里面对的敌人。
翁贝托·埃科不仅是后现代理论界的重要人物，也是为数不多提供了很多可供大众享受的知识的理论家。作为他那一代后现代理论家里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俞冰夏，2016年2月20日，于布鲁塞尔
翁贝托·埃科谈“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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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成了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馆——“意式符号”(Codice Italia) 的中心论题，在导演大卫·费拉里奥（Davide Ferrario）拍摄的三段短片“论记忆”（Sulla memoria）中，埃科结合自传式的个人传奇经历，谈古论今，抛砖引玉：从荷马史诗、但丁、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博物院落成到近代革命、科学幻想、人工智能；话题跨越宗教、历史、符号学、哲学和现代医学。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诗意地向我们娓娓道来“时间、记忆与回忆的重塑”。
艾柯：【作为人类，当我们使用“我”，指代的便是我们的记忆。记忆是一个人的灵魂，如果谁失去了记忆，他就变成了植物，也就没有了灵魂。对有信仰的人而言，如果没有记忆，地狱也就失去了含义。惩戒的前提在于时刻警记犯下的罪行。
记忆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陈旧的记忆被不断钩沉。譬如，我现在想起了很多之前不曾回忆起的童年往事。记忆的王国会不断开疆拓土。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的灵魂也愈加丰满。一个成年人的心灵比婴孩要大得多。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我们选择性地消除或遗忘那些痛苦的记忆，仅留存那些美好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曲解的方式，这在后来也被神经科学所证实。用一种相对固化的方式来考量过去，这在极端的保守派中较为常见：他们重新占有他们过去认为值得占有的东西。而相反，那些革命反叛族群，则试图抹去记忆，忘却一切之前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从头开始”。
共同记忆意味着同一的身份。如果没有一种共有的欧洲身份，我们就不能认定自己是欧洲人。与个人记忆平行而论的，就是图书馆的植物性记忆。图书馆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也就是说，共同记忆、阅读、书籍、身份认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博学院落成之时，图书馆、博物馆就成为了记忆得以延续的场所。
图书馆是共同记忆的标志和事实存在。当但丁在《神曲》的《天堂篇》中想象上帝时，他是怎样完成描述上帝这一艰巨任务的？用这个方法：“在仅仅一卷中就描述了弥散在宇宙中的所有东西。”他视上帝为所有图书馆中的百科殿堂。
当我们探讨记忆时，目前最当务之急的问题早在50年代，伊萨克·阿西莫夫就已经预见了，这是一位伟大科幻小说家。他构想了一个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社会。在一场战争中，因为忽然停电一切瞬间暂停。军事智囊团开始寻找能够心算9x9乘法表的人类，五角大楼动用力量捉捕到了这个人，因为他是唯一得以让战争继续，击溃敌人的人。这虽然仅是一则预言，但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进行心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按下一个按钮（答案跃然于屏幕）。这导致了年轻一代记忆力的萎缩。我的同事告诉我，现在很多年轻的大学生甚至不记得教授30分钟前究竟说了些什么，除非他们记了笔记。
语义记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偶发记忆来源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验。也有这种情况，人们记住了他们的语义记忆，却忘却了偶发记忆。比如他们知道谁是拿破仑，却没有关于自己母亲的任何记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可能跟大脑结构有关。
所以，我的书主要是借集体记忆的片段来唤醒个人记忆。《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有点反普鲁斯特，重新发现过去的意味，借外部事物，而不是内在记忆。
我们由时间构成，生活在时间之中。但我们却对时间没有准确的定义。生活在时间之中，我们就像一个运动员，想要往前跳，必须先后退几步。如果他不加速几步，就没法往前跳。海德格尔的概念中有三个“绽出”的时间性：过去、现在、未来。圣·奥古斯丁也说过这番话。没有记忆，就没有灵魂。我们拥有灵魂，才能想象未来。
“我们就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这是一句引述牛顿本人来纪念他的话，实际上出处可能更加古老，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可能是来自沙特尔的伯纳德（沙特尔学校校长、中世纪哲学家伯纳德）。这很有意思，因为来自中世纪，而中世纪被认为是从黑暗到创新的一个过渡时代，因为每个人必须对《启示录》完全诚服。
但在创新、科技不断更迭的今天，我们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来佯装。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却异常伪善的宣言：伟人们比我们更重要；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尊重所有的过去，但我们也可以在其中有所建树。当父辈们不再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的，并开始询问我们现在发生了哪些新鲜事的时候，他们便“死去了”。我记得我的父亲曾连着好几个晚上阅读我的毕业论文，那里头有很多拉丁语的引用他看不懂。那是关于托马斯·阿奎纳的哲学。他其实什么也没看懂，但还是坚持读完了我的论文。他不再向我叙述他的故事，而是反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他。
名单和条目总是让我欣喜不已，有没有一张清单有关记忆？当然，那是收集已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而不用被迫去组织它们。第一张清单发现于荷马的《伊利亚德》，诗人不知道这么描述希腊军舰的壮观和强大，所以他开始列举一系列船只。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得健忘症或帕金森病，记忆的容量也与日剧增。因此，记忆随着年纪退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当然前提是你身体健康，你能记住的就越多。我今天突然想起了很多我不曾回忆起来的童年往事。因此我们记忆的疆域在不断扩展，那些在我们儿时曾经被完全移除大脑表层的记忆。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特事件。我小时候从来不说方言，我父母都跟我说标准意大利语。当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说方言时，我也渐渐能听懂，但我之前从来不会说。现在我会流利地说方言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在晚年掌握了很多我年轻时候不曾学会的技能。我想：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将回忆起一切。】
《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2005年，新星出版社
“我们认为，基本可以说，开放性——可以理解为艺术信息的基本的含糊性——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作品的常数。有的画家或者小说家读过本书之后会拿着他们的作品问我们，这些作品是不是‘开放的作品’，对于这些人们我们只能以显然是强硬的争论的口气回答说，‘开放的作品’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事实上也许从来都不曾存在过。”
——摘自第5页
“每一件作品，从古代的岩画到小说《约婚夫妇》，都是向无限的品位开放的艺术品。”
————摘自第34页
《美的历史》，彭淮栋译，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某些希腊诗人吟咏的女性美，在后世某个时代才由画家与雕刻机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只要想想，下一个千年，火星人蓦然碰见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以及毕加索同时代的爱情故事里描写的美女，这位火星人将会何其诧异。”
——摘自第14页
“但我们的未来访客不会不发现另一件怪事。参观前卫艺术展览的人买他们无法理解的雕塑，参加‘偶发’艺术活动者依照时尚的正典穿着化妆。他们穿牛仔裤或名牌衣服，发型与化妆来自时尚杂志、电影、电视标榜的模型，也就是媒体提倡的模型。他们追随的美的理想，是商业消费世界提供的，而那是前卫艺术对抗逾五十年的世界。”
——摘自第418页
《丑的历史》，彭淮栋译，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谈艺术上的丑，我们要记住：至少从古希腊到近代，几乎所有美学理论都说,任何一种丑都能经由艺术上忠实、效果充分的呈现而化为神奇。”
——摘自第19页
《无限的清单》，彭淮栋译，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谈清单的书很少,而且为了审慎起见，它们都限制自己只处理以文字开列的清单，原因是，你非常不容易解释一张图像如何既呈现事物,又暗示所谓的‘不及备载’，好像这图像承认自己由于画框所限，无法处理那么多其他事物似的。此外，在卢浮宫，以及在这本书里，我的研究都必须像我像之前的《美的历史》和《丑的历史》那样附图呈现事物，然而研究的性质是视觉上的不及备载,和研究美、丑有其差异。”
——摘自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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