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亨利•米肖谈话录:洛特雷阿蒙曾使我着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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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肖谈话录
访谈者:罗贝尔•布雷雄
受访者:亨利•米肖
杨眉 / 译
在此文中,我遵照记忆尽可能地还原了与亨利•米肖交谈时摘录的话语。
我并不掩饰我背叛了他:依稀可见他的思想,找不到他的词,他的口语风格,他的节奏,他谈话的转弯抹角——既固执地朝向目标,又顺路闯入各种各样的领域。
然而一切值得记录。我想象一本爱克曼辑录的,揭示米肖这个人的书。
一、您怎样成了作家?
布雷雄:您是怎样成为作家的?您把文学看作职业吗?另外,您可曾面临选择职业的问题?
米 肖:我过去总是反对职业准则。到巴黎后,好多年我都缺钱。我住的都是小旅馆,吃一丁点儿,对我来说这过得去,因为我需求很少。就这样把大部分时光用于做梦,或者可以说用于无所事事,我过得很淡泊。有段时间以来我变了不少。当人细尝了生活……
我没法从事什么职业因为我没法长时间遵循别人制定的流程。不过,我曾在一些平庸岗位上勉强混过总共五、六年,在那些地方我也很平庸。
布雷雄:我谈到的职业,对很多人来说,是为自身存在辩护的途径,可以叫做无罪的证据,而在我看来一开始您需要摆脱挫败感。
米 肖:1914-18年那场战争之后(我没有参军,不像同龄的年轻人),上大学受挫之后,我曾以为,大概隐隐约约以为,借助远海航行,还有划独木舟在纳波河上漂流(那是亚马孙河的支流),在安第斯山脉登高探火山,我证实了自身的存在。我虐待自己。我驱策自己远足,但身体极不适应冒险。
二十二岁起,失败感将我笼罩。家人觉得我一事无成,老念叨这个。他们眼见我这水手归来,失业了。我没考上高校。我被移民地拒绝,被预备役军官学校开除,退役了。心动过速(大概神经性的)加上明显杂音,据诊断是心机能不全(此后心脏病学有所进展),禁止我费力、冒险。我不断回到“游手好闲”的状态,对我的父母,对那些要负担你的负责人来说,我总归是个恶梦。
动笔写作时(我到底下了决心),看到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视我的文本,在他们眼里这个有活力,我感到诧异。大概,文学对那时的我来说该是一种无罪的证据。过去很久了。很难言之凿凿。苏佩维埃尔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从未质疑过我的“文学的存在”,不管那多么细微,而我对此一贯惊奇。
不过可别相信事情解决了。如果有些人不再怀疑我,我仍旧得怀疑自己,确实,疑心减弱了。也不应该相信规律,特别在诗歌上。在想把写诗看作自家事的人的内心,诗守护着它的秘密。某天某种接触,也不晓得在自身何处,就荡然无存了。他不再是个诗人,而他还是最后一个察觉!
我感到能力不够,您瞧,不光自己的能力不够,也包括别人的。
用尽一生来察觉自己并非独创,从来不是,做不到,没人做到,不算为时过久。其实由他人的,众多他人的家具上的小破烂做成。
布雷雄:您是从哪一刻意识到自己成了作家的?
米 肖:年少时我没想当作家。到了十五岁,两个老师鼓励我,还有同学。八年后我才做了决定,还不情愿。我也曾想当修士,后来想当医生。我应该没能力学医,尽管有兴趣。研究,学习,就是接受,答应接受。我差得远。从此我心中有数了。
我的头几本书纯属习作。《厄瓜多尔》,缺乏技艺,让人吃惊。还有《我曾是谁》!还有《梦与腿》!随后,《我的领地》。我继续对自己说:很可能我就是所谓的庸碌之辈,但无论如何,总有些东西,哪怕少得可怜,是天分更高的人未能觉察而应该由我道出的,这些东西会触动甚至帮助那些和我一样不怎么成器的人。(而不是其他人。但愿他们别读我!)
可以说我接受了自己的一事无成。
从《毫毛》起,我的写作开始不同于描绘我的不适。一个人物浮现了。他身上有我的痛苦,我以此为乐。我可能从未如此近乎作家。但好景不长。我从土耳其回来,一到巴黎他就死了。在巴黎,我又故态复萌,对写作满腹狐疑起来。
卡夫卡有个乍一看颇惊人的想法,我记得在日记中,他说对于他,生活的本质是写作,一种和他的痛苦相处的更好方式吧。对我,不是。我总是犹豫要不要继续写。这是我渴望过的治愈,尽可能彻底地,为了知晓最终不可治愈之物。在《厄瓜多尔》中我写过我属于空洞。我愿填补空洞,为了结识无法被填补的人。
二、一种人文主义概念
布雷雄:我总感到奇怪的是,面对您的作品本可以期待某些人有所反应,但他们几乎绝口不谈。我特别想到萨特和他的团体。
米 肖:我不知道。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未来不一样。目前最让他感兴趣的,最让我局促不安。对他来说,政治激励他行动。而我,日复一日,令我气馁的是政治所带来的、掩我耳目的种种因素,在其中我只看见煽起一个臆测世界的纷争、未知数、疑点,一种跟预测背道而驰的事件动态的点彩画,从中我想知道的东西都被掩藏了;或者我自取其辱,随自己为这样那样的事件感到愤慨,而期待中的参考消息迟迟不来,要么来了大出意外的,要么就是完全模棱两可的。因此在我看来,政治就像这种情形下的科学那样,即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科学家都是不可信赖的,还有,一部分电化学、核物理、生物学被不明所以地设为机密,除了对属于玄奥组织的,说起来还庸俗不堪的某些人开放。
国家是人的一种漫画:大腹便便,浑身传奇。肚子要饕餮,可是还故作腼腆,掩盖食欲;传奇呢,激动人心(为了能忽视真正的问题)。我厌恶传奇。应该质疑所有衰朽的、成为传奇的东西。要诚实的话,就连法国若干年后也该换个名字,为了摆脱“法国”传奇。
另一方面,对人民,种族,他们的体格,他们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持久性,我敏于感受。在国外,我活在一种鬼魂附身般的状态,渴望融入其中,窥伺诸如身体、地理、气候及小气候的影响,我试图去探测和想象。但是国家的神经疾病,甚至发展危机,被执政者、玄奥的执政者或者往政府里钻营的人如此烹制而成,以致我感觉上当了,而我对此深恶痛绝。
我能感到与人类(即我们是人而非瞪羚)团结一致,胜过与一个依法治理的、政治联盟下的人的集体。
然而我梦想作用于人民的大胆行动,目前就说乌托邦吧。
三、您欣赏怎样的作家?
布雷雄:有一个我不愿早点儿提的问题;这是个记者的问题:您最欣赏怎样的作家?
米 肖:我希望像回答记者一样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没多大意思。我不寻求建立等级制度,我不会滞留在哪个喜欢过的作家那里。生活是营养。应该不断消耗……消耗。我们爱苹果,但我们把它消化。一个人亦然,我们从他汲取,还有人的作品;尤其是,我们一点点漂流,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被各自的水流卷走。
可是洛特雷阿蒙曾使我着了魔。以至于我不得不从他解脱出来。他曾让我不存在了。
布雷雄:他给过您怎样的影响呢?
米 肖:多亏他我才写作。直到那时,我还不是特别想写,也没胆量吧。当我读到《马尔多罗之歌》,知道了人可以写下并出版真正异乎寻常的自身的东西,我才想有我的用武之地。
那时二十三岁。那之前,我受过另一次震荡:埃内斯特•埃洛(Ernest Hello),通过他从拉丁语的翻译,我了解到吕斯布鲁克(Ruysbroek l’Admirable)和福利尼奥的安婕拉(Angèle de Foligno),译文出色,朴实,照我看来也很辛辣。我那时十五岁。我跑遍书店找他的书,在被占领的比利时简直找不到。他激励我,帮我甩掉了令我们学习的所有其他的作家。
但那是欣赏吗?重读时我会免不了尴尬。他的欠缺,他的云里雾里的骄傲所带来的对那么多事情的无知,现在对我来说赫然在目,可我不能否认存在过的。他那荒诞不经的苛求,想必曾让我视为兄弟。
布雷雄:您第一次读到卡夫卡时,还是印象深刻吧?
米 肖:当然。他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为他们的出生我们感谢人类。没有他,人性就缺了关键之物。很少有人被我这么说。不过谈及对我的影响,他来得有点晚了。
我读过的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变形记》,大概是西班牙语译文,在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西方评论》(Revista de Occidente)上刊登之后不久。哪一年,我记不清了。《致父亲的信》,比他所有别的文本更明显地,向我揭示了我们的起点多么不同,还有我们的为人处事多么不同。在这篇文章,况且是主要的文章中,没有不顺从,对此我感到惊讶,感到愤慨。
布雷雄:您读诗人吗?
米 肖:我主要读外民族的古代作品,其中诗歌还没有独立出来,即兴而成,不知究竟,那时候人还不曾为诗费心。我常常重读。也重读词典。较少重读法国诗人,不如说出于好奇心。我有造反精神,但绝对没有竞争精神。
布雷雄:我读到关于您近作的评论。我吃惊地看到他们面对您的作品胆怯到何种地步。我奇怪为什么。
米 肖:我呢,您对我要求太过了。我怎么会知道呢?莫非他们感觉到我们既在又不在同一条船上?局限在文学中,信仰单一的人应该会从我身上嗅出异端来;他们应该会觉察,尽管向极端处求索文学,此人致力于——在人们审视他的书的同时——走向别处。
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在《骚动的无限》中,超越常规的主题和印象让批评无从比较,丧失参考……置身于一块长久以来被诅咒的禁地。
(译自Henri Michaux, Oeuvres complètes III, Paris: Gallimard, pp.1459-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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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文中,我遵照记忆尽可能地还原了与亨利•米肖交谈时摘录的话语。
我并不掩饰我背叛了他:依稀可见他的思想,找不到他的词,他的口语风格,他的节奏,他谈话的转弯抹角——既固执地朝向目标,又顺路闯入各种各样的领域。
然而一切值得记录。我想象一本爱克曼辑录的,揭示米肖这个人的书。
一、您怎样成了作家?
布雷雄:您是怎样成为作家的?您把文学看作职业吗?另外,您可曾面临选择职业的问题?
米 肖:我过去总是反对职业准则。到巴黎后,好多年我都缺钱。我住的都是小旅馆,吃一丁点儿,对我来说这过得去,因为我需求很少。就这样把大部分时光用于做梦,或者可以说用于无所事事,我过得很淡泊。有段时间以来我变了不少。当人细尝了生活……
我没法从事什么职业因为我没法长时间遵循别人制定的流程。不过,我曾在一些平庸岗位上勉强混过总共五、六年,在那些地方我也很平庸。
布雷雄:我谈到的职业,对很多人来说,是为自身存在辩护的途径,可以叫做无罪的证据,而在我看来一开始您需要摆脱挫败感。
米 肖:1914-18年那场战争之后(我没有参军,不像同龄的年轻人),上大学受挫之后,我曾以为,大概隐隐约约以为,借助远海航行,还有划独木舟在纳波河上漂流(那是亚马孙河的支流),在安第斯山脉登高探火山,我证实了自身的存在。我虐待自己。我驱策自己远足,但身体极不适应冒险。
二十二岁起,失败感将我笼罩。家人觉得我一事无成,老念叨这个。他们眼见我这水手归来,失业了。我没考上高校。我被移民地拒绝,被预备役军官学校开除,退役了。心动过速(大概神经性的)加上明显杂音,据诊断是心机能不全(此后心脏病学有所进展),禁止我费力、冒险。我不断回到“游手好闲”的状态,对我的父母,对那些要负担你的负责人来说,我总归是个恶梦。
动笔写作时(我到底下了决心),看到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视我的文本,在他们眼里这个有活力,我感到诧异。大概,文学对那时的我来说该是一种无罪的证据。过去很久了。很难言之凿凿。苏佩维埃尔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从未质疑过我的“文学的存在”,不管那多么细微,而我对此一贯惊奇。
不过可别相信事情解决了。如果有些人不再怀疑我,我仍旧得怀疑自己,确实,疑心减弱了。也不应该相信规律,特别在诗歌上。在想把写诗看作自家事的人的内心,诗守护着它的秘密。某天某种接触,也不晓得在自身何处,就荡然无存了。他不再是个诗人,而他还是最后一个察觉!
我感到能力不够,您瞧,不光自己的能力不够,也包括别人的。
用尽一生来察觉自己并非独创,从来不是,做不到,没人做到,不算为时过久。其实由他人的,众多他人的家具上的小破烂做成。
布雷雄:您是从哪一刻意识到自己成了作家的?
米 肖:年少时我没想当作家。到了十五岁,两个老师鼓励我,还有同学。八年后我才做了决定,还不情愿。我也曾想当修士,后来想当医生。我应该没能力学医,尽管有兴趣。研究,学习,就是接受,答应接受。我差得远。从此我心中有数了。
我的头几本书纯属习作。《厄瓜多尔》,缺乏技艺,让人吃惊。还有《我曾是谁》!还有《梦与腿》!随后,《我的领地》。我继续对自己说:很可能我就是所谓的庸碌之辈,但无论如何,总有些东西,哪怕少得可怜,是天分更高的人未能觉察而应该由我道出的,这些东西会触动甚至帮助那些和我一样不怎么成器的人。(而不是其他人。但愿他们别读我!)
可以说我接受了自己的一事无成。
从《毫毛》起,我的写作开始不同于描绘我的不适。一个人物浮现了。他身上有我的痛苦,我以此为乐。我可能从未如此近乎作家。但好景不长。我从土耳其回来,一到巴黎他就死了。在巴黎,我又故态复萌,对写作满腹狐疑起来。
卡夫卡有个乍一看颇惊人的想法,我记得在日记中,他说对于他,生活的本质是写作,一种和他的痛苦相处的更好方式吧。对我,不是。我总是犹豫要不要继续写。这是我渴望过的治愈,尽可能彻底地,为了知晓最终不可治愈之物。在《厄瓜多尔》中我写过我属于空洞。我愿填补空洞,为了结识无法被填补的人。
二、一种人文主义概念
布雷雄:我总感到奇怪的是,面对您的作品本可以期待某些人有所反应,但他们几乎绝口不谈。我特别想到萨特和他的团体。
米 肖:我不知道。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未来不一样。目前最让他感兴趣的,最让我局促不安。对他来说,政治激励他行动。而我,日复一日,令我气馁的是政治所带来的、掩我耳目的种种因素,在其中我只看见煽起一个臆测世界的纷争、未知数、疑点,一种跟预测背道而驰的事件动态的点彩画,从中我想知道的东西都被掩藏了;或者我自取其辱,随自己为这样那样的事件感到愤慨,而期待中的参考消息迟迟不来,要么来了大出意外的,要么就是完全模棱两可的。因此在我看来,政治就像这种情形下的科学那样,即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科学家都是不可信赖的,还有,一部分电化学、核物理、生物学被不明所以地设为机密,除了对属于玄奥组织的,说起来还庸俗不堪的某些人开放。
国家是人的一种漫画:大腹便便,浑身传奇。肚子要饕餮,可是还故作腼腆,掩盖食欲;传奇呢,激动人心(为了能忽视真正的问题)。我厌恶传奇。应该质疑所有衰朽的、成为传奇的东西。要诚实的话,就连法国若干年后也该换个名字,为了摆脱“法国”传奇。
另一方面,对人民,种族,他们的体格,他们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持久性,我敏于感受。在国外,我活在一种鬼魂附身般的状态,渴望融入其中,窥伺诸如身体、地理、气候及小气候的影响,我试图去探测和想象。但是国家的神经疾病,甚至发展危机,被执政者、玄奥的执政者或者往政府里钻营的人如此烹制而成,以致我感觉上当了,而我对此深恶痛绝。
我能感到与人类(即我们是人而非瞪羚)团结一致,胜过与一个依法治理的、政治联盟下的人的集体。
然而我梦想作用于人民的大胆行动,目前就说乌托邦吧。
三、您欣赏怎样的作家?
布雷雄:有一个我不愿早点儿提的问题;这是个记者的问题:您最欣赏怎样的作家?
米 肖:我希望像回答记者一样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没多大意思。我不寻求建立等级制度,我不会滞留在哪个喜欢过的作家那里。生活是营养。应该不断消耗……消耗。我们爱苹果,但我们把它消化。一个人亦然,我们从他汲取,还有人的作品;尤其是,我们一点点漂流,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被各自的水流卷走。
可是洛特雷阿蒙曾使我着了魔。以至于我不得不从他解脱出来。他曾让我不存在了。
布雷雄:他给过您怎样的影响呢?
米 肖:多亏他我才写作。直到那时,我还不是特别想写,也没胆量吧。当我读到《马尔多罗之歌》,知道了人可以写下并出版真正异乎寻常的自身的东西,我才想有我的用武之地。
那时二十三岁。那之前,我受过另一次震荡:埃内斯特•埃洛(Ernest Hello),通过他从拉丁语的翻译,我了解到吕斯布鲁克(Ruysbroek l’Admirable)和福利尼奥的安婕拉(Angèle de Foligno),译文出色,朴实,照我看来也很辛辣。我那时十五岁。我跑遍书店找他的书,在被占领的比利时简直找不到。他激励我,帮我甩掉了令我们学习的所有其他的作家。
但那是欣赏吗?重读时我会免不了尴尬。他的欠缺,他的云里雾里的骄傲所带来的对那么多事情的无知,现在对我来说赫然在目,可我不能否认存在过的。他那荒诞不经的苛求,想必曾让我视为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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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肖:当然。他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为他们的出生我们感谢人类。没有他,人性就缺了关键之物。很少有人被我这么说。不过谈及对我的影响,他来得有点晚了。
我读过的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变形记》,大概是西班牙语译文,在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西方评论》(Revista de Occidente)上刊登之后不久。哪一年,我记不清了。《致父亲的信》,比他所有别的文本更明显地,向我揭示了我们的起点多么不同,还有我们的为人处事多么不同。在这篇文章,况且是主要的文章中,没有不顺从,对此我感到惊讶,感到愤慨。
布雷雄:您读诗人吗?
米 肖:我主要读外民族的古代作品,其中诗歌还没有独立出来,即兴而成,不知究竟,那时候人还不曾为诗费心。我常常重读。也重读词典。较少重读法国诗人,不如说出于好奇心。我有造反精神,但绝对没有竞争精神。
布雷雄:我读到关于您近作的评论。我吃惊地看到他们面对您的作品胆怯到何种地步。我奇怪为什么。
米 肖:我呢,您对我要求太过了。我怎么会知道呢?莫非他们感觉到我们既在又不在同一条船上?局限在文学中,信仰单一的人应该会从我身上嗅出异端来;他们应该会觉察,尽管向极端处求索文学,此人致力于——在人们审视他的书的同时——走向别处。
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在《骚动的无限》中,超越常规的主题和印象让批评无从比较,丧失参考……置身于一块长久以来被诅咒的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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